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作华
（兰州文理学院图书馆，甘肃兰州730000）
摘要：《四库全书》的庋藏是一项关系到其能否流传久远的重要任务。乾隆皇帝对此非常重视，他多次颁发谕旨，命令按照天一阁规制建立七阁，钦定七阁之名，规定七阁机制，并且亲自监督《四库全书》的装潢和送藏。因此，《四库全书》的庋藏是根据乾隆皇帝的旨意进行的，乾隆皇帝为《四库全书》的收藏、保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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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乾隆；四库全书；庋藏；七阁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4)10-0126-03
对于书籍而言，能否嘉惠艺林，启牖后学，主要看其能否保存完好，流传后世。因此，书籍的庋藏和保存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纵观历代皇朝，或指定专门场地，或建造藏书楼用以贮藏典籍。汉时兰台、东观；唐代集贤书院；宋代昭文馆、崇文院；明朝文渊阁、皇史宬等，都是颇负盛名的藏书之所。《四库全书》卷帙浩繁，堪称史上最大规模的一部丛书，每部包含10，254种、卷数达172，860卷之巨，如何妥善庋藏，显得尤为重要。乾隆皇帝作为纂修《四库全书》的最高统帅，对此自然十分重视，多次颁发圣谕，亲自指导《四库全书》的庋藏，命令按照天一阁规制建造七阁，钦定七阁之名，制定七阁管理办法，决策书籍的装潢及送藏等。
一、乾隆皇帝谕令按照天一阁规制建造七阁
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皇帝谕令开始纂修《四库全书》；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皇帝颁发圣谕，筹划《四库全书》的保存、庋藏等问题，“书之成，虽尚需时日，而贮书之所，则不可不宿构”。在当时，计划《四库全书》纂修完竣之后抄写四部，以其巨大的规模，每部全书的卷数都相当可观，非普通场所可存贮，因此，要将其妥善收藏、保存，必须建造藏书楼。
浙江宁波天一阁，是范懋柱的藏书楼。其建造纯用砖甃，不畏火烛，自明代相传至今，完好无损。乾隆皇帝听闻之后，便于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颁发圣谕，派杭州织造寅著前往天一阁进行详细考察：“著传谕寅著亲往该处，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是否专用砖石，不用木植，并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察，烫成准样，开明丈尺呈览。”
（一）谕令建造内廷四阁
经过对天一阁进行实地考察，发现天一阁的建造、格式、布局的确精妙，美观且实用，适合存贮书籍。于是，乾隆皇帝便下令仿照天一阁的建筑形制，建造四座藏书阁，即文津阁、文源阁、文渊阁、文溯阁，用来收藏、保存《四库全书》。因四阁皆位于宫廷禁地和皇家园林，称之为内廷四阁。
根据乾隆皇帝的谕令，内廷四阁相继动工兴建。乾隆三十九年(1774)，文津阁和文源阁开始动工，第二年夏两阁建成；文渊阁的建设也紧随其后，于乾隆四十年开始建造，一年后完成；文溯阁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开始兴建，次年完工。这四座藏书阁，都是仿照了天一阁建筑形制，一方面有园林景观的观赏性，另一方面有藏书之所的实用性，兼而有之，一举两得。
乾隆皇帝为内廷四阁撰写记文。乾隆皇帝分别撰写了《文渊阁记》《文津阁记》《文源阁记》《文溯阁记》以表示他对建造藏书阁的重视。在记文中，他叙述了纂修《四库全书》的缘由、期望；记载了建阁藏书的起因和经过，并将记文刻石立碑，立于四阁之前，以表示其慎重和推崇之意。
内廷四阁的建立为贮存《四库全书》提供了藏书之所。第一部《四库全书》纂修完毕之后，送藏文渊阁，乾隆皇帝令总校官陆费墀负责装函上架事宜，乾隆四十七年送藏完毕；第二部《四库全书》送藏文溯阁，乾隆四十八年五月基本贮藏完毕；第三部《四库全书》贮藏在文源阁，乾隆四十九年庋藏完成；第四部《四库全书》收藏保存在文津阁，于乾隆五十年存贮完成。
（二）谕令建造江浙三阁
