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钢
摘要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报业集团在人事管理机制方面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现象，应尽可能在组织结构重组、管理思维上进行变革，体现“良性路径依赖”，避免制度变迁进入“锁定”状态，出现“非良性路径依赖”现象。制度变迁的转型有助于提高我国报业集团媒介管理的“软实力”，而有效配置人力资源、发挥管理的协同效应，则是我国报业集团顺利实现媒介融合的重要举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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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媒介融合；报业集团；人事管理；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 G231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周钢，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4
2014年8月1 8日，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中强调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介融合发展，媒介融合成为我国的一项国家战略。在这一国家战略的主导下，我国各级报业集团纷纷实施媒介融合战略，媒介融合成为当下我国传统纸媒面临的一场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在我国报业集团媒介融合的探索之路中，其内部的人事管理机制发挥着重要的“稳定器”和“平衡阀”的作用。本文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报业集团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人事管理机制变革，拟在该研究领域进行初步探索。
一、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报业集团人事管理机制的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是新经济制度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道格拉斯．C．诺斯( Douglass C．North)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认为，可以用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方法来分析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认为，沿着既有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被称为良性路径依赖（也称为“诺思路径依赖I”）；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被称为非良性路径依赖（也称为“诺思路径依赖II”）［1］。长期以来，我国报业集团人事管理沿袭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机制，政府规制和刚性色彩浓厚，在报业集团组织结构重组、管理思维上，应加大变革力度，尽可能实现良性路径依赖，避免非良性路径依赖。
在新闻生产流程再造上，我国报业集团内部的编辑部整合改造虽起步较晚，但已取得一定的效果，一些报业集团实现了一定意义上的良性路径依赖。如人民日报社组建“中央厨房”（全媒体平台）推进深度融合，人民日报客户端从2014年6月12日上线至今，在不到一年时间里，自主下载量已超过4500万[2]。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中央编辑部”，实现新闻生产的“统一指挥、统一把关；滚动采访、滚动发布；多元呈现、多媒传播”。2012年2月，国内第一个物理形态的中央控制台——“南方都市报全媒体信息集成中心”成立，将新闻采集、分析、传播、营销、服务等报业组织机构实行模块化、扁平化。2013年10月上海报业集团成立之后，新媒体业务成为该集团发展的重要突破方向，2014年7月22日凌晨，澎湃新闻正式上线，成为上海报业集团的一个重要的新媒体产品代表[3]。尽管我国各级报业集团在现阶段取得了一些媒介融合的成果，但仍有一些学者对此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黄鑫宇认为，在全媒体时代，基于不可预知的市场竞争因素，报业呈压扁组织结构、迅速组合的“模块化”发展趋势[4]。目前我国报业集团媒介融合尚处于探索之中，良性路径依赖和非良性路径依赖是一种相互转换的关系，处于动态变动之中，我国报业集团在媒体矩阵、组织架构、采编流程等方面，其内部的采编部门和新媒体部门之间仍未真正打通，新闻的一次采集、分类加工、即时生产、融合发布的“中央厨房式”的一体化生产链条尚在摸索。我国报业集团在新闻生产流程再造方面还有较长的路要走，未来报业市场的进一步萎缩，必将推动我国报业集团不断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组织结构重组模式。
