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安毛思璐
口个人简介
胡涵，1989年2月出生，2013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3年7月入职《新京报》，先后供职社会新闻部和深度报道部。2014年3月调入深度报道部人物工作室。主要作品包括调查报道《刘迎霞：走上层路线的美女富豪》《铁腕书记仇和造城背后的寻租缝隙》，特稿《寿光大火：折翼火海的打工候鸟》《龙卷风下的东方之星号》，专访《对话姚明：改变世界的是精神，不是肌肉》《帕尔哈提对谈库尔班江：拿掉新疆我们是相同的》等。
口访谈实录
『做新闻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对不坏的选择』
张志安、毛思璐（以下简称“张＆毛”）：大学期间，你每周都会准时买一份《南方周末》，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新闻有兴趣的？
胡涵（以下简称胡）：其实我一直对新闻没有太多兴趣，有那么点感觉是我读大二时，南京要把一条叫汉口西路的路拓宽，而那条路上有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河海大学三个大学的民国校区，会破坏一些民国校园，引发了
作者张志安，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毛思璐，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
1)本文系中山大学百人计划引进人才项目“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从业者”项目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7000-3281301。三所学校师生的抗议。当时《南方周末》记者鞠靖写了一篇报道，标题我记得特别清楚叫《要大学，还是要大路》，一篇报道之后，这个项目就直接被叫停了。我当时就觉得，《南方周末》好牛逼啊，那么多教授和同学抗议都不顶用，结果媒体一篇报道就可以了，开始对新闻有那么点好感。
张＆毛：既然你并不是一开始就喜欢新闻，甚至有些抵触，为什么大学填志愿会选择新闻这个专业呢？
胡：是我爸妈给我填的（笑）。以前读书时，我文科成绩比较好，南师大的新闻系当时在江苏省内很有名，学校和专业都是他们选的。
虽然学的是新闻专业，但我读书时对这个行业几乎没有什么接触，新闻专业的课程也不认真听。相反，我喜欢去听社会学、哲学这些课程，和媒体唯一的接触应该就是实习，大三的暑假我去了《南方周末》实习。
张＆毛：通过媒体实习，你对这个行业的认识有何变化？
胡：主要是两方面吧。我实习期间跟的老师是鞠靖，他是一个成熟的老记者，他的生存状态给了我一个现在看来比较“错误”的暗示，让我觉得，哇，原来做记者这么好。
2009年算是《南方周末》最后的黄金期，看鞠靖的生存状态，收入还不错，然后全国各地采访，采访完还可以逛逛景点，找朋友踢踢球什么的。当时就觉得，这个职业几乎就是我心目中自由职业者的状态，一个理想职业的代名词。到后来才发现，原来被他给“骗”了，其实他是一个特例（笑）。
另一方面，由于他有一些选题来不及跟，会允许我独立出差采访写作，所以我实习期的工作密度和压力都比较大，让我感到了新闻业的水到底有多深。这反而让我有些厌倦，觉得未来不太想从事新闻业。
张＆毛：但最终你还是进了新闻行业，是什么原因促成你最终选择媒体这份工作？
胡：其实是个偶然。我想大部分人都是比较有规划的，会想清楚自己要去哪里，但我当时没怎么认真找工作。
在一些官方色彩的单位呆过，但受不了那个氛围。后来南京报业集团招聘，我觉得这个应该蛮好考的，笔试10点开始，我买了一张10点40的电影票，考了20分钟就看电影去了，结果被刷了（笑）。
后来是有《南方报业》的招聘考试，但考试头天晚上，朋友出国找我喝酒，第二天一觉起来考试时间已经睡过去了。
这样到了快毕业的时候才发现，哎呀，还没工作。阴差阳错就只剩下《新京报》一个机会，经过考试被录取之后我衡量了一下，像鞠靖那样的工作状态是可以接受的，于是就当了记者j
