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广东广州510990）
摘要：《竹林中》是日本近代文坛短篇小说巨匠芥川龙之介的代表作之一。由于其内部所涉案情细节的不明确，历来备受评论家关注。本文拟从现象学文论的视角出发，探索此作品的创作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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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芥川龙之介；《竹林中》；意向性；指向性；人性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7—0115—02
收稿日期：2014—01—18
作者简介：李治（1985— ），女，山东泰安人。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外语系，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日本近现代文学。
一、《竹林中》之谜
《竹林中》是芥川龙之介于大正11年1月发表在《新潮》上的一部短篇小说。
小说自发表之日起就获得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比如坚持“多襄丸行凶杀人”观点的福田恒存，认为“真砂是凶手”的大里恭三郎，还有提出“武弘是凶手”的大冈升平等。各评论家都在自己的论证中指出了独到的推理过程。另外，还有不屑于讨论谁是真凶的。柄谷行人就指出“由于作者创作的半途而废，使《竹林中》成为一部含混不清之作”；中村光夫则对该小说的主题进行了分析，指出其结构存在缺陷，同时提出芥川本身在认识上就有缺陷。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该小说“对同一情况建构了三个不同的剧本。由此可见芥川的怀疑论：对真理绝对性的绝望，将作者对于真理的深切怀疑故事化了”。
本文拟借用现象学术语“意向性”一词展开分析，试图探寻作品深处隐含的意义。
二、叙事的矛盾
“意向性”是 20世纪现象学文论中至关重要的概念。它指的是“一切意识都是对某物的意识”，关键在其指向性或关联性。指向性就是意识总是指向某种对象，总是对某人或某物的认识。文学是纯粹意向性的客体。文学作品不仅是作者纯粹意向化的客体，也是读者意向化的客体。作品的意义、价值通过读者的阅读得到体现或实现。罗曼·英加登认为，文学既非物理主义所说的是一堆印刷符号的复合，也非心理主义所说的是作者或读者的心理体验的结果。文学是作者创造的没有现实对应物的意向性客体；作者的创造与其意向对象构成意向性指向关系。所以，作品是纯粹的意向性客体。就《竹林中》描述的案件来说，它是芥川意向中的客体，并不是实际存在的“武士武弘死亡案”。众所周知，该小说取材于《今昔物语集》29卷—23话“具妻行丹波国，于大江被缚语”。显然，作为改编而产生的文学作品，《竹林中》使得其作者芥川和该作品所描述的案件构成明显地具备双重意向性的指向关系：一是作为作者的芥川，二是作为读者的芥川。
那么，双重指向性是以何种状态存在的呢？我们不妨借用接受美学文论家G·格林在《接受美学研究概论》中总结出的文本与读者交流模式来说明。他把作品（S）的意义结构分为两极：作者赋予的意义（A），接受者领会并赋予的意义（R），于是，有公式I：S=A+R，它指的是由于接受者的情况不同，对作品的理解不同；作品A是不变的恒量，读者R是流动的变量，于是，有公式Ⅱ：S=（O-A）+R，由于R的文化修养、审美观不同，对作品的意义的理解不同，作品的解释更是多样；公式Ⅲ：S=（O-A）+R；于是又有公式Ⅳ：S≈R。它意味着作品的意义主要是读者赋予的。研究者与批评家所谓的研究与批评更为符合原作的意义，实质上都是在发表他们自己对于原作的理解。据此，我们可认为围绕同一个事件展开的“追凶论证”的不同结果既是“读者”芥川赋予的，也是除芥川之外的读者（这里指的是该作品的评论家和研究者）赋予的。
于是，我们便可以理解福田恒存的一段评论：“三段叙述作为事实是相互矛盾的，可倘若不把这三段叙述当成事实，而作为三人各自心中所认为的心理上的事实来解释的话，这种矛盾是不是反而起到了强调主题的作用呢？读者在思考产生三种心理事实的原因的同时得出了一个自己认为合理的解释，在寻找凶手的过程中自然就出现了理解的多样化。”这里要明确的是作为“读者”的芥川也参与了“思考产生三种心理事实的原因的同时得出了一个自己认为合理的解释”这一行为。也就是说，这不是由于作者半途而废导致的，而是具备双重身份的芥川有意而为之。那么，芥川之“意”又在何处呢？