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由历史选择决定的，即便所选择的路径是错误的，制度变迁也有可能陷入“锁定”状态，束缚传媒发展[5]。目前学界和传媒业界的共识是：建设新媒体并非将传统媒体的内容简单移植到互联网平台上。我国报业集团媒介融合的管理者大多由传统纸媒新闻采编人员转型而来，媒介融合管理者还保留原来的思维定势，由于惯性思维的影响，容易顺着“办报”的原有思路办新媒体，会导致思维的僵化，出现“锁定”状态，出现非良性路径依赖，造成媒介融合低效。因此，媒介融合管理者需要进一步提高对互联网思维的认识，积极运用互联网思维，注意发挥媒介融合的优势，摆脱报业集团人事管理制度的非良性路径依赖，除了充分吸收报业集团人事管理机制的惯用做法之外，还应因地制宜，稳慎推进报业集团跨区域、跨行业、跨媒体发展，避免照搬、沿用原有不利于激发员工积极性的人事管理机制。
二、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报业集团人事管理机制变革的路径突破
林毅夫将制度变迁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他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6]。我国一些新闻传播学者如胡正荣、周劲、陈戈、石培龙、王守国等从传媒制度变迁的阶段性、制度困境及意识形态根源、制度变迁的路径问题等不同角度，结合制度变迁理论，对传媒产业制度变迁进行了初步研究。具体到我国报业集团人事管理制度变迁这个研究领域，笔者认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并非单独起作用，这两种制度变迁模型往往交替起作用。多年以来，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在我国报业集团改革中相互作用，前者起到主导作用，后者起到补充作用。我国报业集团属事业性质的新闻文化单位，各级政府人社部门在聘用制度、岗位管理、公开招聘、竞聘上岗、考核培训、奖励表彰、处分申诉、争议处理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和规章制度。这些政府规制内容，从政府规制主体上划分，属公共的政府规制；从政府规制的作用与效果上划分，属激励性政府规制；从政府规制的方式上划分，属直接政府规制。这些人事政策法规和规章制度，呈现出社会性政府规制的要求，承担着减少我国传媒市场的负外部性，增加传媒市场正外部性的职能，体现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
同时，我国报业集团基于自身发展，在人事管理机制上白下而上进行了一些创新和变革，如拓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发展空间，激活新闻采编人员活力，实行首席专家制度，这些人事管理变革的举措体现出诱致性制度变迁自发性、盈利性、渐进性、边际性等特点。2015年4月28日，上海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上海报业集团采编专业职务序列改革方案》，体现了上下结合、利益诱致的制度变迁方式。为实现媒介融合的制度变迁内容，上海报业集团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制度变迁的主要目标，通过建立“首席记者”“高级记者”“资深记者”等新闻采编业务序列（属纯业务序列、有别于“总编辑、部门主任、部门副主任”等行政序列职务），改变原有报社内部职务晋升“写而优则仕”的传统模式，为好记者、好编辑设计职业生涯规划，提供新的职业发展空间［7］。
（一）在转换用人机制上进行变革，体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
为实现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的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实现“共赢共长”，在我国报业集团内部，应按照事业单位的性质和特点，建立依法规范、灵活高效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机制，建立一种和谐劳动关系，保障国家、报业集团和员工等多方利益：从国家层面而言，依照《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履行依法规范管理的义务，突出对报业集团工作人员的制度约束和权益保障，体现强制性制度变迁特色；从报业集团层面而言，建立一种合同聘用、公平竞争的用人机制，逐步实现报业集团工作人员良性的“进、管、出”机制；从报业集团员工层面而言，明确报业集团与工作人员之间的主体平等地位，明确自身的权利和义务，依法履行职责，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在组织结构、学习培训上进行变革，体现诱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