张＆毛：没有想过别的行业吗？比如企业，或者新媒体公司？
胡：我接触过企业一些宣传的岗位，但觉得他们的风气并不比公务员的要好，我从小就想逃离那种需要应酬、虚伪的生存状态。虽然薪水确实蛮高的，但也不太考虑。
我毕业那年，虽然大家都在讲新媒体，但南京那边新媒体的冲击还没有完全体现，可能是南京报业是比较封闭的，眼光还没那么远。
张＆毛：有点误打误撞进了媒体的感觉？
胡：也可以这么说，没觉得自己有什么新闻理想，就觉得是一个相对不坏的选择。
『采访前喝两瓶红牛让自己亢奋起来』
张＆毛：入职后，觉得自己适合记者这个职业吗？
胡：只能说人各有优势吧，我的性格和做事的节奏不太适合在日报里跑突发新闻，但是后来调来深度部后，整个人的状态就好很多。
做选题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优势在于会讨巧，同一个题材，我会罗列出可能的角度，再来找一个最不同的角度操作。可能和我读书的兴趣更学术有关，思路跟纯粹做新闻的人的思路不太一样、
张＆毛：确实在一些报道中，能看出比较独特的切入角度和操做手法，比如在《帕尔哈提对谈库尔班江：拿掉新疆我们是相同的》一文中，你策划了两个采访对象对谈，最终报道呈现出的是两个人一问一答观点交锋的形式，当时是怎么想到采用这种形式？
胡：让两个采访对象对谈，其实是我们整个部门的创意，那是一个系列报道。现场其实是三个人在聊天，我在现场主要起的是起掌控方向的作用，成稿时隐去了记者的部分。
为了呈现出记者隐形的状态，需要对文本做很多微调，很辛苦，这样才能呈现出节奏紧凑的一问一答：
张＆毛：三个人聊天是比较难控制的，你觉得自己在采访方面有什么独特的技巧吗？
胡：其实访谈不是我强项。我平常不太喜欢和别人多说话，尤其是面对生人，在沟通上我比很多记者要弱很多。但不同的地方在于，我聊天的时候喜欢聊一些比较宏观的。很多记者聊天是为了了解基本事实，而我喜欢了解他们基于基本事实基础上的看法，交流一些更虚一点的东西。有时候把握不好，就会被批批评，把握的好的话，就会有一点升华的感觉。
张＆毛：最让你印象深刻的采访经历是哪次，能说一说吗？
胡：采访姚明那次吧。当时我还蛮想打退堂鼓的。你知道遇到那种体量的，大块头又很聪明。他的经纪人也提前和我打预防针，说姚明不喜欢不专业或者缺乏知识储备的记者，如果他觉得这个记者很没水平，他就不会好好地回答你的问题一这个还真是吓到我了，后来我是灌了俩瓶红牛才敢进去的。
我记得那时追着和他聊有关体育体制、西方慈善方面的问题，可能是由于我对这方面也蛮感兴趣的，所以和他聊的比较深入，他最后有点为难，说你这个问题太坏了，他说你等我想想，一个词用不好就会左右不讨好，最后他说要不我们换个话题吧。我当时就觉得，还蛮爽的，有一种欺负人的感觉（笑）。
张＆毛：这样的采访经历，的确比较爽，也会增加自己的自信 采访其实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刚入行时难免会有些生疏和不适应，你有没有遇到比较大的困难？具体是怎么克服的？
胡：每个人所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讲主要是在心理障碍上吧，我从小不太喜欢跟生人打交道，有时候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还会有社交的焦虑症，大部分的微信我都不回。所以在遇到一些号访的时候，我会在心理上会产生一种排斥。但是我一旦精神状态亢奋了，就会稍微缓解这种状态，沟通起来就会顺畅的多。
从姚明那次采访后，我就迷上了喝红牛，有时候需要做一些重量级的或者很关键的采访，我就会先弄两罐红牛喝喝，我不是在给红牛做广告啊（笑），这就是类似图腾带来的心里暗示。
张＆毛：一般记者给人们的印象都应是善于交谈，很容易就能和陌生人熟络起来，但似乎在你身上恰恰相反，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
胡：是，他们都说我是一个不好交往的人，我也觉得这是我一个比较不好的地方，但性格改变不了。反正路不是只有一条，虽然我不擅长和很多人保持要好的关系，但能让我和他保持关系都是很靠谱、信得过的，我就通过他们获得帮助和支持就够了。
『用电影剧本式的克制语言来说话』
