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很多发展中国家从西方殖民体制中解放出来。但由于长期受殖民统治的影响，这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差距，加速经济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的迫切要求。这些要求集中表现在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改革旧有的不公平的国际旧秩序的呼声上。
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其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上述要求改革国际旧秩序的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应起何作用并如何促进国家发展的问题亦日益突出。发展中国家注意到：以工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世界财富分配并不平等或不公平，而这种不平等或不公平尤其表现在经济与信息两个方面，二者之间，经济的不平等或不公平直接导致信息与传播的不平等或不公平，反过来，后者的不平等或不公平又加剧了前者的不平等或不公平。因此，发展中国家开始关注大众媒介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的公平化问题。
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发展新闻理念引起西方学者关注，威廉·哈森(WilliamA.Hachten)在《世界新闻多棱镜———变化中的国际传媒》中，认为“发展理念”是五大新闻理念之一。赫伯特·阿特休尔(J.HerberAltschull)提出的新闻媒介交响乐的三大乐章之一就是进步中世界(即发展中国家)的第三乐章。中国学者对这种发展新闻理念也有研究，1998年，徐耀魁《西方新闻理论评析》对于发展新闻学产生的原因、个别主张以及“发展性新闻”进行了论介。2003年，张允若在《外国新闻事业史教程》中提到：“……‘发展新闻学’、‘指导性新闻业’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新闻界有广泛的代表性和重大的影响。”张立伟《中国发展新闻学的中心问题》、《中国发展新闻学建设的五块基石》与蔡敏《关于发展新闻学的一些思考》等文也探讨了发展新闻学的构建问题。
本文着重论述20世纪50年代产生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新闻理念的历史流变与发展脉络。由于发展中国家遍及亚非拉，彼此之间存在着较大文化差异，因此很难形成统一指称。为叙述方便，文中以“发展新闻学”来指称这种发展新闻理念。根据已有研究文献，本文将发展新闻学界定为研究新闻传播应如何为发展中国家全面发展服务(国内)及其在实现更公平的信息传播秩序中的作用(国际)的新闻学理论。由于种种原因，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新闻学在历史的长河中未能随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呈现相应的持续成长的态势。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征程的提速，发展新闻学的宗旨、命题以至基本理论观点等再度引发关注。1本文主要研究发展新闻学的发展阶段，以为新时期发展新闻学的研究提供论据支持。
截至今日，发展新闻学可分为两个阶段、五个时期。发展新闻学的第一阶段包括发展新闻学酝酿期、形成期、成长期、缓慢期。第二阶段第一时期本文作者认为才刚刚开始，因此称其为重构期(如下图所示)。
上述阶段和时期划分的理据是：
第一，发展新闻学自20世纪50、60年代产生后，由于世界格局的变动以及发展中国家内的复杂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步入低谷，发展新闻学仅在个别领域得到延续。因此，本文作者以此时期的末端———90年代末为界，将发展新闻学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二，在发展新闻学第一阶段历程中，本文以发展新闻学的正式提出时间———60年代中期作为发展新闻学形成期的起点，该时间点之前的时期为酝酿期。而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展新闻学的概念刚刚产生时，其内涵与本文所述的发展新闻学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将发展新闻学刚刚产生到其内涵基本确定的这段时期称为形成期。此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发展新闻学思想与实践在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论争中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一系列努力下得到较大丰富与扩充，本文将这段时间划定为成长期。20世纪80年代末直到21世纪初发展新闻学再次引发关注之前的这段时期，发展新闻学的理论研究和相应实践由于种种原因而陷入缓慢推进状态，从而，该期为发展新闻学的第一阶段划上了句号。
在发展新闻学发展历程的两个阶段和五个时期皆具有不同的背景与特点，本文以五个时期为序进行展开。
酝酿期(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初)
如前述，发展新闻学关注的是新闻媒介应如何实现为发展中国家全面发展服务(国内)和实现更公平的新闻报道秩序或信息秩序中的作用(国际)两个方面的问题。之所以将酝酿期起始时间划定为20世纪50年代，是因为此时发展中国家在这两方面已有意识觉醒的明确表现。即：发展中国家开始重视新闻媒介的上述作用，以及发展中国家对不平等的世界秩序的关注。
前者表现在发展中国家媒介数量的增多与新闻媒介促进国家社会发展的若干举措中。如麦克布莱德委员会曾经提到的一组数据：1950年，世界近50个国家没有广播设施；其中23个在非洲。1960年前后，没有电台发射机的国家数目减少到12个，其中7个在非洲。2也正在这个时期，发展中国家开始重视新闻媒介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如在印度尼西亚，新闻媒介被直接认定为革命的工具。
而后者的表现是：发展中国家率先提出用于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由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发起，20多个亚非国家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万隆会议。会议倡导世界和平与合作，讨论了各种影响国家主权的问题，以及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等问题。之后，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入，其中包括许多拉丁美洲国家。
