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尝试探索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之间长久以来被忽略和遮蔽的接合性、适配性问题。作为一种经典的社会科学研究取向，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内在契合性，借助于量化方法，新闻学可以寻求确切的、稳定的新闻学成果。与此同时，量化方法对可量化性的强调与新闻学研究对象的复杂难测、理性主义认识论与新闻学知识的相对性特征，构成了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适配的矛盾性因素。我们对待研究方法应当持有一种辩证的、历史的、理性的眼光，结合本学科、本研究领域的实际状况对已有之研究方法进行深度反思，从而总结出现有之研究方法的新闻学特征。
【关键词】量化；研究方法；新闻学；特征
于当下而言，不论是在制度层面抑或是在观念层面，多数情况下，新闻学是作为社会科学而非人文学科，被纳入现代科学系统与知识生产体系的。这意味着，新闻学之研究对象，可以像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一样，被当作经验性事实，以社会科学之普遍方法进行分析和考察。量化作为一种成熟的、系统的、近乎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方法论，其必然要与特定之学科、领域、研究对象存在内在的逻辑接合性、适配性、一致性，才可被有效运用至新闻学研究。而在以往之研究中，量化方法与新闻学之间的接合性、适配性，仿若不言自明的事实，被广为接受。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方法与对象、方法与目的之间的割裂，方法仅仅为获取结论的工具、途径，方法之形式性、工具性被过度彰显，而方法之有效性、合理性则往往被遮蔽。
这种语境下，对新闻学中量化方法的适用，进行学理意义、哲学层面上的分析与反思，就显得尤为必要。量化何以成为探索与解答新闻学研究问题的方法？量化方法与新闻学之间既然存在着契合性，那么这种契合性之根基为何？量化之方法论体系与作为研究对象的新闻活动、新闻现象之间有无潜在的冲突与矛盾？若有潜在冲突与矛盾，又是什么？这一连串的问题与疑惑，构成了本文撰写的基本动力。
一、社会科学中的量化传统
通常而言，量化是一种运用数学、统计等分析工具、手段對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的方法，这种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最晚或可追溯至17世纪下半叶，英国学者威廉·配第将社会科学学科中的政治经济学与数学结合在一起，在《政治算术》中写道：“这项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并不是很常见；因为我不仅仅在语言方面使用一些比较级和最高级的词汇，以及进行理论性的论证，我采取的做法是……以数量、重量或度量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①威廉·配第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甚至被称为是将经济学数学化的鼻祖。随后，量化为更多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主要社会科学的学者所接受，经孔德、迪尔凯姆、默顿等学者的发展，成为一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主张像自然科学那样对社会现象、社会活动进行研究，以建立清晰明白之系统知识的研究范式。
若是将量化视作一种不断生长的生命体，会发现其生长、拓展存在着深厚的哲学基础。概括来说，任何之量化研究，都存在着这样一种内在的、基础性的、结构性的逻辑关系：研究所关注、涉及之对象、要素皆可被度量，并可被简化、抽象成数据；事物之间本身存在着相关性、因果性关联，这种关系可以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得以反映。
首先，这种研究与分析方式意味着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现象、活动被当作自然现象来对待，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活动背后存在着客观的、确定的真相和规律，社会科学研究者之任务，就像物理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一样，在于对表征社会要素之数据进行分析，而后揭示出这种客观真相和规律。迪尔凯姆之经典表述，生动体现了这种自然主义的根基，“（关于观察社会事实的）第一条也是最基本的规则是：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②，这意味着，视社会事实为客观之物而后观察、分析、验证背后之关联、规律，构成了量化分析方法的基本原则。而在此种理念牵引之下，事实与价值存在着显著的区分，社会科学知识是关于事实的而非价值的，故而，如同自然科学知识一样，以量化研究为主的经验理论是稳定的、确切的，被不少人视为“社会科学知识的黄金标准”。③