张＆毛：从你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你比较擅于细节的雕琢和文学性的表达，比如在寿光大火那篇特稿中，你陈述了火灾前后半小时发生的事情，里面有大量细节描写。这是你一贯的写作风格吗？
胡：有一个摸索的过程，刚开始的时候有那么一点左摇右摆，寿光那篇稿子大概是形成了我自己的一个风格。特别浓烈的情感色彩是《新京报》常用的风格，尤其是在报道这种悲剧事件、悲剧人物的时候，记者总是抱着一种非常悲悯的态度去报道。但在做寿光大火这篇稿子的时候，我就想，能不能干脆用写电影剧本的语言来写。于是，我就尝试用剧本那种比较克制的语言一路说下来。
张&毛：寿光大火这篇稿子就像慢镜头回放一样，细致到分秒，你是如何还原现场的？
胡：其实也是意外，这和我找到的采访对象有关。我去火灾现场的时候，那里已经被封锁，我避开武警，正好找到了一个了车间的小头目，负责看管理工人上下班，所以在时间上把握的特别好，他能非常准确的告诉我，几时几分他开了机器，几时几分他逃了出来。又因为他工作的地方是在整个车间最高的，可以俯瞰的位置，所以大部分工人的举动，他都能回想起来。
后来我又找到了他的哥哥，他哥哥是工厂里年龄最老的员工，车间里所有的工人他都认识。我把他哥哥和他从工厂中接出来，找了一个酒馆，问他车间里人的情况怎么样，他给我画了一个车间的分布图，非常详细，直到我在自己的脑海里有了事件的整体轮廓后，我觉得现场版的稿子基本成了。也算是机缘巧合，才能做到这么细。
张＆毛：不单是寿光大火这篇报道，《龙卷风下的东方之星》也是对灾难现场的细节还原，风格十分相近，是刻意保持这样的写作风格吗？
胡：这篇稿子其实我是在后方做的统筹，等前方记者发稿回来，但前方记者坐飞机、转高铁，到得比较晚。晚上又答应了要出两个版，我只能尽可能地联系家属，也叫了我在南京上海的朋友去帮我采访。我当时要求他们问的问题就比较细，比如码头上的人最后一眼看到的是什么场景等，几乎是能问到的所有细节都问了，才出来了那么一篇稿。
至于风格像，大概是因为我用了同一种心态在写，就是憋着一股劲、提着气，不去想它是灾难，也不管家属在电话里哭的有多惨，我只是把它当成一部电影，然后去写，就会形成这种风格。
相比于女记者更偏向感性的观察，我很多时候情感上会缺少一些，而是以一种比较客观理性的态度去看，有点跳出来的感觉。但慢慢地好像不少人习惯了我这种比较冷血的报道模式。
张＆毛：和遇难者家属沟通，让他们回忆细节时，会有点于心不忍么？
胡：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我刚入职的时候，因为是新人，跑死人的新闻特别多，各种凶杀案、袭击事件、爆炸案等等，搞得我都有些抑郁了。其实报社是有那么一点点冷血的，它不会在乎家属是什么状况，适不适合接受采访，它只问你到底有没有采到东西。而新记者在那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不敢拒绝的，只能硬着头皮上，被拒绝以后就学会了不亮明身份去采，这样就能挖到很多料。
但最后会让你自己觉得很不爽，毕竟你也是个人嘛，用这种欺骗的手段去问悲剧中的人，谁都不忍心。后来就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愿意去碰这种有死难者的新闻。包括马航事件，我参与的就不多，有种排斥心理。
后来我慢慢想通了，只要程序得当，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比如我采访家属，他是有拒绝的权利的，只要我是亮明身份去做的采访，而不是通过欺骗等非正当的手段去采访，就没问题，如果能同意接受采访，说明这个人已经相对理性，这个时候再问就无所谓了。只要程序正义，结果上就不应该过多苛责。
张＆毛：程序正义是一方面，过度煽情又是另一方面。你怎么看待灾难报道中可能会出现的煽情问题？
胡：严格意义上讲不能说是煽情，悲剧事件里面的情感，本来就是重要的新闻要素，国外媒体也不会轻易就放弃那些情感类的报道。中国媒体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没有更多的其他东西来平衡它。
