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新闻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即所谓“春天”，同时也不得不面对突出的危机即所谓“冬天”，特别是失地、失人、失魂的困境。为此，需要确立道路自信与学术自信，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确立新中国的研究主体地位，将新中国新闻学七十年的历史功业与学科遗产转换为一整套实践与逻辑有机统一的思想、理论与学说，从而真正迎来中国新闻学的春天。
关键词：中国新闻学；学术；反思
作者：李彬(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北京100084)
所谓“中国新闻学”自然指立足中国的新闻学，离不开五千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史、一百七十多年屡挫屡奋的近代史、新中国七十年正道沧桑的奋斗史，以及其中蔚为大观的新闻传播遗产。所以，一句话，中国新闻学关乎中国道路，说到底是为中国道路新闻业立魂、立言、立心。同时，由于其中主流传统同马克思主义道统水乳交融，中国新闻学又始终心系天下，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新闻传播，离不开《国际歌》寄寓的国际主义情怀——“英特纳雄耐尔”(international)。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新闻学缘起于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中共秘密党员、一代名记者邵飘萍等均为先驱者，而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堪称研究会最有名气、也最有成就的学员。今天，回望五四一百年和新中国七十年的中国新闻学，我辈学人不由审视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而无论怎么见仁见智，中国新闻学的现状都难脱狄更斯那段名言的矛盾状态——最好与最糟的时代抵牾，蓬勃的春天与寂寥的冬天相对。(1)
一方面，五四一百年、特别是新中国七十年来，中国新闻学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从梁启超到邵飘萍，从邹韬奋到范长江，从邓拓到穆青，从延安窑洞人民广播的手摇发电机到数字时代融媒体，一代代中国记者以及学者以其辛勤耕耘和开创性工作奉献了无数心血和智慧，也为中国新闻学及其学派奠定了厚实基础。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闻学也迎来前所未有的良机。2016年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强调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及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并重点建设具有“支撑作用”的11门学科，其中包括新闻学。这一引人注目的学科布局，让人仿佛看到了中国新闻学的春天。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新闻学又遭逢前所未有的现实困境和学科危机。不说别的，如学术腐败、学术江湖、学风浇薄等天下共知而痛心无奈的普遍问题，仅就每年发表约五万篇论文、招收约两百名新闻传播博士生等理应欣慰的局面而言，至少三个迹象又显示了中国新闻学冬天般的寂寥。
一
其一，学科萎缩——“失地”。在整个新闻传播学科，新闻学明显萎缩，边缘化趋势有增无减，大量人力、物力、精力日渐投向时兴方向，如媒体技术、经营管理、广告公关、研究方法、影视传播等，与新闻学“支撑作用”的战略定位相去甚远。当然，其他学科方向均属同一大树的枝干，盘根交错，浑然一体，也均为时代所趋、国家所需。但问题在于如果枝叶繁茂而主干枯萎，那么，对新闻学而言，与其说是繁荣景象，不如说是颓败征兆。
其二，队伍涣散——“失人”。不仅学科领域萎缩，而且有志于新闻学的学人与学子也与时俱减。在一些流行思维中，研究新闻学尤其是中国新闻学，既不时尚，又不学术，更不高大上，远非“西潮新潮”所能比。翻检一下每年各类学位论文及其选题，看看还有多少在关注新闻业与新闻学，对此“散兵游勇”状况就一目了然了。因为，学位论文尤其是硕士论文与博士论文，基本上决定了其学术志业。
其三，价值失落——“失魂”。如果说学科萎缩、队伍涣散还可归结为学术的“前沿冲动”，犹如李金铨教授形容的“学术鬣狗”，从一个猎物不断扑向新的猎物，那么，价值失落对中国新闻学则是致命痼疾。所谓失魂，既指缺失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与自觉意识，更指丧失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精神价值，集中表现为“去政治化”，以及相关的“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价值化”“去主流化”等，而尤为致命的是“去马克思主义化”。试看一点，即知大概。四十年前，甘惜分先生指导第一批硕士生时，曾经要求弟子首先通读马恩全集，而如今众多博士生中能翻翻数万字《共产党宣言》者恐怕都寥寥无多了。与此同时，非马乃至反马的东西却前呼后拥地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如冷战斗士施拉姆及其《报刊的四种理论》至今依然顶着“大师”等光环受到推崇。
失魂的要害还不在于新闻学中马克思主义是否在场，而在于是否拥有名实相符的“指导地位”。就此而言，当下状况一边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看上去如火如荼，一边是新闻专业主义即西方新闻观实际上席卷天下，这一态势是否表明马克思主义虽然拥有政治权威而未必拥有学术地位；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有政治领导权而难说文化领导权。比如，在学术期刊上，宣扬专业主义的文字你方唱罢我登场，而秉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剖析专业主义的批判声音却很难听到。另外，经过李零所说的“去政治化、国际化和学术化”，马克思主义也差不多成了无关宏旨的学术研究对象，“正在变成古董，一件打碎的古董”“沦为经学考据”[1]，从而丧失生机勃勃的革命性、斗争性和实践性。于是，残存的新闻学研究以及其他学科领域日益成为“价值中立”“价值无涉”的学术操练，看不懂“为谁著书、为谁立说”，从毛泽东到反复强调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即“为什么人的问题”，越来越漫漶不清了。