进入20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这两个方面的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1962年，肯尼亚汤姆·姆博亚(TomMboya)明确表示，非洲的新闻媒介必须为建设国家的大业服务。在建设国家的过程中，新闻媒介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处理非洲事务。3加纳总统克威姆·恩克鲁玛(KwameNkrumah)也认为，新闻媒介必须有助于建立一个进步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使人们免遭贫困与匮乏。4
在发展中国家对媒介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的同时，其对于改变国际旧秩序的关注也从政治领域逐步拓宽到经济领域与信息传播领域。1964年10月，第二次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会议提出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口号。发展中国家开始通过实际行动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实力。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此时期未明确提出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但是“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思想已被很多发展中国家关注。理由在于“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与“世界经济新秩序”具有紧密关系(这一观点在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所举行的会议上及其政治决议中都表达得十分明确，同时，也受到国际传播界学者们的普遍赞同)5且常被看作“世界经济新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领域范围内，发展新闻学的基本主张从中得以酝酿。
发展新闻学的产生，联合国的作用十分明显。例如，联合国最初关注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媒介数量悬殊的问题，并认为这种媒介失衡的现状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平等地进行国际间的新闻交流。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议，每个国家每千人至少应该达到20台电视机、50台收音机以及100份日报的拥有量。
总之，在发展新闻学的这段酝酿期，发展中国家对于媒介作用的关注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期望对于发展新闻学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时机和条件准备作用。但是，毕竟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大方面都实力薄弱或处于劣势，因此这些国家对于媒介的利用以及对其作用有限的认识、对国际旧秩序的若干思考尚未成熟等，显然不能立刻催生出“发展新闻学”。
形成期(20世纪60年代中—70年代初)
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展新闻学”(Development？Journalism)的构想初步形成于亚洲。“发展新闻学”这个词语刚形成时指新闻媒介不受政治的支配，并主要报道有关经济发展方面的新闻。
亚洲新闻基金会(PFA，PressFoundationofAsia)在发展新闻学形成与发展初期发挥了重要的平台作用。6该基金会由亚洲的报刊和美国福特基金会联合资助的。由其资助主体可以推测，亚洲新闻基金会中产生的言论必然会伴随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博弈。该基金会的信誉自称是“建立在专业化、客观性以及完全不受政府或官僚控制和影响的基础之上”。7但这句话恰恰表明其立场一开始就浸染着发达国家信息自由观的意识形态。受此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新闻记者也多从这个侧面去理解发展新闻，并偏重解决发展报道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而较少意识到发展新闻学在发展中国家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如菲律宾新闻记者阿兰·乔克里(AlanChalkley)和胡安·梅尔卡多(JuanMercado)在60年代认为：当时的新闻机构并没有完全反映社会经济领域的发展，记者在报道政府发布的新闻信息的同时很少注重细节分析、解释或者评估开发项目。此观点表明，他们没有站在发展中国家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立场来理解发展新闻学。
因此，20世纪70年代初，发展新闻学的概念在菲律宾被修改为“发展支持型的传播工具”。这一观念认为新闻媒介应当是发展的工具。菲律宾版本的“发展新闻学概念”被后来的学者认为是发展新闻学概念的滥觞。由于该概念不能准确反映发展新闻学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的本质，故仅对于今日发展新闻学概念的重构仅具有参考价值。
在20世纪60年代中———70年代初发展新闻学概念调整和完善的时间段里，发展新闻学酝酿期所提到的发展中国家的两种趋向———对媒介的重视和对世界信息与传播旧秩序的不满———进一步扩展。
前者表现在：伴随发展新闻学受到的关注不断增多，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不断在赋予发展新闻学更丰富的内涵，如：新闻媒介必须为建设国家的大业服务、新闻媒介必须有助于建立一个进步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使人民免遭贫困和匮乏、进步中新闻体系思想理论的关键词是合作等。
