张玮
（安庆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安庆246001）
摘要：本文通过比较“悉多”原型故事和小说《高丽》故事情节的异同点，指出印度现代妇女在保有传统美德的同时，应加强女性的自主意识，培养独立能力，从而提高妇女地位，改善妇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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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悉多”；《罗摩衍那》；M.R.安纳德；《高丽》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4—0123—02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民族与文化认同——印度英语小说研究（1947—2010）（项目批号：13YJC752029）阶段性成果。英语国家特色专业（项目编号：TS12154）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3—11—20
作者简介：张玮（1971— ），女，安徽灵璧人。安庆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印度语言文学和印度文化，比较文学。
印度英语作家安纳德第一部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高丽》（Gauri）讲述了高丽被丈夫抛弃、被母亲转卖后勇敢抗争走出家门开创自己新生活的故事。高丽的遭遇与印度家喻户晓的“悉多”故事有着相似性，而她的最终结局却表现出印度新时代女性对独立、自主生活的追求。
一、“悉多”原型故事及其意义
在印度广为人知的“悉多”是史诗《罗摩衍那》中的女主人公。悉多随罗摩流放森林时，被十首魔王劫走。被救后，悉多被迫投火证明贞操时，被火神托出。罗摩回国登基为王，民间流言说悉多不算贞女，怀孕的悉多被遗弃。悉多得到蚁垤仙人的救护并生下孪生子。蚁垤让双生子弹唱《罗摩衍那》去见罗摩，辩明悉多的贞节。悉多被带回在大庭广众下证明贞操，地母从裂开的大地中出来带走悉多。
《罗摩衍那》“创造出永恒的神和被崇拜的英雄，他们具有鲜明的性格特色，被塑造成雕像，以歌颂赞美”。［1］广为流传的悉多故事起到了塑造印度妇女品格的作用，“妇女们热爱悉多，把她誉为坚贞的楷模和妇女道德的最高典范”。［2］作为女性，悉多“性格和婉容貌美丽”；［3］作为妻子，悉多体现出女性难得的勇敢和不畏艰苦，忠贞而忍辱负重。在史诗的影响下，悉多成为力量承载者和道德典范的象征，她身上所体现出的种种美好品德，成为印度人衡量、要求女性的标准，更成为塑造印度女性品格的模具，悉多是印度女性的代表。
悉多的故事也是印度妇女被压迫、被支配的写照。一直以来，她们呈现给世人的是在男性严格控制下的母亲、妻子形象。婚姻是印度妇女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家庭是她们活动的主要空间，“女子即使在家里也绝不可自作主张，女子必须幼年从父、成年从夫、夫死从子”。［4］男性对妇女有任意处置权，尽管悉多贵为公主，也因被怀疑不贞而遭受抛弃。而其他印度妇女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就更可想而知了。
二、“悉多”原型故事的现代延续和解构
《高丽》被认为是对“悉多”原型故事的再现，但安纳德为自己的女主人公安排了不同的结局，他的“高丽”是“悉多”原型的现代延续，也是对“悉多”式女性命运的解构。
小说写高丽嫁给农民潘奇，但却和他家人关系不好。持续的干旱让生活更加艰难，怀孕的高丽被赶回娘家。高丽被母亲卖给城里一个鳏夫店主。店主把生病的高丽送到医生诊所看病，在医生的帮助下，高丽摆脱了店主并留在诊所学习做护士。高丽又被母亲送回潘奇家，村里人议论她的贞洁，潘奇和高丽为此吵了起来。高丽决定离开，再到医生的诊所做护士。读者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高丽与悉多故事的相似性，在人物性格上，高丽继承了悉多的善良、温顺、吃苦耐劳等诸多品格；在故事情节上，高丽同样也经历了悉多式的“被弃”、“被掳”和“被助”等遭遇。但这些看似相同的情节，却出于不同的时代原因。
（一）被弃。高丽和悉多最终都被丈夫抛弃，离开了家庭。与悉多相比，现代女性高丽身上承载着更多的压力和负担。悉多两次被弃，都是因为罗摩和众人怀疑她的贞洁，因为世人对女人贞洁的规定性。而高丽两次被弃的原因要复杂得多。首先，高丽自结婚以来就没有得到潘奇婶婶的认同。自幼父母双亡的潘奇被婶婶抚养长大，婶婶在家庭中的地位就如同高丽的婆婆，像绝大多数的印度婆媳一样，高丽和婶婶也是不和的。其次，由于旱情更加剧了生活贫困，潘奇害怕即将出生的孩子会加重家庭负担而赶走高丽。当高丽也被怀疑不贞而第二次被抛弃时，作者似乎在说明，不管是哪个时代，女性最终会因性别身份的规定性而被男性社会接受或拒绝，这是高丽和悉多遭遇的相似性，也是几千年来印度妇女命运的写照。悉多和高丽被弃的原因在本质上来说，是女性被男性支配的地位所致，高丽仍然是几千年后的“悉多”。