二
上述局面渊源有自，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社会政治视角看，十八大之前相当时期的“一手硬，一手软”(邓小平)，以及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的不得力、不得法，是导致这一局面的大气候。自上而下一系列体制机制的主导性作用，如随波逐流的“国际接轨”、对标美国的“一流大学”、盲目跟风的“英文发表”，以及某些既无助于探求真知、更有碍于追求真理的“清规戒律”(2)与其说有助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哲学社会科学包括新闻学，不如说有意无意地“管死马克思主义多学派的发展，放活非马克思主义多元化的扩张”(程恩富)[2]。黄宗智揭示的问题同样值得新闻学反思：“如今中国的学术管理者已经完全采纳WoS三大‘航母’引文索引的科学主义学术评估方法，并把其官僚化到当代的美国学者都不能想象的地步。”[3]所谓WoS，就是C刊S刊以及影响因子等。既然现行体制机制限定如此，趋奉西潮新潮又常常吃香喝辣，而听从甘惜分指教的“立足中国土，请教马克思”往往喝西北风，那么，就无怪乎学者学子竞相“去政治化”了。(3)
除此之外，中国新闻学面临的现实困境和学科危机也在于文化政治的观念性影响。今年适逢新中国七十华诞与五四运动百年纪念，五四与新中国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互为镜像，也就是说如何看待五四与如何看待新中国恰似一枚硬币之两面，而且这种相辅相成的认识逻辑还由于不同的文化政治而不断主导着大相径庭的历史潮流。把五四仅仅视为西方中心视野的现代启蒙运动是智识阶层或者说知识精英的一贯思路，其典型代表前有胡适从全盘西化走进“蒋公”幕府，后有李泽厚从八十年代“救亡压倒启蒙”之说走向九十年代“告别革命”之论。关于如此一脉延续欧洲启蒙运动的文化政治，再没有恩格斯说得那么清晰透彻了。在《反杜林论》中，他结合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理论主张、时代背景及其阶级本质所做的深刻分析，也完全适用于上述五四以降的启蒙思潮：
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
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4]
如果说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号的法国大革命最终成就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那么将五四归结为启蒙理性的认识也难免趋向同样结局，仅看胡适及其朋友们何曾有志于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愿景便可明白太半了。与之相对，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以及千百万为新中国流血流汗的仁人志士，始终把五四看作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一次高潮，并在这一历史延长线上继承发扬五四的革命精神(4)。即使所谓“启蒙”，同样尊奉人民大众为创造历史的主体而非浑浑噩噩的群氓，并且“启蒙”本身也同属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潮。(5)[5]。五四时代的学生，曾任新四军秘书长的革命家、文化人李一氓，晚年在其回忆录里就曾明确写道：
现在有些人把五四运动概括为民主与科学，所谓“德”先生与“赛”先生者，并把这二者当成运动的目标，可能不符合实际。合于实际的，并且一直是中国革命之所以坚持并为之奋勇斗争的，恐怕还是以反对帝国主义为主要目标。不反对帝国主义而空谈科学与民主，则五四以后的许多社会变革的运动，甚至包括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都无法作逻辑和历史性的说明了。(6)[6]
回顾与研究五四以来百年中国新闻学，也一直隐然存在这样两种不无交集如反封建而又迥异其趣如反帝的思路或者说范式。遵循所谓启蒙思路，就顺理成章地勾画并趋向从新记《大公报》到新闻专业主义的一脉逻辑。当然，所谓新记《大公报》传统不过是从专业主义视角投射历史的唯心想象而非唯物事实，事实还是蒋家王朝“小骂大帮忙”的喉舌(7)。按照同样的启蒙思路，范长江、邹韬奋也貌似成为“自由民主”人士，而无视他们以及一代进步知识分子走向革命、走向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心路历程。由此可见，仅以启蒙视角看待中国新闻业与新闻学的偏颇和局限。相反，信守反帝反封建的思路，则无论五四以来一百年，还是新中国七十年的新闻业新闻学，都不能不置身于中国革命的大历史、大脉络、大视野之中，并势必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精英为中心，从而内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当家做主等历史巨流息息相通，外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共产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以及亚非拉反帝反殖浪潮，包括争取世界新闻新秩序等历史脉络有机关联。
中国新闻学失地、失人、失魂的问题，从文化政治的观念视角追根溯源，也在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主流由于过犹不及的反思历史和饥不择食的吸纳西学，对五四以降反帝反封建传统，特别是其中的革命斗争、阶级政治、群众路线、唤起工农千百万以及“政治家办报”等新闻传统日渐疏离，隔膜，冷漠。日积月累，有意无意，中国新闻学也就不可避免地日渐陷入瀚海阑干百丈冰的处境。