后者表现在：发展中国家更加主动地思考世界信息秩序失衡的危害。在1973年巴黎召开的关于新闻传播系统的管理与规划会议上，穆斯塔法·玛斯穆迪(MustaphaMasmoudi)提交的一篇关于突尼斯传播资源的论文对媒介当时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以及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信息失衡的局面中应采取的行动做了探讨。
同时，联合国所起的作用与日俱增。196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大众传播媒介和国际了解”讨论会、1969年法国让·马厄(JeanMaher)主持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6届大会召开的会议都明确提到了新闻媒介分布不平衡的问题，在这些场合，发展中国家也都提出了如何能在发达国家的媒介与文化统治的环境中维护自身利益、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并要求组织更加适合和更加均衡的世界新闻交换系统等问题。通过联合国的组织工作，世界新闻传播秩序论争拉开了序幕。在发展新闻学的形成历程中，联合国的作用是正面的和积极的，但应当看到，这些作用实际上是发展中国家、美国(集团)、前苏联(集团)相互博弈和斗争的结果，反映在发展新闻学的研究和实践中，相关的“抗争”和“妥协”的色彩自然十分浓厚，而这一点在发展新闻学下一个发展时期还将有更鲜明的体现。
成长期(20世纪70年代中—80年代末)
发展新闻学在成长期的表现有两个方面，第一，发展新闻学概念和内涵的丰富化；第二，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日益成为发展新闻学推进的主要方面，在“媒介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国内)”与“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国际)”上，开始出现不合理的不均衡状况。这种偏向，自然影响到发展新闻学概念和内涵在现实中的表现与丰富化。
1976年3月，不结盟运动国家在突尼斯举行信息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初次提出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1978年后演变为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想法。虽然，“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构想的最初提出，矛头直指西方发达国家的信息自由观念及其新闻观念、体系，但因此时尚无具体实施计划，故可以认为它只是“一个正在寻找实施办法的口号”。8尽管如此，它的明确提出，使它成为了信息自由新秩序构建努力的里程碑事件，同时也成为发展新闻学形成期与成长期之间一个可辨识的重要标志。
突尼斯会议之后，发展新闻学四个方面的成长轨迹一一显现：第一，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国际性会议的平台上，发展新闻学思想在围绕世界信息新秩序的论争中得到完善；第二，在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国际性会议中，发展新闻学观念不断丰富，这种会议起到了将国际性组织主导的会议中提出的发展新闻学观点进行重整与确认的作用；第三，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各具特点的发展新闻学思想；第四，在发展新闻学影响下，各发展中国家的新闻实践进入了新的阶段。
但是，从发展新闻学内部来看，由于围绕该学科的各种概念和观点尚在进一步的探索之中，因此，相关观点的差异或分歧必将直接影响到发展新闻学的推进进程；从发展新闻学外部来看，由于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日益扩大，其对发达国家的利益特必定形成威胁，因此，发展新闻学的已有观点及其实践也将受到来自发达国家的反对和阻挠。1976年内罗毕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9次全体会议在讨论不结盟运动国家涉及信息流通与媒介自由的新秩序运动问题时，便引发了发展中国家代表与发达国家代表的争论。
虽然发达国家采用种种方式限制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工作的推进，但是发展中国家依然努力实践着这一新秩序蓝图，并形成一系列成果。如1976年7月通过的《圣约瑟宣言》主张“制订国家交流政策应考虑国家的现实，自由表达思想以及尊重个人和社会权利等方面的情况”；1976年8月第五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政治宣言》提出“信息与传播领域内的国际新秩序同国际经济新秩序一样重要”；9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1次全体会议上，由麦克布莱德委员会所提交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因其在涉及世界信息与传播方面的完整性，成为国际传播史和发展新闻学史上的重要文本。
随着一系列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关于信息自由与公平的新秩序的政策、研究报告的问世以及采取的相应行动，发达国家并非无动于衷。1983年12月，美国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充满了反西方论调，其活动“过于政治化”为由，表明退出意向。1984、1985年，美国、英国相继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和英国的退出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减少了1/3的经费，这场财政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建立世界新闻新秩序的进程；但这并没有影响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于建立信息自由和公平新秩序的意见表达和采取相应的积极行动，这反映在198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3届大会继续就传播权问题进行了相关辩论。
回顾发展新闻学随世界信息自由与公平新秩序论争和行动进入高峰阶段后与之共生共长的这段成长时期，发展新闻学的概念和内涵得以最终明确。
以上分析表明，发展新闻学的成长期是发展新闻学历史历程中最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发展新闻学明确和完善了自身概念及其内涵的国内和国际两个部分(如下图所示)。