内廷四阁皆位于北方，这与乾隆皇帝纂修《四库全书》嘉惠士林的目的不符，因此，为了将《四库全书》的传播范围扩大至南方，乾隆皇帝颁发圣谕，命令在江浙地区建造三座藏书阁：在镇江建立文宗阁，在扬州兴建文汇阁，在杭州建造文澜阁。因三阁均位于江浙地区，故称之为“江浙三阁”。
镇江文宗阁于乾隆四十四年首先建成，当时《四库全书》尚未缮录完竣，于是就先贮藏一部《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四十五年，扬州文汇阁完工，也存《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御书楼在御花园中，园之正殿名大观堂，搂在大观堂之旁，恭贮钦定《图书集成》全部，赐名文汇阁，并‘东壁流辉’匾”。文宗阁、文汇阁都收藏了一部《古今图书集成》，此外尚有空间和书格，可供将来收藏、存贮《四库全书》。乾隆皇帝还担心书格不够，专门派陈辉祖、依龄阿、盛住等前往查看，如果书格不够则再进行添补，所需工费由两淮商人捐办。
文澜阁于乾隆四十七年开始建造，次年年底完工，其建造过程还颇费了一番周折。最初，乾隆皇帝选定的文澜阁地址位于杭州圣因寺后面的玉兰堂，计划将玉兰堂进行改建、安装书格以存放《四库全书》。但经过实地勘查，发现“玉兰堂逼近山根，地势潮湿，难以藏书”，而在玉兰堂的东边不远处，还有一个藏书堂，当时是存放《古今图书集成》的地方，并且藏书堂后面有一片宽阔的空地，可以进行改建。最终，乾隆皇帝命令利用藏书堂及其后空地改建文澜阁。文澜阁建成之后，成为当地最著名的藏书之所。
江浙三阁不仅为贮藏《四库全书》提供了场所，并且为江南士子们提供了阅览全书的地方。根据乾隆皇帝的旨意，为了使《四库全书》能够嘉惠士林，得到充分利用，江浙三阁内的书籍可供江南士子们阅览、抄录、传阅。这样，江浙三阁实际上成为图书传播中心，有着现代图书馆的阅览功能。
阁是一座坐北朝南的藏书楼，分乾隆皇帝谕令按照天一阁规制建造四库七阁，是明智之举。天一为上下两层，是典型的重檐硬山顶建筑。楼前有天一池，池水与月湖相通，终年不干涸。仿照天一阁建筑形制，四库七阁基本上也是重檐硬山顶建筑。藏书阁旁边是水池，池中之水与藏书阁之外的活水相连，这样可使池水终年不竭，以备防火之用。七阁建筑形制均具有防潮、防火的实用功能，用于庋藏《四库全书》实属乾隆皇帝精心之作。
二、乾隆皇帝钦定七阁之名
乾隆皇帝亲自为七阁命名。七阁之名都颇有深意和讲究，特别是内廷四阁名字的由来更是别具含义，除了位于宫中的文渊阁的名字是源自明朝时期的旧称，文源阁、文津阁、文溯阁的名字都是乾隆皇帝御赐而得。
内廷四阁文渊、文源、文津、文溯的名字里面都有“文”，都从“水”。为何冠之以“文”？乾隆皇帝对此解释道：“文之时义大矣哉！以经世，以载道，以立言，以牖民，自开辟以至于今，所谓天之未丧斯文也。”为何从“水”？也是跟随天一阁命名取“天一生水”之意，以水喻文。正如乾隆皇帝自己所说：“四阁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义者，盖取范氏天一阁之为。”
乾隆皇帝还认为经、史、子、集与水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认为：经为文之源，史为文之流，子是文之支，集乃文之派。“派”“支”“流”，都从源头分开，这正寓意了集、子、史皆自经而出。真是奇妙绝伦的联系与寓意。
另外，乾隆认为“渊”、“源”、“津”、“溯”四字之间也有内在联系。他说道：“盖渊即源也，有源必有流，支派于是乎分焉。欲从支派寻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弗知津，则蹑迷途而失正路，断港之讥，有弗免矣。”…而文溯阁更是有溯本求源、后世子孙不忘祖宗创业艰难之深意。
同样，江浙三阁即文汇、文宗、文澜的名字也是御赐而得。名字里面也都有“文”，文汇阁、文澜阁与内廷四阁相同，以水立名，独文宗阁的“宗”字看似不从水，实则有江河朝宗于海之意，就像清代画家张崟所言：“案四库七阁名字均取水旁，虽镇江文宗，外似独异，而细籀其涵意，则固寓江河朝宗于海之意。”与内廷四阁联合起来，南北呼应，成为庋藏《四库全书》闻名遐迩的七阁。
三、乾隆皇帝规定阁中机制
七阁建立之后，每个阁内书籍都需要进行排架、安置、点验、曝晒等工作，这就需要一定的管理人员。阁内的管理人员如何建置、设立哪些岗位、每个岗位需要多少人员编制，这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乾隆皇帝对阁内的管理机构设置、人员构成、工作职责，都亲自做了规定。