2009年，《华盛顿邮报》进行机构重组，设计内容生产和编辑制作两个方面，整合后，记者编辑跨部门、跨平台的协同能力大大提高，报纸和网络业务上的整合进一步促进[8]。在我国，一些报业集团在新媒体组织结构设置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如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在集团层面已基本实现新媒体中心、数据库业务部、信息技术中心、边锋四大模块构成的技术平台，初步构建全媒介融合智能信息服务平台。但我国报业集团大多注重“报网互动”，在设置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方面进行“增量”变革，在“互联网+”的趋势下，报业集团在自身的“存量”变革上，却办法和手段不多，传统报纸业务和新媒体业务的互联互通亟待加强。因此，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组织结构上需根据报业集团媒介融合发展的需要，体现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点，遵循新闻传播和新媒体发展规律，科学设置组织结构。
在学习培训上，我国一些报业集团十分注重员工的培训，通过举办讲坛或讲座等形式，培养新闻采编、综合管理、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复合型人才，培养适应报业集团融合发展的全媒体人才，加大传媒学习型组织建设的力度。我国一些学者对传媒学习型组织建设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国秋华提出，从传媒学习型组织建设来实现知识资本的运作与整合，最终培育出核心竞争力，她建构了以人员、组织、技术、学习、知识、管理为核心要素的传媒学习型组织系统模型[9]。在学习型组织建设方面，我国报业集团应注重加大对现有传统新闻采编人才的培养和训练，使之成为既熟悉传统报业新闻采编规律，又掌握新媒体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同时，我国报业集团在内部员工中应普及互联网思维，提升运用互联网技术的能力和素质，以适应媒介融合发展的需要。
（三）在收入分配、激励保障上进行变革，体现诱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
目前，我国新媒体行业人才缺口巨大，据统计，我国新媒体上市公司的数量已为传统媒体的2-3倍，目前对网页设计、网络编辑、美工、手机软件开发等新媒体人才需求量巨大[10]。我国现有一些媒体的技术力量薄弱，既缺人才也缺资金，却盲目上马“大数据”“云计算”项目；有的媒体忽略以人为本，优秀人才引不进来，业务骨干却流失严重[11]。在我国报业集团内部，熟悉网络规律和市场的新媒体人才十分缺乏，为引进和留住现有新媒体人才，在收入分配机制上，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体现“奖勤罚懒、按劳分配”的原则，根据新媒体部门的总体效益情况确定工资薪酬水平，新媒体部门员工的工资水平随总体效益而上下浮动。同时以岗定酬，以岗位确定绩效收入，按岗定酬，岗变酬变，向关键岗位倾斜，打破“平均主义”，重奖有突出贡献的新媒体人才。如《萧山日报》在全媒体经营上采取风险承包、目标管理、部室经营、公司代理四大模式，对下属各公司（经济实体）实行基础奖、效益奖、特殊贡献奖，根据收入或利润完成的不同情况按级别奖励；下属公司（经济实体）新任总（副）经理实现与行政职务脱钩，其薪酬待遇与公司（实体）效益关联。
在组织中，激励就是激发、引导组织成员的行为，使其努力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激励的目的是为了调动组织成员工作的积极性，激发他们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提高组织的效率[12]。一般来说，报业集团的激励机制包括三个维度。
首先，物质激励的维度。为满足报业集团各类人才在物质上的需求，需要给予其物质激励。当下，在“新媒体战”和监管环境严峻的背景下，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记者，都出现了离职潮[13]。在与新媒体的竞争中，传统纸媒除内容优势外，在媒体平台、受众规模、资本实力、体制机制、人才结构等方面劣势明显[14]。因此，我国报业集团需按照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要求，实行报酬激励制度变革，采取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丰厚报酬，可有效地吸引和留住各类人才。为充分调动新闻采编人员的积极性，变革僵化的用人制度，以应对新媒体的冲击，上海报业集团在采编专业职务序列改革中，坚持“导向为先、内容为王、受众为本、采编为宝”，体现了传媒制度变迁的社会价值取向；同时对内部原有薪酬制度进行革新，对表现优秀的纯业务序列的记者和编辑，规定其收入可以高于行政序列职务的部门主任、副总编辑甚至总编辑，体现了传媒制度变迁的经济价值取向。目前我国已有少数报业集团已开始探索实行股权激励，还有一些报业集团或报社在新媒体发展上不断探索激励政策。如《钱江晚报》将新媒体运营收入，100%用于新媒体发展，用于再投入和团队激励，该报“升学宝”微信获浙江日报报业集团70万元孵化资金支助项目。
