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消费主义观念已成为当代社会文化领域的一股思潮，抗日雷剧裹挟其中，一段时间内“统治”了电视荧屏。本文以费斯克的媒介文化理论为基础，从文本、受众、体验三个方面探讨抗日雷剧受欢迎的现象，并揭示消费主义在其中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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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抗日雷剧 媒介文化 文化消费主义
一、抗日雷剧的流行
《抗战奇侠》、《箭在弦上》、《永不磨灭的番号》等抗战题材“雷剧”一直充斥着荧屏。一段时间以来“神奇”的镜头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抗日题材电视剧中，已经成为电视荧幕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网民对此纷纷吐槽，直斥抗日剧三宗罪：偶像化、武侠化、鬼子脸谱化。
抗日雷剧是抗日题材电视剧与文化消费主义的相互借鉴和奇妙混合。本文 以约翰·费斯克的媒介文化理论为基础，从文本、受众与体验三个方面来解读这种现象。
二、费斯克的媒介文化理论
费斯克的媒介文化理论以受众的主动性、符号的抵制与受众的媒介体验快感为出发点，并且以“文本、受众、体验”三者为基础，创造出一套以“受众权力、符号抵制、体验快感”为核心的媒介文化理论，开创了关于媒介文化的质朴而审慎的研究路径。根据费斯克的媒介文化理论，抗日雷剧的受众将这一文本应用于他们的社会体验之中，并由此获得了体验快感，这应当是抗日雷剧这一文化形式流行起来的原因。本文将按照费斯克媒介文化理论的研究基础，从抗日雷剧文本、受众及受众关于这一文本的媒介体验三个方面来探讨抗日雷剧大受欢迎的现象。
1、被大众选择的文本
在媒介文化研究领域内，文本被视为那些对于人们生产出关于他们自身、所处的社会和信念的意义有所帮助的客体。
大众文本则是指那些拥有为数众多的消费者，并且同时具备标准与创新性这两大特点的文本，它是由现代社会文化工业所生产的。费斯克认为，媒介文化是否能被大众成功的接受同时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身为媒介文化载体的大众媒介文本的文本特征与大众选取媒介文本时所处的社会状况。
抗日雷剧的受众对这些电视剧进行解读时，是为了从中得到与他们的社会体验相关的意义。大众首先以相关性为标准选择文本,即大众着眼于自身的社会情景，看那些抗日雷剧文本能否与他们日常生活的体验产生共鸣。这种相关性受时间和空间的控制，它是由每个特殊的对文本进行解读的时刻激发出来的特质。在对抗日雷剧进行文本探析的同时，应当关注到与抗日剧文本相关的特定时空。抗日雷剧这一媒介文本与当下中日关于钓鱼岛的冲突和摩擦发生了相关性，抗日雷剧中“杀鬼子”的情节与大众对日本政府不满和敌对的情绪发生了相关性。在这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这种相关性召唤受众与抗日雷剧文本进行互动。
“文本的意义不是作者有意或想要放进去的，而是受众在特定的时间段和空间段使用文本时所发现的。”①抗日剧中把日本人形象塑造成黑色的符号、弱智、没有人性、战斗力低下，这正好被当下的中国受众所接受。
“媒介文本的叙事在它们自身封闭的世界中证明了自身作为解释、理解机制话语的适宜性”。②简而言之，如果一个文本想要流行起来，那么这一文本的寓意必须与受众理解的社会体验所使用的话语相吻合，这一文本必然要与对之进行解读的受众产生共鸣。抗日雷剧的流行，说明这一媒介文本英雄化中国军人、脸谱化日本军人的话语，符合人们阐释他们对日本的社会体验的方式。
2、积极的受众
费斯克认为，受众不仅仅生产文化，同时还消费着文化。进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受众能够依据个人喜好，自主地对文本进行掌控、鉴别、选择、解读，并且在这一过程中生产意义、获得快感。
解读不是从文本中读取意义，而是文本与处于社会中的读者之间的对话。③由此，受众对于文本中意义的生产是一场建构和阐释的抗争。如果我们假设意识形态是权力抗争的领域而非稳定的表征，那么，来自下层的意识形态将会不断地挑战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而进行意义的建构。
费斯克认为，受众首先应该是“社会性主体”的人，然后才是“文本性主体”的受众。“社会话语使受众成了‘社会主体’，而‘文本话语’则使受众成了‘解读主体’”。④社会主体性是受众对文本做出反应或解释的认识视野和感情基础。我们应当把受众放回到他们所处的社会政治语境中去，从民众主体特点的角度去认识受众的主体特性。从中国电视受众的社会主体性出发来看，对于抗日剧中塑造的中国士兵形象和日本士兵形象，是符合受众的情感要求的。而这也与受众身处的社会政治语境一致，从一定程度而言，中日两国军队失实的差异化宣泄了作为社会性主体的受众的爱国情感与反日情绪。
3、体验的快感
费斯克提出的媒介体验，是指浸润于媒介文化之中，以与媒介对话为渠道对当代消费文化进行体验，并且以大众的身份参与到社会和文化变革之中。
费斯克将媒介文化中的快感体验分为两类：生产者式的快感、冒犯式的身体与狂欢体验。其中冒犯式的快感要素集中在身体上。以“杀鬼子”为主要内容的抗日剧，呈现了各式各样的对日本士兵的击杀方式，一个个倒下的日本人为大众带来了冒犯式的身体与狂欢体验。
在中日两国关系中，日方不断制造事端，中方奉行和平外交政策，面对日方挑衅大多采取强硬的外交辞令，在对日动作中采取保守态度，这与民间的强硬反日派在意见上存在着差异。在中日关系中被压抑的大众，在参与抗日剧的媒介体验中，获得了一种自由感，这是一种感性的解放，象征着对社会宰制的逃避，大众不停地通过抗日雷剧扩张自己的快感体验。