其次，知识、理论源于经验，研究过程应当具有可重复性。量化研究所面对的材料，与思辨方法对概念及其逻辑进行推演、操作不同，其所处理的是数据化、数理化的经验性事实。“在以数学、统计学为研究方法基础的定量研究之中，总是首先强调研究者要搜集大量能够被量化的数据资料”④，这些数据资料构成了理论、知识的基础。换言之，理论、知识的生成是从具体到抽象的归纳、上升过程，知识的根本甚至唯一源泉在于经验，客观世界→经验→理论构成了知识生成的一般路径。按照逻辑经验主义的观点，客观事物作用于不同单个主体间产生的感觉、经验存在着共同内容，这些共同内容可以抽象为概念，成为人类以语言交往的符号。而研究数据之合法性正是以这些可以被共同体验的资料为基础的，亦即“研究数据要能被世界任何合格的研究者所认可”“研究者在进行具体研究时，其行动应该像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那样，以观察、实验的方法为手段，去收集可观察性的、可检验性的数据”。⑤
基于此，量化研究之基本原则或可表述为：从纷繁复杂之现实中归纳出待验证的假设，而后以通过观察、实验等经验方式获取的数据对假设进行验证，其经历了一个从“归纳—假设”到“假设—演绎”的完整逻辑链条。这种实证式的量化研究，不论是从本体论、认识论根源，抑或是研究之基本模式，均与自然科学研究方式相一致。某种意义上，这种一致性为量化研究提供着合法性，自然科学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所带来的对客观之自然世界理解的不断加深，暗示着只要沿用量化的、实证的研究方法，人们亦可于社会科学研究中不断获得稳定知识，取得理论建树，进而增进对社会的理解。
二、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的契合性
作为一门学科，新闻学所研究的是人类社会中的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概言之，新闻学是关于新闻领域的知识体系的学问。新闻领域是众多社会子领域中的一种，能用来研究普遍之社会活动、社会现象的量化方法，亦适用于新闻领域。显然，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存在着某种（些）内在契合性，这种（些）内在契合性，构成了当今新闻学领域内量化研究的前提和基础。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之间的契合性首先表现在：研究要素、研究对象的可量化性。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活动，而新闻活动必然有着自身结构，也必然由不同要素所构成，这些要素是否具备可量化性是量化方法能否适用于新闻学研究的关键条件。学者黄旦曾在其《新闻传播学》中将新闻活动之构成区分成四种要素，“构成新闻传播必须具备四个基本因素，即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接收者，缺一不可。新闻传播就是在这四个基本要素组成的结构内进行的”。⑥黄旦的区分显然是合乎逻辑的，依据其区分，新闻活动的四种基本要素：传播者、接收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皆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差异化的范畴与意义区间，而这些范畴所对应的现实之存在显然是存在着可量化性的。从本质上来看，量化意味着对事物进行程度上的、等级层面的区别，而量是事物之存在的基本方式，“一定的社会现象总是一定数量的人们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和条件下以一定方式、规模、强度、速度、频率而从事的社会活动”。⑦在新闻活动之中，不论是传播者、接收者，抑或是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均存在着量上的区别和差异，这些区别和差异，构成了量化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例如，新闻接收者，往往是复数式而非单数式的，新闻传播学专有名词“受众”中的“众”字，本身即有数量繁多之意。再如，新闻内容以新闻文本的方式得以呈现，一方面，新闻文本本身包含一个个可以被量化的、用以表意的语词，另一方面，一定量的新闻文本又构成文本系统，新闻研究者既可对其进行内容分析，又可进行词频分析，而这些皆源自新闻文本、新闻内容的可量化特征。又如，作为传播主体的记者，是一个个生动的、鲜活的、可以被计量的个体，个体又构成群体并具有可度量性，这种可度量性是对记者行业进行调查的基础，像张志安、曹艳辉所作的《新媒体环境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⑧很大程度上便是基于调查记者群体及其相关属性的可度量性实现的。