（一）谕令仿宋朝建制建立阁中机制
最初，文渊阁的管理由大学士兼职，但随着全书的缮录完毕以及庋藏事务的增加，必须设立专门的掌管人员，以落实各项管理工作。于是乾隆皇帝下令仿照宋朝建制建立阁中机制。首先，设立文渊阁领阁事掌握全阁事务，为最高官职；其次，设直阁事，协助领阁事一起掌管；其下再设校理，主要负责管理注册点验、曝晒书籍等事务，“所有阁中书籍，按时检曝，虽责之内府官属，而一切职掌则领阁事以下各任之，于内阁翰詹衙门内兼用”。
（二）规定各级官职的人员构成
阁中机制已定，对每个级别的官职设立多少编制等具体事宜，乾隆皇也做了安排。他命令大学士与吏部、翰林院商议之后，列出名单上奏，最终由他亲自裁定。经过多方协商，最终确定：设立文渊阁领阁事一职，统管全局事务，编制两名，规定由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以及翰林院掌院学士担任；设置文渊阁直阁士官职，编制人员为六名，限定由内班出身的满詹事、少詹事、读讲学士、汉詹事、少詹事、读讲学士等担任，掌管典守厘辑事宜；设置文渊阁校理职位，编制十六名，限定由内班出身的满庶子、读讲、洗马、中赞、编检、汉庶子、读讲、洗马、中赞、修撰、编检及由科甲出身的内阁侍读等担任，分管注册点验事务。
（三）谕令设立提举阁事
职责不明，就会导致工作无人负责。虽然阁中机制及人员编制都已经设立，但每个官员的职责并不明确，对于阁中事务竟然相互推诿，导致曝晒书籍、插架归函等各项工作难以进行。乾隆皇帝于五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专下谕旨：“著交提举阁事一人专为管理，其领阁、直阁、校理、检阅等官，俱作为兼充虚衔，不必办理本阁事务。”乾隆皇帝谕令设置提举阁事职位，由其统筹管理，专人专管，职责明确，使其不能将工作推给别人，杜绝了相互推诿的不良现象，使各项事务得以及时处理。
四、乾隆皇帝决策全书的装潢
《四库全书》纂修完毕，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对它进行装帧，封面怎样设计，采用哪种函套、书匣等等。乾隆皇帝对此也进行了指导和决策。
根据乾隆皇帝的旨意，《四库全书》的书册封面设计采取分色装潢法，装订形式则采用包背装。分色装潢法即封面采用不同的颜色进行装帧。具体来说，就是将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对应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春夏秋冬四季对应不同的四种颜色，从而将《四库全书》的经、史、子、集四部以不同颜色的丝绢作为封面。最终《四库全书》装帧方案为：经部书籍封面采用的是绿色，史部书籍采用红色，子部书籍采用月白色，集部书籍采用灰黑色。分色装潢的方法不仅使书籍便于识别，同时也方便读者查阅。包背装是一种图书装订形式，具体方法是将书页背对背正折，版心向外，将书页的两边粘贴在书脊上，再用纸捻装订，最后用书衣将书册整体包裹。《四库全书》采用包背装，不仅经久耐用，并且外形美观大方，实为最佳之选。
《四库全书》采用楠木制作函套。最初，乾隆皇帝不主张使用函套来放置《四库全书》，计划实行散贮。他说：“书册以分四色装订，检阅既便，散贮亦堪经久，不必更加外函，以免浆气致蠹。”后来，乾隆皇帝也意识到单本书册不利于保存，将书册装入函套才是正确的，于是同意使用函套，并且命令采用楠木制作。最终，根据乾隆皇帝的圣谕，《四库全书》采用楠木制作函套。书籍装入楠木函套，防虫蛀，防潮湿，有利于书籍的长期保存。
综上所述，乾隆皇帝重视《四库全书》的庋藏，屡发谕旨，亲自决策庋藏事宜。从七阁的建造、命名到阁内人员的设置、调配以及全书的装潢和送藏，乾隆皇帝均亲自过问。在乾隆皇帝的决策之下，《四库全书》有了完美的藏书之所，内廷四阁和江浙三阁，七阁分布全国南北各地，不仅有利于《四库全书》的保存、保护，还有利于《四库全书》的利用、流传；有了管理人员，领阁，提举、直阁、校理、检阅等官，各级管理人员各司其职，有人负责验收，有人负责插架，有人负责曝晒等，使全书的庋藏事宜得以有序顺利地进行；有了函套、书匣等保护措施，使《四库全书》得到了当时条件下最好的保护。由此可知，乾隆皇帝对《四库全书》的庋藏事宜非常重视，他事无巨细，亲自把关，并且有着明确的指示、正确的决策，因此，他对《四库全书》的庋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为其保护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