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电媒体在广东流行音乐发展早期阶段的作用
在广东流行音乐发展的早期阶段，媒体，尤其是广电媒体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作为现代传播科技的主流代表，以及流行音乐进入大众传播视野的主要渠道，广电媒体是促进流行音乐迅速传播的重要因素，这一作用主要体现在媒介的传递、传输功能上。再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毗邻港澳、引领改革开放风气的广东广电媒体有着文化改革的倡导者与先行者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为流行音乐这一新生事物鼓与呼，积极为其正名并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同时又充分参与到了流行音乐产业发展的各阶段之中：从草创期，由广东省广电局一手打造的中国第一家现代影音公司——太平洋影音；到1985年由广东电台、电视台等多家媒体主办的新中国第一次通俗歌曲演唱大赛——“红棉杯”新歌新风新人大奖赛；到1987年“珠江模式”的兴起，广东电台推出的中国首个原创流行歌曲排行榜——广东新歌榜（前身为“健牌”广东歌曲创作大赛）；再到20世纪90年代广东流行音乐的音乐电视（MV）风潮以及各大唱片公司为了配合与广电媒体的宣传，纷纷设立企划部，这些现象都体现出广电媒体与业界的互动对流行音乐产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更为关键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广电媒体的技术手段、运营机制与播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决定着流行音乐作品的呈现形式，进而形塑了流行音乐产业在创作、传播、接收与反馈等方面的基本模式，在流行文化实践的场域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这里，我们不妨引用法国学者德布雷对代表着时代特征的传媒系统的高度评价，即占统治地位的传媒系统是每个时代的社会组织的核心，而传媒系统的技术特征是理解每个时代的象征系统的主要线索。每一次由技术革新引发的媒介转型都通过改变传播方式与接受习惯的形式来对人们的生活与文化产生影响。对此，可以以广电媒体的体制、技术沿革与由此引发的传播方式的转变为线索对改革开放前期的广东流行音乐文化的发展历程做进一步的思考与理解，重点关注本土广电媒体在流行文化引领与音乐产业建构中以及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广电媒体对广东流行音乐建制的形塑力及其体现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广州因其特殊的地缘优势，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对外来文化的引进与接受也更为便利。因此，广州在经济腾飞的同时，文化娱乐产业也率先复苏，领跑全国。其中以东方宾馆花园餐厅为代表的音乐茶座，在广电媒体尚不发达，媒介职能未能完全体现时，已经承担起了传播流行音乐、培养大众娱乐观念的职能。广州也因此汇聚了一大批流行音乐歌手与创作者，在民间建构了中国流行乐坛基本雏形的同时，也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发源地。
与此同时，在不断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局面下，广东广电媒体的身份与职责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从管理体制、节目形式到受众规模都处在不断开拓、变革的局面之中。简言之，广电媒体的身份逐渐从较为单一的意识形态灌输者转变为更加多元的主流文化生产者与传播者。1985年，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广东广电媒体主动出击，联合《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等平面媒体，共同举办了我国第一个原创流行音乐大赛——“红棉杯”新歌新人新风大赛，推出了“羊城十大歌星”与“羊城十大新歌”。这一活动在让“茶座歌手”与通俗歌曲走进大众传媒视野的同时，第一次在正面推动并鼓励了流行音乐的发展，代表着中国流行音乐开始登上大雅之堂。而流行歌曲大赛以及随后衍生出的“岭南新歌榜”等栏目也为广电媒体开辟了综艺娱乐节目的重要发展方向。为广电媒体与流行音乐之间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打下了重要基础。
广电媒体对广东流行音乐产业的形塑力及其体现
广电媒体以自身特殊的资源与地位通过组建、经营音像公司的方式直接参与到流行音乐产业的创建与经营之中，逐渐转变着自身的传播方式与传播者身份。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流行音乐初步兴起之时，广电媒体因其特殊的喉舌地位聚集了一大批音乐编辑与制作的人才及设备资源。在国家极力倡导文化改革的方向引领下，广电媒体担负起了文化改革先行者的职责。1979年初，广东省广电局与香港方面合作，由广东电台的技术人才牵头，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现代音像公司——太平洋影音公司。这是新中国第一家拥有整套具备世界先进水平的录音录像设备与音像产品生产线的现代影音公司，也是第一家非行政命名的音像出版单位。其在改变广大听众欣赏音乐习惯的同时，也使立体声磁带这一存储、收听流行音乐的方式深入人心，成为之后二十多年间流行音乐的主要商品形式。太平洋影音公司的成立，一方面，开启了我国流行音乐产业的发展高潮，带动了广东地区文化产业的迅速成长，各大音像公司纷纷成立，使得广州迅速成为全国流行音乐的中心。另一方面，这也标志着广电媒体通过创建、经营流行音乐产业直接参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中来，并与听众建立起更为直接的新型互动关系，在增强自身文化职责的同时，也在默默地进行着传播方式与传播者身份的转变。