（二）被掳。十首魔王贪婪悉多的美貌而劫走她，悉多的“被掳”是男性利用性别优势的暴力劫持，也是男性对女性支配地位的极端表现。确切地说，高丽是被母亲“贩卖”给别的男人。一方面，母亲害怕高丽成为自己的负担，另一方面，她也想卖掉高丽换点钱维持自己的生活，保住自己赖以为生的牛。悉多和高丽都被迫在另一个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身边/家庭生活，除了男性对女性的性别压迫/渴求之外，在高丽身上还出现了女性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高丽和悉多虽然生活在不同时期的印度，在被掳这个相似的遭遇中，两个柔弱女子都只能采取逆来顺受的方式来应对外部强大的恶势力。
（三）被助。“悉多”原型故事并不是完全地被复制于现代女性高丽的身上，高丽的命运在“被助”的环节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对印度传统史诗故事的解构，也是对印度传统女性命运的改写，更是“悉多”式印度女性在现代社会里的选择。
悉多的三次救助者都是具有超能力的仙人。从被火神从火里托出，到被蚁垤仙人救助，直至得到地母的帮助，悉多除了恳请、吁求、期待被证明、被救助之外，她自身是无所作为、无能为力的。被弃后，悉多只能期待罗摩了解情况后可以再回到他身边，她的等待是被动的。然而，高丽的被救就积极主动得多，也更有实效性。高丽利用医生上门看病的机会，恳请医生帮助，被救后，她留在医生的诊所里并积极学习护理知识。如果说医生的救助是外力帮忙的话，那么高丽学习新技能则是主动的自我救助，这种自我救助最终成为她离家出走的保证。相较于悉多将儿子作为引起丈夫注意和回心转意的工具，即将出生的孩子却是高丽离家追求新生活的动力，与传统妇女对儿子的依赖不同，高丽通过工作养活孩子并被孩子所依靠。
三、高丽故事—“悉多”原型故事的现代意义
《高丽》是印度独立后妇女身份、地位变化的文学表现。独立后，印度政府所面临的众多矛盾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矛盾就是消除性别歧视。印度宪法辟有专章要求应同样保障男女公民都享有适当经济手段，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等。同时，政府在教育方面对女性特别关注。在国家机器的保证下实施种种政策手段，增强妇女争取更多权益的信心，也确实改善了妇女的处境。“妇女担负抚养和教育下一代的重要任务，是印度优秀文化和价值观的重要传承者”。［5］妇女处境的改变和地位的提高，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印度传统文化得以继承的保障。《高丽》的出现，是作家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和总结。安纳德用传统故事赋予传统以时代意义，一方面，作家用类比法重新讲述了生活的常态面，表现了根植于其中的印度传统文化的共性；另一方面，作者通过对史诗故事的改写，表现了印度现代社会中女性问题的复杂性、悲剧性，通过新的故事凸显生活的压抑面。安纳德让高丽一改悉多的谦卑女性形象，宁愿打破古老传统的局限，也不愿意生活在对自己极度不信任的丈夫所给予的耻辱之中，她的出走保留了身为女性、妻子和母亲的尊严，她是美德、力量和贞洁的象征。高丽选择了一条需要勇气和信心的道路，她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纯洁和勇敢的高丽成为印度英语小说中值得记住的一个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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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诺斯洛普·弗莱著.王逢振等译.批评之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季羡林，刘安武编.印度两大史诗评论汇编［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3］季羡林等译.罗摩衍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4］蒋忠新译.摩奴法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5］林承节.印度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