三
如果正心诚意走中国道路，也就是中国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道路，那么，新闻学的总体状态无疑与新时代日益错位。而脱离时代的大势所趋，虽然可能时兴一时，但终究难逃大浪淘沙的命运。一度红红火火的中国传播学，如今消失于国家战略层面的学科布局，就是令人扼腕的前车之鉴。那么，中国新闻学如何走出暮气沉沉的冬天，迈向生机勃勃的春天？归根结底，还在于说的立足中国大地，为人民著书立说，深刻解读新中国七十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7]离开这些“大本大源”，缺乏文化自觉与学术自觉，沉溺于“学术共同体”及其杯水风波，如李书磊二十年前指出的“被知识分子自身的趣味和利益集团囚禁起来，变得日益地孤立、孱弱而苍白”[8]，中国新闻学就难以有出息、有出路，而只能捧着金碗讨饭吃。房宁呼吁青年学者多“写生”，少“临摹”，也是这个道理。“临摹”是照猫画虎，临摹得再好也是赝品，而“写生”是面对自然、沉浸人生的创作，即便是粗糙、生涩、稚嫩，也难掩鲜活生动的气息：
我多么希望更多地看到我们的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能做时代的学问，能为国家为人民做学问，而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翻书本。我多么希望年轻学者们趁着年轻，去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读大地之书、读社会之书、读人性之书。总之是读社会实践这本“无字天书”，多“写生”，少“临摹”。[9]
具体说来有三点，还需进一步明确。
第一，确立道路自信与学术自信，彻底摆脱不同程度的“学术殖民”状态与心态，用中信基金会理事长孔丹的话说，将“他信”变为“自信”，将著书立说的立足点从“彼岸”转到“此岸”。[10]一位新闻学刊编辑干脆用“理论野心”，表达了同样的自觉意识。19世纪初，西方文脉俨然还在欧陆，德国洪堡大学等更是文化圣城，吸引着东西南北的欧美知识精英，而立国不过半个世纪、偏处海角天涯的哈佛文人R.W.爱默生(RalphWaldoEmerson)，却提出了美国文化走自己路的主张，发表了美国文化的独立宣言《美国学者》(AmericanScholar)。如今，新中国即将走过七十年，发展中国学术与学派更可谓名正言顺，水到渠成。
第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个问题无须赘言，现在的症结不在于说而在于做。这里可用一位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者项德生教授的论述强调一点，即反思时下一边倒的研究方法问题。众所周知，如今新闻院系都把一套源于美国实证主义的传播研究方法奉若神明，有的新闻学院大一新生就开设“研究方法”课程，好像不学这套方法就不入流，而一旦掌握这套方法，就能方便地打开新闻传播规律的大门。从古今学术史看，具体的研究方法从来都是多种多样而非独此一家，而各种方法无非是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不同工具。既是工具，适用即可。科学家钱伟长针对自然科学说过：“做一番事业，用的工具要恰到好处，目的是解决问题。就像屠夫杀猪要用好刀，但这把刀刚好就行，不要整天磨刀，欣赏刀，磨得多好啊!那是刀匠的事。”三十年前，项德生教授就指出中国新闻学一味推崇实证方法的致命隐患，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决定意义：“对这些方法作用不能夸大，要向学生说明它们的适用范围，不能把现代科学方法和传统科学方法对立起来，更不能给学生造成一个错觉，似乎只有这种方法灵，其他方法都不中用了。尤其需要向学生反复说明，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一切方法都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所有的方法都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统摄下，才能恰当而有力地发挥其局部性作用。”[11]
第三，确立新中国的研究主体地位。总体看来，学界主流要么习惯于“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要么止步于晚清民国，而热火朝天的技术探讨又大多着眼于社会管理而非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20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年会上，我曾谈及民国三十年新闻史加上清末民初半个世纪的情况，牵扯了新闻史研究多半注意力，而新中国七十年加上之前共产党新闻工作三十年的万千气象在相关研究中却只占零头。当然，无论五千多年的古代新闻，还是一百七十多年的近代新闻，都是中国新闻学的研究对象。同时，也应明确，如果回望历史在于瞩望未来，那么，中国新闻学的未来毫无疑问主要系于新中国七十年，以及继承五四反帝反封建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新闻历程而非民国三十年，更不用说晚期七十年的新闻业。其实，一旦我们解放思想，突破固化思路，当不难发现共产党与新中国在新闻传播方面同样创造了高天厚土的业绩，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遗产，足够支撑中国新闻学的学术大厦。
站在新时代，回望和前瞻中国新闻学，至少可以确定一点：我辈是否具有学术的想象力和理论的创造力，主要不取决于唯人马首是瞻，而在于是否有心有能耐将五千年文明史、一百多年近代史，特别是共产党九十多年和新中国七十年的历史功业及其新闻遗产，包括制度、观念、实践、文化等转换为一整套历史与逻辑有机统一的思想、理论和学说，并自立于世界新闻学术之林。倘若做得到，那么，我们就有信心期待——冬天终将过去，春天不会遥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