广电媒体对广东流行音乐产品形塑力及其体现
传播技术的发展与媒体模式的改革催生了类型化音乐电台的涌现，其在为广东原创流行音乐赢得自身传播空间之余，也通过排行榜等新兴节目形式对本土流行音乐作品进行工业产品化的改造。广东流行音乐在成长的过程中，和本土广电媒体一样面临着来自香港地区的挑战与竞争。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技术与理念的限制，
广东的流行音乐都处在模仿和追随的状态之中。在充斥着香港电波的环境中，广电媒体也缺乏属于本土原创流行音乐的独立空间。1986年，随着全国第一家类型广播电台——珠江经济频道的开播，广东的广电媒体展开了被称为“珠江模式”的新一轮改革。在“直播、主持人、大板块、滚动播出、听众参与”等先进理念的引导下，大量类型化节目纷纷涌现。音乐节目也告别了照单播出、大而无当的单一模式，走向了更为人性化、分众式的多元发展之路。在思想观念与技术水准都得到突飞猛进的基础上，广电媒体中的流行音乐节目也有了很多新进展。先是由广东电台与广东经济台在流行音乐大赛的基础上推出中国最早的流行音乐排行榜节目《“健牌”广东创作歌曲大赛（广东新歌榜）》与《音乐冲击波（岭南新歌榜）》，打造出新歌推荐、专辑介绍、歌手访谈与歌曲排行等全新节目形式，初步奠定了流行音乐作为工业产品的产品展示与质量评价模式。并不断发展，逐渐演变为今天在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排行榜节目《音乐先锋榜》。
进入2 0 世纪9 0 年代，广播媒体发生了从调幅（AM）到调频（FM）立体声播出方式的重大技术转变，这一改变在为流行音乐提供更为优越的播出条件的同时，也营造出了独立于香港电波之外的本土空间，并旋即成为本土原创音乐的大本营。调频波段迎来了以播放流行音乐为主的类型电台遍地开花的黄金时代，从文艺台、音乐台到交通台，音乐节目的播出比例大幅增加，同时随着MV等节目形式在电视媒体上的频繁播出，广东流行音乐变得更加深入人心。而广东广电媒体更是跨越地域的限制，与全国各地的广电传媒积极互动，联合各大唱片公司多次举办全国性的颁奖暨演唱活动，形成了广东流行音乐影响力的高峰。
广电媒体对广东流行音乐形塑力的消失与转变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受到文化重心的北移以及盗版猖獗等的影响，广州流行音乐的发展进入低谷期，而这一时段的广东广电媒体也在各省级卫视不断开播及港台地区综艺节目不断涌入的竞争风潮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南北夹击”的挑战，《万紫千红》《共度好时光》与《MTV星座》等曾备受好评的流行音乐节目也纷纷停播。广州的流行音乐与广电媒体同时遭遇了人才出走、受众流失的局面。广电媒体的音乐节目陷入困境，流行音乐的全国中心地位也逐渐丧失，更凸显出媒体与流行音乐的共生关系。
21世纪以来，现代文化与媒介技术的发展翻开了全新的一页。网络技术带来了新的“媒介革命”，网络新媒体的异军突起不仅动摇整个广电媒体的主流地位，也又一次改变了流行音乐的生产、传播机制与基本样态。在这一过程中，流行音乐逐渐开始告别相伴多年的广电媒体，投入到互联网媒体的怀抱。这一点在广东流行音乐的发展过程中也有所体现：一方面，广电媒体的节目中已难觅以流行音乐推介为主旨的节目身影；另一方面，在流行音乐业界，曾显赫一时的太平洋、新时代、中唱广州、白天鹅等四大影音公司都不复当年的风光，有些甚至挣扎在破产的边缘，而在新世纪崛起的以孔雀廊唱片与华友金信子文化传播公司为代表的新一代流行音乐生产机构也纷纷突破广电传媒时代的传统，针对网络新媒体的传播特征进行歌曲创作和歌手包装，并成功推出了像凤凰传奇这样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歌手，延续了广东歌坛在全国的影响力。
观察这一过程， 读者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流行音乐与广电媒体的互动关系被消解的主导因素是什么？在未来，网络新媒体与流行音乐的互动关系会如何进一步发展？其实，经过前文的梳理，这些问题的答案已可以大致得出。从广电媒体互动和发展的角度对广东流行音乐的历史进行全新的观察与思考，跳脱传统的仅仅视媒体为“载体、传递工具”的窠臼，在不同的语境中对“流行音乐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这一命题进行如英国学者吉登斯所提的“双重解释”之后，从广播电视时代广东流行音乐发展的经验中，可以发现，媒体对流行音乐甚至在整个现代文化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应有的地位。由此推而广之，也就不难对当前由网络新媒体引发的新一轮媒介转型对流行音乐发展趋势的影响及媒体在其中充当的角色与所能起到的作用做出推断与预测。毫无疑问，最具时代特征的主流媒体对流行文化的发展始终具有至关重要的形塑能力。
作者系广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台湾世新大学在读博士生、广府文化研究基地研究员
本文系广东省教育厅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项目“广东省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广州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建设”（项目编号：9025461021）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