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畅
【摘要】伴随媒介的发展、技术革新，以及媒介深入社会生活程度的加深，媒介暴力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日益复杂化，对受众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利用各类平台的表述方式也较为多样化。本文选取影像文本从受众与效果层面分析媒介暴力对行为态度的影响，从内容方面分析媒介暴力如何利用媒介平台进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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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媒介暴力 警匪片 隐性传播
一、媒介暴力研究的缘起
暴力是对一个生命或一群生命用体力施以确定的威胁或行动，且能导致身体伤害的一种公开的描述，同时也指用一种看不见的形式，使得一个生命或一群生命产生一系列的身体伤害的过程。
暴力文化的形成要归功于大众媒介的发展，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电影、电视剧为代表的大众媒介兴起后，暴力文化以大众媒介作为依托得以发展、传播并形成潮流。随着媒介技术的革新和发展，媒介暴力呈现的方式愈加多样，无论是电影、电视、网络游戏还是社交媒体，各类媒介中都有与暴力相关的内容，不仅在表现手法上更贴近真实暴力，而且试图在思想和行为上影响大众的社会生活。由此引发的社会担忧和社会不安定因素的隐患一度引起公众的关注，公众普遍担忧媒介暴力的持续性影响是否会波及现实社会，是否会影响社会犯罪率和暴力行为的上升，电视暴力节目的播出对少年儿童和青少年是否会产生负面的影响等问题。
针对类似问题的困扰，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作为媒介效果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的媒介暴力研究在美国逐渐兴起，由贝克（Robert K.Baker）和鲍尔（SandraJ.Ball） 主编的《暴力与媒介》（Violenceand Media），主要探讨电视所描绘的暴力与现实生活中的暴力有何关系，研究的对象包括儿童、青少年和成人。①
二、国内外对媒介暴力的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对于媒介暴力的研究多集中于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领域，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美国学者格伯纳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涵化理论”和班杜拉提出的社会学习理论。班杜拉解释了儿童通过观察他人行为而获得社会认知能力并模仿这些行为的过程，并利用四个步骤解释这一过程，简单叙述即为观察—编码—再造—转化②，该理论认为受众在观看媒介中行为尤其是侵略性行为时的自我感觉支配学习行为的倾向选择，选择惩罚，这种行为会消失；选择奖赏，这种行为便会强化。两种观点的区别在于，涵化理论强调媒介中暴力内容对人“观念”上的影响，而社会学习理论则强调对人行为的影响。
国内研究则侧重于对暴力本身的定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陈宪奎在《美国市民社会研究》一书中指出媒介暴力的两类基本构成，即真实暴力与幻想中的暴力，真实暴力指大众传媒对社会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暴力事件、暴力场面的报道；幻想中的暴力，主要是指一些娱乐性节目、电视剧中出现的暴力场景。还有学者认为，媒介暴力是包括电影、电视、电子游戏、报刊等媒体含有或刊载的暴力内容，以及对人们正常生活造成不良影响的暴力现象。③
三、媒介暴力的内涵和效果研究
1、内涵
随着现代传媒业的发展，无论是显性的对于事件本身的暴力还原，还是隐性的在媒体中被合法化的暴力行为，传播媒介利用电视、电影、体育、游戏、图片甚至卡通来进行暴力的传递，这对受众的行为产生的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样的隐性暴力更易得到受众赞同，也更易被忽视。
媒介暴力的显性传播是大众传播媒介发布经过制作、筛选的暴力事件，主要内容是现实中的暴力行为，并且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转述和图片化的暴力故事，这样的传播过程为了吸引关注度而利用图片和语言来凸显暴力的刺激性内容。“虚拟化的暴力” 则指现代传媒所建构的虚拟世界中的游戏化暴力，这类暴力存在于虚拟世界里，针对特定人群，画面暴力更直观、更刺激，表达手法更直接。正如斯图尔特·霍尔所指出，大众传媒凭借凝结社会霸权符码的生产而发挥作用，看起来是反映现实但实际上是构建现实。④
2、效果研究
针对媒介暴力的不同分类，学界从不同领域对媒介暴力进行了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本文单从媒介暴力的隐性传播角度，选取电影媒介来研究媒介暴力在某一类型片中的表述方式，以及从受众与效果层面分析媒介暴力对受众行为的影响，有针对性的选取了香港警匪片来分析其中的媒介暴力表现方式。
警匪片中暴力冲突明显，正反角色鲜明，有大量的枪战、车祸、爆炸等暴力场面，观众能感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极力渲染的暴力影响。作为警匪片中的翘楚，香港警匪片无论是在电影史上还是在观众心目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鉴于此，本文选取香港警匪片《扫毒》作为样本，简单分析该片的暴力场面、暴力次数、施暴主体、施暴手段等内容。