人们能够认识到电视表述和现实生活的差异，这表明了不可企及的规范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差异，但解读大众文本并非是将日常生活暂时抛掷脑后，而是让观众去否定这种差异,去把电视表述当作现实生活,以此来增加文本的快感。大众则控制着这种进出文本的能力获取快感。
三、文化消费主义运作其中
媒体文化与消费文化之间联系紧密。“媒体和消费文化携手合作，制造出与现存的价值观、体制、信仰和实践相一致的思维和行动。”⑤消费主义观念已成为弥漫于当今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一股思潮，这与文化的消费主义化和因此导致的媒介本身的消费主义化密切相连。
消费并不是为了一些实际需求的满足,而是追求一些被人们刺激起来和制造出来的欲望的满足,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则为强烈的占有物质财富的欲望和对感官文化的痴迷。
为资本所赞许和大力推崇的消费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对资本来说,刺激消费、创造新的消费欲望就成了首要的任务。严肃的抗日题材电视剧成了刺激观众消费欲望的新目标，暴力、色情和夸张失实的情节通通揉入其中，以视觉感官的刺激吸引受众。
首先，血腥暴力的渲染，满足观众性虐心理。性虐，意指一种对另一个人的痛苦进行观察并从中获得快乐的癖好。创作人员使出浑身解数，以实现电视剧的视觉冲击力和真实性,渲染电视剧的血腥和暴力。《抗日奇侠》中士兵徒手撕鬼子，《箭在弦上》里的女弓箭手杀起“鬼子”来就像切萝卜一样随心所欲。编剧出于迎合观众的性虐心理设计出这种情节，而这种情节的设计也极大地释放出了观众内心深处的阴暗面。
其次，裸体搬上荧屏，满足观众窥视欲望。《英雄使命》中，农村少女裸体与红军战士相互敬礼致敬。大尺度的情节满足了普通大众观看他人隐私和裸体的快感。
另外，完全脱离现实的夸张失实，迎合了网络时代人们的游戏心理和轻松娱乐的心理。《永不磨灭的番号》中，孙成海向天上扔了一颗手榴弹，竟把一架日本飞机打了下来。《抗日奇侠》里的抗日志士各个身怀绝技，罗汉拳、铁砂掌、鹰爪功。在让人眼花缭乱的功夫炫技中，观众仿佛在观看一部金庸式的武侠传奇剧，全然忘了该剧特殊的时代背景及沉重的历史主题。
将武侠剧和科幻剧的元素掺杂在抗日剧中，产生娱乐化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观众的心理需求。充斥着雷人情节的抗日剧，不会让观众有对于沉重历史的耻辱感、愤懑感，相反，它能给人们带来轻松愉悦之感。人们明明知道假得离谱，也会趋之若鹜。
这是过度消费抗战历史的极端表现，抗日剧在消费主义思潮的裹挟下，向可消费性靠拢。抗日剧这种文化形式被用作谋利的工具，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消费品。媒体的这些变化，是文化的消费主义化在媒体上的真实反映，也是与文化的消费主义化紧密联系的。
抗日剧深陷于消费主义的沼泽，观众所收获的抗日历史题材作品沦为消费主义文化的附庸。媒介本身的消费主义化和媒介普遍不受约束的盈利目的，是以抗日雷剧流行为表现的媒介消费主义问题的关键。媒介尽力迎合甚至进一步调动和刺激受众的物欲与感官欲望，以此来达到媒介这种强烈的盈利目的。
四、用敬畏的心态解读抗日历史
传媒消费主义文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娱乐消遣和低级庸俗的文化产品、服务,占据文化生活空间并受到一定程度的追捧。在媒介文化研究中应当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传媒娱乐化所导致的消费风险和文化断裂上来。
当年轻人真正把历史剧当成武侠剧，把耻辱当成过目即忘的电视娱乐的时候，就是对历史磨难的背叛，是对历史极大的不尊重。电视剧制作人员应当摒弃用敬畏的心态解读抗日历史，防止消费主义的蔓延，提升抗日题材电视剧消费的文化品位和社会价值，还抗日历史以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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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②John Fiske,“Popularity and Ideology：A Structionist Reading of Dr.Who,”in I.Rowland,D.Willard et al（eds）Interpreting Television：Cu-rrent Research Perspectives,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Inc.，198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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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约翰·菲斯克 著，祁阿红、张鲲 译：《电视文化》[M].商务印书馆，2005：93
④John Fiske,Television Cultu-re：Popular Pleasures and Politics，London：Routledge，1987：194
⑤道格拉斯·凯尔纳 著，丁宁 译：《媒体文化》[M].商务印书馆，2004：12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院）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