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之间的契合性又表现在：新闻学研究之重要任务在于解释不同新闻要素间的关系，发现藏匿于纷繁复杂之新闻现象背后的规律，这种研究目的与量化研究之间存在着一致性。方法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其往往与目的一起被置于同一语境之中，换言之，二者是一对相辅相成的范畴，方法因目的而存在，目的因方法而实现与达成。量化研究的核心特征在于发现表象背后的规律，“定量研究，尤其是解释性的定量研究，要求研究者在理论假设的基础上探讨事物的关系，通过对事物之间的相关分析达到对事物间内在关系的把握”。⑨而新闻学研究，是一种有目的的研究行为，其目的，一方面在于解释新闻活动与新闻现象，“新闻传播學科学研究的目的与自然科学有相似之处，主要是发现和验证目前人类尚不清楚了解的有关新闻和传播的社会现象”⑩，另一方面又会不断寻找和发现规律，“新闻规律是什么，有什么样的新闻规律，正是新闻规律研究的直接学术目标，也是整个新闻学特别是新闻理论研究的根本任务”。新闻学研究之目的与一般量化研究之目的间所存在的契合性、一致性，使得量化方法被移植至新闻学研究，成了顺理成章之事。因此，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得以适配、结合，量化自然而然成为新闻学研究之方法、工具、手段。例如，新闻学研究中，为了分析与比较不同媒体新闻报道之语言、结构、表达方式等文本特征，研究者可以从不同媒体之新闻文本中进行抽样统计，而后比较分析，这一过程中，量化之特征决定了其可以以数量关系的方式从某些侧面揭示出不同媒体新闻报道的文本特征，故而量化是研究者实现其研究目的的有效手段。
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之间的契合性还表现在：二者于知识生产之深层机制上存在着一致性。社会科学中的量化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其根本性的价值理念在于客观性。客观性一方面意味着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主客二分，即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分明的距离，而这种距离是保证研究得以实现的基础。新闻学之目的在于研究新闻领域，生产新闻相关的知识和理论。而知识之生产，不论采用何种范式，运用何种手段与方法（包括思辨的、质性的），其前提均在于存在一个与研究主体相分别的研究对象，不论这一研究对象是客观的、天然的存在的，还是为人类社会所建构出来的。人总要站在一定的位置才能看清问题，研究主体只有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够认识研究对象，获得对研究对象的深刻洞察。从更为重要的意义上来说，这种距离是观察、分析、反思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新闻学知识的生产亦是如此，当今任何新闻知识的产生，皆离不开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这种距离性。量化研究强调该距离的存在，且刻意维持这种距离，这与新闻知识生产的前提存在着高度的契合性和一致性。这种契合与一致，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量化研究生产出来的新闻知识的合法性，而且也是二者得以适配的隐含与潜在的前提性条件。
从历史与现实层面来看，量化研究在新闻学中的运用，还源自于人们对自然科学范式的笃信以及对数学的迷思。古希腊以降，西方人便相信万物皆有序，秩序皆可被度量，几何与数学被视为对世界的“完美”表现形式。这种理念深刻影响了后世学问之发展，“西方的物理科学所以有今天这样的辉煌成绩，乃得力于运用数学形式来表现物理现象，使得物理学通过‘数学化’有机会具备严谨的科学形式”。以此，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西方各学科领域皆藉由数学化而完成向科学的跨越，新闻学像其他学科一样，希望寻找到稳定的、确切的知识、理论、真理来解释其所观照的现实领域，亦希望通过科学化的方式来寻求自身的学科地位，这种种或文化层面、或功利层面的因素某种程度上亦是量化方法在新闻学领域内适用的原因所在。
三、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的矛盾性
尽管量化研究已成为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范式，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亦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契合性，但这并不代表这桩“婚姻”就真是琴瑟和谐，鸾凤和鸣。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之间又的的确确存在着摩擦与矛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二者的摩擦、矛盾是激烈的、不易调和的。