四、香港警匪片的媒介暴力分析
《扫毒》是由陈木胜监制并导演的一部与毒品相关的香港警匪电影，2013 年11 月29 日在中国内地上映，香港上映时间为12 月5 日，截至12 月29 日贺岁档结束，《扫毒》最终票房为内地2.4 亿元，香港3100 万元，在同期的15 部贺岁档电影中排名第五，同类型的《风暴》和《警察故事2013》分别以3 亿元票房和2.85亿元票房排名第二位和第三位。
电影票房飘红的同时收获了口碑和支持，国内知名社区豆瓣网对《扫毒》的评分为7.4 分，有48001 人对该影片进行了评价，其中有20.2%的人打出了5 颗星的评价，42.9%的人打出了4 颗星的评价，更有影评人将《扫毒》视为香港电影崛起的标志，排除对情节和影片结构的争议，大部分支持该片的观众和影评人多倾向于支持演员自身和暴力场面的铺排，有人用“暴力美学”形容导演对于枪战戏的指导，火爆、惊险、刺激、给力成为最多形容该片的词语。
该影片分级为香港IIB 级，即青少年及儿童不宜，相比较其他国家的电影分级制度，香港地区的电影分级制度相对简单。影片的分级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媒介暴力的蔓延，减少了其对青少年和未成年人的危害，但网络媒体为青少年接受暴力内容提供了新的渠道，这不仅需要管理制度和分级制度的管控而且需要大众媒介素养的提升。
笔者针对该影片涉及的内容，分十个类目对其进行分析，分别为暴力次数、施暴主体、暴力场面、暴力性质、施暴手段、暴力行为是否得到惩罚、暴力发生时是否配乐、暴力总时长、是否出现伤亡、暴力时长占电影时长的百分比。通过对样本的分析，得出该片出现的暴力次数总共为44次，其中枪战13 次，枪杀10 次，搏斗9次，爆炸5 次，绑架、器械伤/ 杀人和虐待各2 次，车祸1 次；施暴主体皆为男性；暴力性质多为正面暴力；施暴手段以肢体暴力和武器暴力为主，其中肢体暴力为13次，武器暴力多达31 次；暴力行为实施后都得到惩罚，大多数为延迟性惩罚，即在影片末尾真相得以揭晓，坏人遭逮捕或身亡；暴力发生时影片中皆有配乐，多为跟情节相关的交响乐，在影片戏剧冲突明显，情节跌宕，发生转折时出现配乐，增强戏剧效果，渲染紧张氛围。全片暴力总时长为20 分钟，占总片长的14.9%，超过了10%；影片暴力行为出现时必出现伤亡，多为死亡，受伤较少。
对于影片中正面形象和反面形象的区分较为明显，较有争议的角色在剧情发展下角色性质趋于明朗，电影在塑造两方暴力行为发生时多以枪战场面出现，次之为枪杀，近身搏斗较少。正面形象在以正义为名下发生的暴力行为多为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但实施方以失败告终居多，而在影片中反面形象多被塑造成有魅力的罪犯，这便为暴力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合理的借口和理由，激发了观众对罪犯的某种崇拜心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观众的认知，学习攻击性行为成为“有魅力”的代表；影片中将受害者塑造成“有魅力”的角色，其“魅力”特征多为善良、弱小、需要保护，易获得观众的同情，这样的角色设计会引导观众的观影情绪，对被害情景产生恐惧心理，从而对暴力行为产生恐惧，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媒介暴力从虚拟向现实的转换。哲学家冈特·嫩宁总结了媒介暴力的七种影响，其中包括媒介暴力鼓励对暴力行为的模仿。他认为实施暴力行为的主动方要按照伤害行为的强度、动机以及是否得到惩罚来界定暴力等级，媒介在操控暴力行为的表现方式时要有所侧重和节制，以起到积极地引导受众的目的，而不是鼓励受众学习暴力行为。
五、媒介暴力是把“双刃剑”
1、媒介暴力的积极意义
媒介暴力在传播过程中利用图片、视频、语言等形式刺激了受众的感官，成为人们宣泄情绪、疏导压力最便捷最痛快的方式之一，让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纾解的愤懑和不满在虚拟世界中通过暴力形式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宣泄。此外“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成为社会监督者，使得社会上的不法或不道德行为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有助于净化社会环境，有效地进行舆论监督。
2、媒介暴力的负面影响
媒介暴力弱化人们的道德界限，尽管媒介暴力不会直接导致现实暴力，但媒介暴力对受众“潜移默化”的涵化作用改变着受众的社会认知，使得一些本在现实生活中不被允许和赞同的暴力行为得到潜意识里的某种认同，这便为现实暴力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其次，媒介暴力的隐形传播即虚拟暴力，会诱发现实暴力行为，特别是对暴力行为辨别能力不强，文化程度较低且本身为重度收视者的群体，虚拟暴力对其影响较大，易产生时空上的错位，这就增大了现实暴力发生的可能。此外，大众媒介对暴力行为的放大会导致人们的焦虑与恐惧，衍生出在现实生活中对暴力行为的某种扭曲模仿或病态性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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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王玲宁：《社会学视野下的媒介暴力效果研究》[M].学林出版社，2009
②班杜拉著，林颖等译：《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69
③赵允芳，《解剖“媒体暴力现象”》[J].《传媒观察》，2004（12）
④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