比如说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在事故追责方面我们信息有限，又有禁区，媒体最安全的报道方向无非就是纪念死难者，于是你满眼望去都是祭奠死难者的新闻。这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媒体一直在煽情。问题在于，在我们这里，媒体只能做到这一部分，当然就难以平衡。但换个角度想，如果你连煽情都不准许了，整个灾难事件公众能看到的报道就更少了。
『微不足道的改变让人看到做新闻还是有意义的』
张＆毛：很多公众还是期待媒体能够做更多的舆论监督，能够推进一些制度的完善和社会的进程。你怎么看这几年来媒体在这方面的表现？
胡：实际上我是没有看出来。以前实习的时候，倒是做过一篇关于南京要重建大报恩寺的新闻，当时这个项目已经是板上钉钉了，但我采访了很多参加评议会的专家和外围人士，发了一篇报道，那个项目后来搁置了。但起码这两年，我是很少见到这样直接可以干预现实进程的报道。
偶尔有一些，像《南方都市报》做的高考替考的新闻，虽然影响力很大，查处了一些小鱼虾，但没有起到真正的效果。为什么这些人能作假？背后肯定有公权的问题，但这部分就戛然而止了。这样的舆论监督给人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张＆毛：你曾把媒体形容为关在笼子里的乌龟，哪怕再勤奋也无法在笼子里和兔子赛跑。你会对媒体感到失望吗？
胡：我从未对媒体失望过。我觉得你要理解这种情况，这不是新闻媒体的问题，它想做舆论监督的立场是始终没变的，只是外部环境在压着它。
另一方面，虽然舆论监督空间比较小，但偶尔我还是能看到一些其他报道所带来的改变。比如说我写过一篇稿，一个90后小孩想自己做火箭，注册了一个公司。当时这个小孩有点被四处攻击，国内这种爱好者的圈子里有一种很不好的文化，枪打出头鸟=一个小孩成立公司，就会有人指责，说你是不是炒作自己，你技术也不是顶尖的等等。
当时我得知这个新闻，就想去采访他，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个小孩做的事情是值得肯定的，航天事业肯定是需要民营资本进入，不管他的公司将来是失败还是成功，这个孩子做的事情可能是在不经意间开启了一个序幕。稿件发出后，那个小孩很快就获得了多轮投资，我觉得也算是帮到他了。
我觉得很可能是帮了一个人发财，但这个人发财我是不排斥的，他毕竟做的是实实在在的事，是对中国社会有影响的事情。去年年终总结时，我就是以这篇报道为例，说正是由于这些微不足道的改变，让你看到做新闻其实还是有意义的。
『喜欢写记者手记胜过写新闻』
张＆毛：关于这篇《闯进火箭垄断市场的90后》，在报道发表后，你还写了一篇记者手记，你也说你是个喜欢写记者手记胜过写新闻的记者。为什么喜欢写手记？
胡：读书的时候就比较喜欢写评论和学术随笔，写这些写的要比新闻多的多，在实习之前，其实我对新闻文体是没有任何概念的。到《新京报》，一开始跑的是社会新闻，要写消息稿。我发现我不会写那种标准稿子，就比如说消息稿最基本的导语我都不太会写。
人职后第一次去跑新闻，跟一个前辈去采访杀人案，我采访了四五个目击者，回来后就直接写成了电影剧本，以不同目击者的视角各写了一段。后来把这篇稿交上去，他们说，写得不错。我当时心里就想，真好真好，第一篇作品就得到了肯定。不过最后发现，见报的跟我写的大不一样。
张＆毛：在你看来，记者手记是你更熟悉的文体，比起新闻报道也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立场？
胡：确实是，我觉得新闻报道实际上不能体现我在这个新闻里面完全的立场和观点。比如说我写仇和落马的稿子，最早的基本逻辑链，我是这样梳理的：虽然仇和出事原因未知，但他的执政路线上，确实有以结果论、以人治推动法治的元素，而我以为，这种落后的不讲程序的东西，才是他落马的深层原因。
我的逻辑链条是，这种执政路线需要建立在极其高压的执政环境内，在宿迁可以，但是在省会昆明他就无法做到。当仇和遇到本地官场的阻力后，就会选择和一些资本合谋。原本，和资本合谋是很危险的，但仇和却不以为意，因为他坚持人治和结果论习惯了。所以，他才会从江苏带来那么多房地产企业，在这过程中出现很多违规行为，最终导致他的落马。
但是这个思路组织成新闻稿就会有点绕，而且新闻素材不够完整地支持起这套逻辑链，最后的调查报道也只说了一半。于是，我把我这部分的想法写成了记者手记，发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里。