其次，精神激励的维度。报业集团的精神激励包括事业激励、声誉和地位激励、权力激励、竞争激励、情感激励等。报业集团应灵活地运用不同的精神激励方法，采取竞聘上岗等方式，有效晋升新媒体人才的行政职务或专业技术职务。上海报业集团的采编专业职务序列改革则较好地体现了精神激励的原则，体现出诱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
再次，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的维度。报业集团在实施激励的过程中，应正确处理好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的关系，不能简单只采取某种单一的激励措施。我国报业集团新媒体人才的流失是激励制度失败的重要表现。根据绩效函数P=F(M×AB×E)，员工工作绩效不仅取决于M（即工作积极性[激励水平]）和员工自身的工作能力AB，而且还与E（即工作条件[环境]密切相关）。所以，报业集团不仅要对新媒体人才进行充分激励，而且要为新媒体人才发挥自身能力创造有利的环境条件，这种环境不仅包括良好的物理工作环境，而且还包括舒适的人文环境。如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近期出台《互联网技术人员管理办法》，参照互联网企业对技术人员职业发展管理的实践，对技术人员晋升设计了“技术通道”“管理通道”双向畅通的职业通道，以改变传统媒体技术人才队伍薄弱的状况，为媒体融合发展打牢基础。
三、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报业集团人事管理机制变革的协同效应
从改革开放以来到21世纪初，在制度变迁的推动下，我国传媒经济运行中的垄断力量逐渐减少，经济性垄断力量不断提升[15]在媒介融合的过程中，如何提高我国报业集团人事管理的效率，发挥人事管理机制变革的协同效应，提升传媒经济运行中的经济性垄断力量，将是今后报业集团人事改革的一个重要取向。
（一）转换制度变迁方式
在报业集团人事管理改革过程中，制度的推动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在媒介融合初期，发挥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引擎”效应，这是报业集团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媒介融合打开局面之后，应充分发挥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协同效应，让不同的利益主体获得相应的物质或精神的报酬，激发最大能量。在传媒改革中，“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效率较高，但产生的效益不一定就高。诱致性制度变迁在制度安排上往往契合现实需求，但是速度比较慢，制度安排效率较低。”[16]因此，在报业集团应根据实际情况，在人事管理制度变革中适时变换制度变迁的方式，充分发挥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积极作用，提高报业集团员工的积极性。
（二）有效配置人力资源
在媒介融合过程中，我国报业集团充分发挥管理、专业技术、工勤三类岗位人力资源的专长，使员工的能力与相应的岗位对应。从纵向上来讲，报业集团员工各有不同的能级地位，在我国，包括报业集团在内的事业单位按岗位进行管理，管理岗位分一至十级、专业技术岗位分一至十三级、工勤岗位分一至五级，如果员工的工作与其能级地位不匹配，就会出现人力使用不当和低效的情况。
在媒介融合过程中，报业集团应充分考虑管理、专业技术、工勤三类岗位员工的长处，发挥各自的优点，有效配置人力资源。对报业集团的人力资源进行分类管理，尊重不同类型员工的劳动成果，是科学合理地使用各类人才的主要保障。报业集团人事管理机制改革应明确传统新闻采编部门和新媒体部门不同岗位的人员配置，做到能级对应，激发传统新闻采编部门和新媒体部门员工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三）发挥管理协同效应
管理协同效应对报业集团形成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的保障和支撑作用。因此，我国报业集团在媒介融合的过程中，应注重发挥人事制度的管理协同效应。在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推动下，基于人事管理的协同效应，报业集团的经营管理部门会更加积极追求报业集团的广告、发行、印刷和其它经营实体的多元化收入，努力改变依靠广告的单一盈利模式，改善媒介产业的盈利结构。尽管在报业集团内部，传统新闻采编部门和新媒体部门的职能和岗位要求存在很大差距，但是有效协同不同部门之间关系是提高管理效率和实现传统报业和新媒体产业两者均衡发展的一项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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