综观该期发展新闻学的历史历程，其中给我们带来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今日发展新闻学在研究中高度重视：第一，发展新闻学成长期中偏重于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论争，而忽略了该时期发展中国家从“独立”开始转向“建设”的主要矛盾，从而为发展新闻学走向衰落埋下了伏笔；第二，发展新闻学的重点应当是立足于各个具体的发展中国家的国情，而不是一般的构想或行动号召。脱离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偏重于“国际论争”和“国际构想及其行动”，难免有空中楼阁之嫌。
发展新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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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期(某些领域停滞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末)
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以及南斯拉夫内战，世界局势的动荡极大程度影响到世界信息新秩序的格局，以发展中国家为其生命力支撑的发展新闻学受此影响，其研究与实践在发展中国家或延缓、或搁置、或终止，发展新闻学理论和实践大幅减缓了前进的步伐。
世界局势动荡影响到世界信息新秩序的格局及发展新闻学，应当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突然间转变为单极格局，这种变化直接破坏了经过长期斗争才初步建立起来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第二，南斯拉夫内战严重削弱了不结盟组织力量。不结盟国家通讯社联盟的作用受此影响日趋减小；第三，不结盟组织本身对于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建设热情的降温。虽然大多数不结盟运动国家还对新闻传播与国家发展的问题保持着关注，但是少了不结盟组织这一重要平台，发展新闻学理论或实践的交流、借鉴受到限制，发展新闻学转入自发研究和实践的碎片化状态。
失去了前苏联和东欧集团的大量支援，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和诉求于是发生迅速转向。作为上层建筑的信息自由与新秩序和发展新闻学问题已不如解决经济基础面临的危机和对应的国内政治局面不稳定局面那么重要。发展中国家除了寄希望于发达国家提供经济等方面援助外，别无选择。部分发展中国家还普遍担心发达国家的援助转向，而使自身进一步滑向国际经济的边缘。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展的过分重视，导致其忽视了新闻媒介的理论和事业建设，直接影响到发展新闻学观点的完善和建构。
受上述世界形势变化的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政策制定也将工作转向改善发展中国家媒体的传播能力和对记者进行技术培训等具体项目，而少有展开相关的大规模的国家间交流和辩论活动，这与其70年代在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构建中的活跃形成鲜明对比。
在发展新闻学发展的十字路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事变动具有标志性意义。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Amadou-MahtarM'Bow)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期间，曾为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推进很大贡献，其在任期间制订的教科文组织中期规划(1984-1989)中列有一项：“交流为人类服务：普及交流权利、建立世界新闻交流新秩序和发展新闻在交流”。1987年，西班牙人弗多黎哥·梅耶(FedericoMayor)接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干事后，在其任内制订的中期规划(1990-1995)中，将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AmadouMahtarM’Bow)确定的“交流为人类服务”项下的提法修改为“新闻的自由流通与互助；交流为发展服务；新交流技术的社会文化影响”，10不再将涉及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内容列入其中。
1990年5月，联合国一个负责信息政策的委员会通过决议，不再讨论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政策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发言人安德鲁·杰·鲁道夫(AndrewJ.Radolf)指出：“全球信息秩序已经成为过去”。11发展新闻学的衰落在西方学者的言论中也有反映，如威廉·哈森(WilliamA.Hachten)所言，90年代中期，“发展理念在发展中国家似乎已成颓势”，“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设想在大部分国家已经没有什么市场”。12
综上可以看出，发展新闻学的衰落实际上也正是其在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表现渐趋没落的过程。发展新闻学成长期表现出的“盛”与其在缓慢期表现出的“衰”，也正是发展新闻学在国际与国内层面的现实表现分别从正反两面不断验证发展新闻学理论建构和实践的漫长历程。
重构期(21世纪初—)
将21世纪初确定为发展新闻学重构期，是因为在这个时期重构“发展新闻学”的时机和条件在世界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基础上日趋成熟。
发展新闻学重构的时机和条件“日趋成熟”判断的得出，仍然要从发展新闻学内涵所涉及的国内和国际的两个层面出发。