张＆毛：你是一个有着强烈欲望想要表达价值观的人，新闻专业主义要求记者要客观公正，不能带有自己的感情和观点，而记者手记则恰恰给你提供了一个可以输出个人价值观的途径。
胡：对，我觉得我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受访者，我更喜欢输出，输出我的价值观和理念，而不喜欢输入。记者手记是一个输出的过程，而新闻是一个输入再输出的过程，而我不太喜欢输入的感觉。新闻记者更多时候是一个挖掘者、传递者的身份，而我更喜欢做一个生产者、表达者。
张＆毛：你有一个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面会发表一些记者手记和生活随笔，怎么会想到做这个？
胡：当时有人约我写评论，报社有个同事就说，为什么不自己弄个公众号玩玩，我就开了一个。除了把以前在其他地方发的评论转过来之外，偶尔当一个写作基地，让白己写的东西有个地方发，相当于一个博客。
张＆毛：这个公众号只是为了多一个平台来表达观点，而没有想要去商业运营和大力推广？
胡：确实没想过推广，到现在为止我在自己朋友圈里也没做过营销，你爱关注就关注，我不太追求阅读量和粉丝数。其实微信公众号想红火太容易了，只要追着新闻热点，再和其他公号搞一个互推，关注度一下就上去了。有公号说要互推，我根本理都不理，我觉得在我的公众号上发所谓的推荐，挺丢人的，不太愿意去吃这一口互联网的泡沫。
张&毛：为什么给公众号取“坏雷达”这个名字？
胡：是同事给我取的，我当时说要做个公众号，让她给想个名字，她就说，叫“坏雷达”吧，说你这个人就像是一个坏了的雷达，不断向外辐射你自己的信号，但是别人对你的批判和一些东西你都接收不到，或者说你根本就不想听。我当时觉得还挺有意思、挺特别的，到网上查也没有别人用过，就定了它。
『车到山前必有路，现在没路只因时候未到』
张&毛：现在的年轻记者似乎都更注重自己价值观的表达，更能突破常规，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对新媒体的传播形式也更加熟练。你觉得这是年轻记者的优势吗？
胡：我不觉得年轻记者有优势，最多算不同吧。年轻记者会更自信、更活跃，自信是好事，但不能不知道天高地厚，包括我自己有时候也是这样。我反思过，其实是因为传统媒体黄金时代过去了，这个行业人才流失的比较严重，他们没有接触过最优秀的记者，不知道这个行业真正的标杆在哪里，所以有些盲目地自信。
虽然我也算菜鸟记者，但我总觉得更应该给年轻人包括我自己泼冷水。论严谨程度，他们比不上很多老调查记者，论扎实的功底和新闻专业主义，也比不上老一辈的新闻素养。
这种自信很可能是无知。我个人是永远都相信，你现在说的所有的话，表达的所有的观点在过去都有人表达过，永远不要相信自己是最独特的那一个，不然你一定会飘起来。很多人说年轻记者思维更适应新媒体，确实如今新媒体的表达方式不同了，但也就是个外壳，而外壳是不构成优势的。
张＆毛：年轻记者在经验、资源和熟练度上要比老记者略逊一筹。作为一名年轻记者，你有没有因为无法完成选题而感到焦虑和无助？
胡：这个还真没有。我问过报社前辈，你觉得我做新闻的优势在哪里？他说，心态。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你是不紧不慢，不觉得什么事情是困难的，也不会因为困难产生焦虑，这种心态在年轻人身上很难见到，
我觉得好像也确实是，给我一个选题，我一般不会焦虑，可能是因为没受过打击，所以心态上一直都保持地很好。我一直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最后我总能找到一条路的，现在没有路是因为时候没到。
张＆毛：做记者的确需要这样的心态，如果一开始就自己预设了很多困难和难点，反而会感到压力，增加焦虑感。
胡：我见过很多焦虑的记者。我以前有个朋友，做突发调查记者，一次他来找我玩，半年没见，他好像头发都快掉光了，在我家洗澡，洗一次澡我家的下水道就被他掉的头发堵住了。他是一个会想很多、焦虑感特别强的人。