三、芥川之“意”
竹内真曾给予该作品这样的评价：“心理剖析极为细致，从这一点来看，这部作品堪称大正完成时期的代表作。”从类似观点而言，我们可以认为《竹林中》是一部另类的心理小说。通过不同的人物视角展开的叙述其实都是作为双重身份的芥川有意而为之的。看似含混不清、没有清楚地指出真相，其实，所谓“真相”已然被作为“读者”的芥川创造出来了。只是它不是具象的一个点或一个结论，而是作为一种意向性的指向性而存在。为了明确这一点，我们需要再次研究主要涉案人员的话语。三人的叙述在次要问题上不构成矛盾，对强盗多襄丸奸污真砂一事件也是非常明确，而对武弘的死因描述则互相矛盾。根据王向远在《东方文学史通论》中的论述，强盗多襄丸为满足私欲，公然强奸杀人，并供认不讳。相比起来，那女人和武士则掩盖了自己的私欲和隐衷。
在此，笔者比较认同以上关于三人的心理分析。首先，强盗多襄丸的叙述是否属实姑且不论，他由于私欲在武弘面前强奸了其妻子真砂这一事实也已暴露出他下流无耻的本性。另外，他还口口声声强调自己不是因为色情的念头才占有了真砂，所以，并不算是作恶。杀死武弘也是正当决斗的结果，一样算不上残酷，可见，多襄丸根本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恶人，他已经自私到了极点。接下来再看真砂。根据真砂的描述，她是在被多襄丸奸污之后看到丈夫轻蔑的眼神时，才产生了和丈夫同归于尽的念头。然而，当时武弘的嘴里塞满了落叶，根本不能开口，仅仅通过一个眼神，真的能看得出他的冷酷吗？所谓忍受不了丈夫冷酷轻蔑的眼神才决定一起殉情，不过是粉饰真砂杀死丈夫真正目的的托词而已。“说到底就是为了除掉自己生活中的不愉快的部分而不惜夺走别人的生命”。剩下的就是死者武弘。可是，倘若最初他没有贪图多襄丸所说的所谓古坟里挖出的古镜、刀剑等，他也根本不可能被害。这里，我们可以借用福田恒存的观点：《竹林中》所谓“事实”的相互矛盾，其实是由当事人在叙述时“自我剧化”（即在叙述时把自己作为故事的主角）的结果。柄谷行人接着指出：这种“自我剧化”并不受当事人意识的支配，是他们的“无意识”行为。这种“无意识”，究其根底其实就是深藏在多襄丸等人心中的“恶”。这正是具有双重身份的芥川为我们创造了这样一部谜一样的作品的用意所在，他要揭露人性的丑恶。所以，芥川是在一场“自我剧化”的叙述中，通过所谓涉案要员的“自我剧化”言说着人性的丑恶。说回公式Ⅳ：S≈R，当作为读者的芥川有意而为之，使作品成为一部悬案时，那么该作品或者文本本身一定披着谜一样的外衣。但里面却包含着意向性带来的确定的指向性——人性的丑恶，并不仅仅是多襄丸类型的，还有真砂、武士武弘类型的。当这些丑恶碰撞在一起时，无论如何言说，最终得到的都是死亡的恶果。
四、结语
芥川写这部作品不是为了让读者探寻死亡案的真凶，而是让读者在探寻的过程中寻找意义的显现。这正是海德格尔所主张的“放弃以往的思想，而去规定思的事情”。真正优秀的小说并不在于它教给了读者什么，而在于它赋予了读者思考和参与到作品中的自由。作品中没有明确指出杀人凶手是谁，因而读者能够永不厌倦地反复阅读。这正是得益于作者在作品中布置的绝妙且富有平衡感的策略。由于这个策略的成功，小说才能永不褪色地一直到现在都为人所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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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福田恒存.芥川龙之介研究［M］.东京：新潮社，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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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向远.东方文学史通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5］郑树森.现象学与当代美国批评［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
［6］叶渭渠.芥川龙之介作品集［M］.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