重构期视界下亚、非、拉地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由前文所述发展新闻学的各个历史时期可知，这些发展中国家于独立后便重视和开展新闻事业，它们大力兴办各种新闻媒介机构，其中，涉及传统媒介的报业、广播等发展尤为显著。譬如，亚洲中国、印度、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非洲埃及、南非，还有拉丁美洲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国的新闻事业都在一定时期的积累后具备了相当的规模，有些甚至还成为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报纸、广播和电视台。经历发展新闻学的酝酿期、形成期和成长期之后，发达国家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垄断局面已大为改观，虽然发展中国家新闻传播业与发达国家新闻传播业发展相比还相对落后，但是发展中国家新闻传媒地位在国际范围看来已经获得相当程度的提升，其在运用国际传播渠道的能力上已经有很大提高。并且，在各种类型的国际性会议和组织当中，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得到不断提升。这些都为发展新闻学在各个发展中国家的重构创造着基本的物质和文化有利条件。
进入21世纪，2005年11月21日，冷战结束后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不结盟组织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办的第六届不结盟国家新闻部长会议上决定成立不结盟运动新闻网(NNN)，以取代以前的“不结盟国家通讯社联盟”。会议通过的《吉隆坡宣言》中说，由于缺乏不结盟国家支持，正式成立于1976年的“不结盟国家通讯社联盟”已多年没有活动，不结盟运动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可行机构取而代之，以确保不结盟国家之间以及不结盟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持续、有效的新闻和信息交流。根据马来西亚提出的建议，新的不结盟运动新闻网是一个基于互联网的新闻交换中心，使不结盟国家能发表自己的观点，促进不结盟国家之间以及不结盟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新闻与信息交流。不结盟运动新闻网(NNN)的最终目标是要将其建成一个负责任的、可以信赖的全球性通讯社，以发出第三世界国家的声音，打破发达国家的新闻垄断。13
2006年9月，不结盟组织第14次首脑会议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与会各国就如何使不结盟运动重现生机、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重要作用，以及联合国改革、中东形势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会议通过了《关于当前国际形势下不结盟运动的目的、原则和作用的宣言》等5个文件。2009年7月，第15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在埃及举行。各国首脑着重讨论了不结盟运动的发展方向、前景以及包括联合国改革、中东和平、国际金融危机、能源问题、气候变化、食品安全和核问题在内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现任不结盟运动主席、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指出不结盟运动应该致力于建立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促进可持续发展。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则呼吁成员国加强团结和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合作，共同应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挑战和威胁，谋求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和贸易新秩序。14
我们认为：这一曾经在历史上推动了信息传播新秩序建立和发展新闻学成长的不结盟组织及其运动的复苏，实际上对今日的发展新闻学重构将起到积极的正面的作用，这一组织及其在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和发展新闻学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是今日发展新闻学重构过程中的可资借鉴或参考的宝贵财富。
联合国方面，2000年5月，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召开第22届会议，会议由委员会主席哈桑·扎希德(HassanZahid)主持。这次会议明确指出，要促进建立一个旨在加强和平与国际了解、以新闻自由流动、传播更加广泛、平衡为基础的新的、更公正、更有效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
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WorldSummitonInformationSociety，WSIS)作为继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论争之后的国际传播改革运动，主要包含2003年12月10日-12日的日内瓦阶段会议和2005年11月16日-18日的突尼斯阶段会议，会议通过了《原则宣言》、《行动计划》、《突尼斯承诺》、《信息社会突尼斯议程》等文件。这些会议文件所提到的很多内容都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新闻传播事业提供了支持，并制定出具体的行动计划以清除发展羁绊。
虽然上述国际组织会议和行动倡议，多数是重复着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既有的历史内涵，但根据信息技术化时代的特点和对国家发展的新的评价标准，重构期的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和发展新闻学也在体现一种与时俱进的特点。而且对于处于重构期的发展新闻学来说，世界范围内对于其已有内涵的再次关注，已经就是其重新走向新的高峰的有利条件。
经过对发展新闻学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描述和剖析，可以看出发展新闻学既是具有明确概念和丰富理论内涵的学科，同时也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发展新闻学之所以会陷入缓慢或停滞，原因正在于它的理论构建还有缺陷，实践行动没有应时而变。进入重构期的发展新闻学如何呼应世界多极化格局建立的需要，如何汲取历史的教训，如何把握住时代变化和形势变化的有利时机和条件，这些都将成为发展新闻学重构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