记者确实是一个充满焦虑感的行业，它充满变化，变化所带来的就是不稳定，不稳定就会产生焦虑。这个焦虑说到底就是生存环境带来的。很多时候，记者的付出和回报是不成比的，收入和成就感都不足以安抚他们的生存焦虑，而他们所要思考的议题又苦大仇深。
至于我为什么不焦虑？我觉得主要是我不把工作和自我价值评定挂钩，我不会因为一个选题的成败就轻易否定自己，可能我盲目自信吧（笑）。哪怕我的记者生涯很失败，也不太可能}上我调低自我评价。
张＆毛：人们通常会将外界的评价作为一个参考标准来评判自我，但你似乎并不在意外界的评价，你是如何实现自我价值的呢？
胡：我觉得我的自我价值就在于偶尔写写自己想写的东西，看看书，听听歌，这样就挺好的。兴致来了的时候就写写文学作品，兴致不好就不写。我觉得职业只是赚个稿费，工作之外的东西才是显示我的价值。就像公众号，我也没有想过要把它做得多么火，但这种表达能让自己活得快乐，就是个人价值了，人生在世不就是想要获得快乐嘛。
『新闻要富养，好新闻大部分应该让富二代做』
张＆毛：你怎么看待新媒体给传统媒体带来的冲击？
胡：如今媒体更新换代这么快，不只传统媒体在受冲击，其实新浪、腾讯这些门户网站也是在受到冲击的。这是一个洗牌的过程，受冲击的永远是这个行业中本来就应该被淘汰的那些媒体、那些记者。
我相信在未来，内容为王是肯定的，现在所谓新媒体的东西泡沫成分太严重，每天那么多公众号出来，迅速获得100000+粉丝，实际上做的内容高度雷同。要不了多久，公众对于这些就会审美疲劳，感到厌烦，很快这部分也会被遗忘掉。而优质的内容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刚需。
张＆毛：但现在人们对于深度报道的关注度和阅读率似乎在下降，新媒体的内容产品也更加碎片化，传统媒体也在努力转型、让自己能够适应互联网时代。你怎么看待这些行业生态的变化？
胡：传统媒体确实会受到互联网的影响，目前大家也都在时效上拼刺刀，但在未来的大方向上，报纸应该走一个精英路线，这是一个分众化的过程，那些容易被快餐文化和心灵鸡汤吸引的人，可能原本就不是纸媒的受众。
看重深度报道这样优质内容的时代一定会来临的。如果参考美国新闻业，我们是没有太经历过他们那种铺天盖地黄色新闻的阶段，现在网络其实取代了黄色新闻时代的感觉，吸引眼球的文章层出不穷，但我相信受众审美是在不断提高的，优质内容最终还是会升华出来。像在美国，黄色新闻时代之后会自然催生出《纽约时报》这样的媒体。
中国目前优质内容还在酝酿，还没有到他们发展的时候。之前我们说深度报道的黄金时代，实际上我觉得那个黄金时代并不是新闻业自然进化的结果，而是中国转型期的产物，当转型期逐渐过去，深度报道自然会弱势？但新闻业的根基仍然在内容，只是还没进化到那个阶段。
张&毛：你是否满意现在的职业状态？
胡：基本满意吧，收入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纸媒收入确实没法和新媒体或者企业相比，而这份职业所带来的成就感也在慢慢地消失。像以前写一篇四五千字的报道，有可能会举国关注，但你现在写一篇四五千字的稿，在行业内都很难受到关注。如果没有了成就感，收入又不太行，确实是留不住人。
和其他人相比我没有那么多功利心，一定要赚多少钱，我觉得够吃够喝够花就行了。但我不确定再过一年两年，甚至几个月，那种生存的压力到我头上的时候，我会怎么选。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很少人会说，我愿意勒紧裤腰带在传统媒体行业一直待下去，毕竟它的现状摆在那里，哪怕说我保持长久乐观态度，但是对于个人，你的青春时代也就那么几年，你会愿意陪着一份报纸等那个好时代吗？理性一点的、稍微精明一点的人都不太会这样做。
张＆毛：你觉得这个行业对你最大的吸引力在哪里？
胡：大概是自由吧，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都是相对自由的，表达也是相对自由的，哪怕有一些东西你说不出来，但最起码你说出来的都是你想说的。
另外，说到底，新闻行业还是一个以作品、以实力说话的行业，不管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性格，只要你作品立得住，行业对你的评价就不会低。相对来讲，这是一个比较单纯的环境。
