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玲
（平顶山学院公共外语教学部，河南平顶山467000）
摘要：翻译是一种语言交际活动和语境化的过程，应将翻译视为一种文化现实，从接受方文化和接受情境的角度出发，使翻译更为客观。《论语》这一具有丰富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的经典名著，虽然本身不过万余字，但对于一个外国读者来说，其深刻含义却是很难理解的。要让外国读者了解孔子、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就要基于语境化来进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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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语境化；《论语》；翻译；孔子
DOI：10.16083/j.cnki.22-1296/g4.2015.03.056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3—0123—02
本文系平顶山学院2014年度青年基金项目“《论语》疑难句的语内和语际翻译模式研究”阶段研究成果（立项编号为PXY-QNJJ-2014017）和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中原文化对外传播及翻译策略研究”（立项编号为132400410692）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4—10—10
作者简介：周玲（1983— ），女，河南固始人。平顶山学院公共外语教学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教学法。
《论语》是我国传统的文化经典，对它的翻译比较特殊，译者要动态地调动、利用、营造语境以获取意义和传递经典内容，要基于语境化角度来考虑如何进行翻译。
一、《论语》翻译的特殊性分析
《论语》是了解中国文化的登堂之阶，是我国对外传播传统文化和外国引入传统文化的必译之书。《论语》集中体现了我国古典文化的精髓，其翻译与其他文本经典大有不同。
（一）《论语》文本的特殊性分析
文本是翻译的对象，而《论语》这种文化经典著作更是文本中的特殊群体，其文本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语言文字特殊和文本权威不稳定两方面。一是语言文字的特殊性。古汉语的信息浓缩度相对较高，语法具有多功能性，同一个字可兼做名词、动词或形容词，词性的相互转化导致译者不易准确地进行翻译，词汇还没有时态和数的变化。汉字词性的不固定令译者十分头疼，其可在句中的任何位置充当句子的任何成分表达多种意思。但译者要面对的最大难题还在于句读，现存的古书中虽然出现了一些标点符号，但古代经典文学著作中一般没有标点符号，断句不同导致文意也会殊异，译者要如何进行断句并得出合理的意义，这也需要通过语境理解来实现。二是文本权威的不稳定性。《论语》早期的流传主要是靠口耳相传或手抄传送，这两种传播方式都会导致语言措词的失误，传抄过程中容易产生大量的同音替代、形近替代、脱文、篡改等，无法确定文本的权威，翻译起来就有一定的难度。
（二）《论语》阐释的间接性分析
译者应与文本进行直接的对话和交流，但《论语》的译者是无法直接用己之“意”来推测文本之“志”的，或多或少会借鉴别的参考译本。通常国人读《论语》都会进行标注，通过注本与《论语》对话，这种阐释是译者通过第三者过滤的，并非是直接性的，不是自己的思想与文本视域的融合。对意义的阐释是一个语境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翻译必然会受到注本的影响，注本是译者们公认的权威，对翻译人员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论语》的语境分析
语境对挖掘文本意义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中才能准确地辨别话语的意义。《论语》描述了特定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事件，孔子所言在当时是应事、应景，有感而发，并由其弟子记述下最精华的部分。孔子因问题不同进行了不同的回答，而《论语》中仅有“子游问孝”等简短记录，会话情境的缺失必然影响人们的理解。译者要对《论语》进行语意分析，就不得不在其他经籍中寻找语境，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文本，把难以理解的语句置于特定的环境中，找出内在的关联性。但会话的语境不可复现，历史语境无法逆转，给翻译语句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二、《论语》翻译中的语境化阐释
《论语》的语境化阐释是不断取消和修正的过程。这是由经典文本的开放性和语境的动态性引起的，经过一次次的阐释，译者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变化，其思维模式也会发生变化。译者的语境化阐释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文本语境的认知和谐。译者要确保翻译的特定句意不会与其他内容矛盾，能真正融为一体。比如“君子不器”，有的译者将其直译为the gentleman is not a vessel，将“器”理解为各适其用的器皿，并引申为具有专门技能的人，“君子不器”就是指君子不一定是专业人士。译者认为这种解读与其他辅本的解读是一致的，他们从主观上试图寻找认知和谐，但因其知识结构和认知能力不同，对同一句话有不同的认识。同样是这句话，有的译者从历史、文化语境角度出发进行了不同的阐释，将“器”当做名词，译为a gentleman does not act?as?a?pot。译者不仅要使自身的认知和谐，还要通过译文向读者输入这种认知，使他们也能实现认知和谐。
二是历史、文化和科学的认知和谐。译者在翻译《论语》的过程中，不仅要求文本的和谐一致，还不能违背常识及历史、文化、科学知识。当译者违背了自己所了解的知识，会感到认知不协调，就会探究合理的解释来消除不协调。如《乡党第十》中有一句话：“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大部分译者将其译为half as long again as a man’s height，但有些译者认为从常识角度来看，睡衣的长度是不合理的，为了寻求和谐，对“身长”进行阐释，认为“身长”可指从头到脚的距离，还可指头到腰的距离，以后者为标准来计算，“长一身有半”，相当于及膝，该句则应译为his nightgown is of knee length。对于古代典籍的阐释，大部分译者都会从历史和文化语境角度出发，但很少有人涉及科学知识语境。其实，在阐释文本的过程中，科学知识语境也起到了重要的参照作用。译者如果对古代科技知识有所了解，对《论语》的翻译就必然会更精准。比如，《尧曰二十》讲了尧、舜、禹的禅让仪式，舜曰：“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朱熹曾注释：“中者，无过不及之名。”后人大多赞同此观点并沿用，以“中”作“中庸”解。因此，许多大家都将其译为the due Mean，the true middle course of right，the Middle Way。这是由于大部分译者受到传统注家的影响来构建知识图式，但从科学知识语境考虑，古代人们是依据日影来计算历法的，“中”字是测日影工具的象形，可视为日晷之象形。
三是句法结构的认知和谐。汉语是以意合为主的语言，相比西方语言还是严谨不足。比如，《论语》中曾子曰：“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这句话有不同的译本，有些译者认为曾子要分别从三件事上进行自省，有些译者认为是要每日自省三次。从词语意义和逻辑性上，这两种说法都是合理的。大部分西方译者认为“在三件事上反省自己”的解读不符合古汉语句法，此处的“三”必然指次数，因按“君子道者三”的句法，表示在三件事上反省。这就说明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非常重视句法的规范性，以使文本的意义能被读者所理解。
四是篇章连贯的认知和谐。西方语言学家认为任何一段文字甚至一个词都可以称之为语篇，都具有语篇性，其包括结构性和非结构性的特征，即连续的语句必须合乎语法或句意连贯，整个语篇要表达一个主题，而各个句子之间要有必然的逻辑性。但汉语的语篇结构比较松散，句子之间缺乏关联性。因此，译者翻译语篇时，要设定语篇是连贯的，通过认知语境、挖掘语境等方式来理解文本。比如，《论语》中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 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 已知之矣。”这段话的疑难之处在于，子路回去拜见“丈人”时，“丈人”已经离开，那么，这段话是子路对谁说的呢？对此，译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译者认为子路说的这些话，是希望通过“丈人”二子转达给他；还有的译者认为是子路传达了孔子的思想；有的译者则从篇章连贯的角度出发，认为这个语篇语序错乱，子路曰应发生于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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