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之间的矛盾性首先表现在：量化研究对可量化性的强调与新闻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尽管任何事物均具有量的属性，但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之稳定特性，社会现象、社会事物于量上具有复杂多样、变动不居的特性，“在社会科学中，测量对象是模糊的、不确定的、不重复的、主观性的、抽象性的社会现象，因而难以量化或量化程度比较低”。新闻现象显然具有社会现象的普遍特性，一方面，新闻活动的各种要素中，既有简单易测的要素，如受众数量、媒体多寡、语词频率等，另一方面，又有较难测量或测量精确性多会大打折扣的要素，例如媒体采编人员、受众的主观态度、心理活动，以及具体话语之意义等。从更深层面来看，新闻学研究对象之复杂性根源于新闻实践主体—人之复杂性。人既是理性的动物，又是情感的动物。每一个人均有多重存在方式，处于多维存在空间，自我呈现上具有掩饰倾向，行为上又具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因此，由人和人的行为衍生而来的新闻活动亦相当复杂，而“研究对象越复杂，对其进行逻辑解析和意义阐释的难度就越高，对揭示因果关系的研究任务的挑战就越大，在本体论上和认识论上就越难以达成统一”。换种视角来看亦可对此进行解释，以类来划分，新闻活动显然属于上层建筑层面，与文化、意识形态高度牵连，用以表征新闻的词语、符号一方面可指涉现实，另一方面又具有丰富的意义区间，“词语是同时指向外部现实和内部现实的标记，其关键作用是揭示内心世界，即思想和精神的世界”，言语与精神文化层面的属性意味着，任何新闻现象均具有精神层面、文化层面的意味，新闻学研究不得不面临复杂的意义阐释、文本深度解读等属于人文学科范畴的研究问题，而在处理这些新闻学研究中无法规避的人文现象时，量化研究之解释与分析方式颇有“驴唇不对马嘴”之嫌，显然爱莫能助。除了常常无法有效因应与处理新闻活动的复杂性，量化研究与新闻学研究间的矛盾还体现在：量化方法对统一、规律的尊崇与新闻学知识因时因地因条件而有所不同的基本情状之间的矛盾。量化研究遵循的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认可存在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的、客观的社会规律，并且这种规律可以通过经验数据获得，而后进行证实或证伪。但新闻学研究所面临的，毕竟是处于不同文化环境、社会背景、政治经济体制语境下的新闻活动、新闻现象，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新闻活动、新闻现象存在着各自之特殊性与深层次的差异性，反映于知识生产层面，意味着并不存在着绝对的、普遍适用的新闻理论，这种现实，几近于从根本上与量化背后之哲学观念存在冲突。事实上，这并非新闻学研究领域内的独特现象，而是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普遍状况，美国科学哲学学者内格尔在其著作《科学的结构》中深刻地指明了这种现实：“把任何现存的社會研究学科列为‘真正的科学’的观念，已经多次受到挑战，共同的缘由在于，虽然这种研究已经贡献出关于社会问题的大量可靠信息，但这些贡献基本上是对处于一定历史情景中的人类群体的一些专门的社会事实的描述性研究，它们并未提供关于社会现象的严格普遍规律。”尽管内格尔的说法略显苛刻，但却也确如其所说，包括新闻学在内的研究社会现象、社会活动的学科于普适性上难及自然科学。概言之，量化方法与科学主义所蕴含的理性主义的认识论，与现实之新闻知识呈现出的地域性、相对性特征之间呈现出较难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一定意义上构成了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间的基本矛盾。
四、结语及余论
量化方法与新闻学研究之间存在契合性，亦存在矛盾性，这种相反相成之内在关系形成了量化研究的新闻学特征。对此，我们应当以辩证的、历史的视角来分析和看待。一方面，理性主义的认识论与新闻学知识的相对性特征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我们不必避讳；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两大经典方法取向，量化方法于新闻学研究中永远会有用武之地，而且我们有足够之理由对量化在新闻学中的运用保持乐观态度，随着数据收集、数据分析等相关量化研究技术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难以测量的要素变得具有可测量性，这无疑会大大拓展量化新闻研究的边界和范围。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较长时间以来，不少学者均在争论新闻是否有学，而争论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在于新闻学研究是否存在着一套属于自己的方法论体系，这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方法论的自觉是学科成熟的标志”。在我看来，方法是互通的、共用的，“方法论的自觉”并不能狭隘地被理解为另起炉灶，重新发明与建立起另一种（套）方法。相反，其更多地意味着结合本学科、本研究领域的实际状况对已有之研究方法、研究取向进行深度反思，从而总结出既有稳定之研究方法（如量化、质性、思辨）的学科特征，以使得已有之研究方法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本学科的研究目的。这种反思、探讨，至少在新闻学研究层面上，我们做得还太少，本文或可被视为一种初步的思考和尝试，相关及更为重要的问题，有待更多学者，从更多角度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