比如说我有朋友在国企，也很忙，但我就跟他说，你一天95%的精力都是被浪费的。我说你看我虽然看起来懒，一个月好像就花那么几天时间写稿子，但你算算，你每天十小时上班时间，可能只有十分钟是有价值的，这样下去，我们每个月真正有价值的时间是一样的，而你浪费得更多。他虽然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但还是一句话就把我打趴下了，他说：可是我收入比你高啊（笑）。
张＆毛：现在的工资水平能够满足你的生活需求吗？
胡：实话实说，只能是温饱线上徘徊。我是个不思进取的年轻人，有时困难了还跟父母呼叫支援。但那些只能靠自己养活自己的人，是没办法在这个行业里保持悠闲状态。
张＆毛：不用为生存发愁，你可能就不会为了稿费过多地追求稿件的数量，从而能够花时间去比较细致打磨一篇稿子。好的经济基础是不是也给你的工作带来了帮助？
胡：对，以前我们开玩笑说，好新闻大部分应该让富二代做，因为那些有生存压力的人，他们往往没有时间去打磨细致的文笔，他们在新闻界也往往待不久，毕竟这不是一个赚大钱的行业。
这可能是新闻业的问题所在，没钱赚就没法吸引人才，最后只能靠理想主义吸引年轻人了。不过，如果是富二代，他们明明可以选择更好的生活方式，为什么要跑来这么苦逼地做新闻呢，那可能就是真的出于热爱了。
『新闻业需要的是职业化，不是匡扶正义的理想』
张＆毛：新闻行业中的人是不是更需要有理想主义来作为信念支撑，才能让自己坚持下来并走得更远？
胡：任何一个行业如果整天提理想的话，这个行业是不正常的。任何一个行业要提的都应该是职业化，而不是理想。
现在人们所提到的新闻理想，我觉得本质上不是新闻理想，而是政治理想。像我当年觉得新闻这个行业厉害，是因为它似乎在这个国家中扮演了意见分子的角色，所谓的新闻理想可能更多的是改变国家的政治理想。
对于一个行业来讲，这种政治理想其实是不正常的，很多记者是抱着成名或者改变世界的想法来的，实际上跟新闻本身无关。一个成熟的行业，应该有的是职业理想。职业理想会更讲究新闻专业主义，而新闻理想可能会更强调新闻是一种工具，一种启蒙或者改变社会的工具。
这对行业本身是有副作用的，会使从业人员为了达成某个目标而变得不那么客观，甚至有时候写的东西是不平衡不真实的。因为他所拥有的不是对新闻的理想，如果是对新闻的理想，你应该去恪守新闻的原则。
职业理想需要行业本身有非常成熟的评判体系。就好像你做金融业，首先评判的是你作为一名职业经理人够不够专业，在专业的基础上再来衡量你的业绩。但现在新闻业是只讲传播效果而不讲职业的规范和共识，还是一个蛮荒状态。
比如前段时间《人物》杂志那篇关于歌手庞麦郎报道，虽然我认为记者个人立场在新闻报道中是允许出现的，但我们总编王跃春曾经说过，这种报道不可能在《新京报》出现。它虽然没有失实，但立场不够客观，有那么一点儿刻薄，实际上是不够专业严谨。而这篇稿子在业界的评价是两级分化，这就是我说的，这个行业还缺乏一个成熟的规范和标准。
张＆毛：在你看来，中国媒体还处于一种很不成熟的状态，而所谓的理想主义会阻碍它往职业化的方向发展？
胡：确实是这样。过去多少年，中国的媒体都还是活在理想主义中，并没有上升到一个成熟的现代职业意识中来。我不觉得年轻人进入新闻业是为了所谓匡扶正义，想要凭借个人的努力去改变这个社会的什么，这样他最后一定会觉得虚无。他应该有的是对这个行业基本准则和职业精神的敬畏。
张＆毛：不过，达到职业化的顸尖水平和为推动社会进步做贡献，这二者本身就有重合的地方。
胡：肯定是有重合的地方。但目前来看，很多报道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而问题就是出现在他们把新闻当工具，在实现自己所谓的社会抱负，其实这个对新闻行业本身就是一种伤害。
张＆毛：你会有想要成名的期待吗，比如通过一篇轰动性的报道，得到业内任何和社会关注？
胡：我自己是没有，但我身边比较有新闻理想的年轻人中，好像多少都会有这种期待。但是一稿成名的年代几乎已经过去了。现在媒体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已经提供不了一稿成名的空间了，而且一稿成名也是当时一种病态社会的体现吧。那时候网络言论刚开，公共空间刚刚有点成形的样子，一个省的公共事件有条件变成一个全国性的事件，而现在几乎是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