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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国产纪录片的院线发展策略

  • 投稿无聊
  • 更新时间2015-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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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产纪录片的源头是从纪录电影发展起来的,虽然近年来我们从电视荧屏上看到了纪录片“春天”的来临,但在院线方面,纪录电影的上座率和票房仍然远不能与剧情片相比,一方面过去“新闻简报”纪录电影让观众对纪录片留下了较深的偏见,另一方面近年来国产纪录片从题材和拍摄质量上都仍与剧情片存在差距,因此,要展望国产纪录电影走进院线,还需从题材挖掘、艺术表现、制作模式、发行放映和政策支持几个方面一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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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纪录电影 发展史 商业化 院线

2012年一部《舌尖上的中国》让电视纪录片重新火了起来,可以说这部纪录片探索出了中国电视纪录片商业化操作的一种新模式,《舌尖》和2013年出台的加强版限娱令,让人们真的相信了纪录片春天的来临,但在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历程中,电影纪录片面临的产业化问题,比电视纪录片更为艰难和复杂。体制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传统电影纪录片制作机构的战略,他们需要突破旧有的体制,尝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重新定位。而纪录电影真正要走进院线并获得票房,从题材挖掘、艺术表现、制作模式、发行放映以及政策支持等环节都需要进一步的尝试和探索。

一、国产电影纪录片的历史沿革

世界上第一部纪录电影诞生于1895年,第二年上海就已经有放映《马棚失火》等纪实片段的记录。20世纪20年代,我们的电影院在制度规定下,主要放映新闻简报。电影院放映新闻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中国新闻纪录制片厂成立,专门经营新闻简报,在电影院传递纪实类消息。这样的历史造成了一代人对纪录电影的刻板印象,似乎新闻电影就是时间加长了的新闻报道。1961年,中宣部要求电影在技术和艺术上要有所提高,批评了“新影八股”这种单一、说教的缺乏艺术表现和特点的影片,但微弱的批判对于电影发展的形势并没有起到大的改观。此后几十年,我国纪录电影人一直在探索,如何使纪录电影从“报纸的兄弟”变成“艺术的姐妹”。1993年开始中国的电影体制进入到全面改革阶段,中国电影开始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国产电影由统购统销改为自主发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传统的资金渠道难以为继,电影纪录片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随着80年代中后期电视业的崛起,电影市场开始萎缩,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中国电影纪录片制作机构开始改制,于1993年和1995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科学电影制片厂分别并入到中央电视台,1995年的影视合流政策也使得电影纪录片在电视上广泛传播成为中国纪录片发展的主要模式。

二、当前国产电影纪录片的发行现状

2000年以来,进入中国主流院线放映的电影纪录片数量非常有限且题材单一,基本全都是文献纪录片。这些纪录片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传统的献礼影片,从题材选择开始就带有一定的宣传目的,这些影片都是一种仰视的态度,缺乏一种平视的目光,看待平民的、个体的状态和命运;一类是国外商业纪录片,如自然类题材的《鸟的迁徙》和《帝企鹅日记》;第三类是历史人文题材,例如《布达拉宫》、《茶马古道——德拉姆》等。除主流院线放映外,还有一类纪录电影,即所谓的审美片,基本是为电影节而拍摄制作的,符合小众的美学需要。2006年由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和广西电视台共同出品的电影纪录片《圆明园》,整体投资800万元,映后收回1700多万元,第一次打破了电影纪录片不能盈利的市场怪圈,从而在非市场行为的宣传纪录电影与独立纪录电影之外,开辟出主流商业市场的电影纪录片类型。

中国电影票房已经连续七年保持了25%以上的增长率,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电影正在进入一个产业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当前我国电影纪录片发展的瓶颈主要在于市场推广和运作。2012年全国纪录电影票房130万元,2013年全年纪录电影票房2146万元,比2012年增加18倍,增长点是以五月天演唱会为主题的《五月天诺亚方舟》纪录片,全年放映3.93万场,票房2106万元;同题材讲述崔健的《超越那一天》全年放映80场,票房30万元;而2013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得主《千锤百炼》上映场次虽有383场,但票房仅7万元。中国电影纪录片缺乏专业的发行机制和发行人,从去年开始,一些热播真人秀电视节目、大型娱乐活动如《中国好声音》、《爸爸去哪儿》等纷纷试水纪录片领域,此类“番外篇”式的衍生型电影纪录片逐渐成为院线新宠,并成为纪录片票房爆增的主要推手,其他纪录片表现依然平平。

三、国产电影纪录片的发展策略

1、题材挖掘

纪录电影要面向大众进行创作,选择这类文化味十足的题材,一方面是考虑到观众的心理,他们愿意花钱在电影院,用视觉享受来重温民族辉煌时代的文化记忆;另一方面,这样的题材选择也更能吸引国家级的投入,充分利用政府资源,资金对于纪录电影的制作人来说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因此保守看来,纪录电影在未来还是会保持着这一题材选择倾向。但如果一直沿用这一思路,相似的题材也会遭遇瓶颈和创作枯竭,观众也会慢慢对此失去兴趣,所以今后的纪录电影人必须不断挖掘和开拓其他类型的题材,包括科学类、艺术类,以及小人物的故事等,从平视的视角关注人和精神方面的题材。如焦波导演2013年作品《乡村里的中国》,在宏大的命题下选择了小人物的故事,就是想同时兼顾体制内外的两个市场,在选题上既有主旋律的特点,又考虑观众的口味,如此才能获得未来的市场收益。

2、艺术表现

中国纪录片的创作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以电视为大本营,电视作品的资金运营模式和美学模式都与电影相差甚远,纪录电影和电视纪录片在艺术表现和美学形态上也有很大差别,这样的差别甚至决定了观众的观看习惯。我国的电视播出,从一开始就基本是按免费收看来操作的,养成了观众免费收视的习惯,一部仅仅符合电视播出标准的影片,作为中国的观众是不会愿意花钱去电影院观看的。当前世界上优秀的纪录片都是按照电影的生产方式进行制作,无论最终是在电视上播出还是进入音像市场,也都坚持使用电影的艺术叙述方式和美学表达方式。

3、制作模式

国内纪录片要进入商业院线主要受到两个条件的限制:一是技术条件,二是运作成本,真正想成就“大片”必须一方面与特技制作公司一起研发创作,一方面借鉴故事片的大片制作模式。电影纪录片的导演还将承担比故事片更多的工作量,故事片里有副导演、剪辑师等帮助导演分担工作,但纪录片的剪辑师无法完全表现导演对于真实再现的思想,因此导演只能自己完成剪辑。中国的电影纪录片并不缺乏好的导演,缺乏的是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的制片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制片人,要从一开始的选题到最后的销售负责到底,将自己的思路一以贯之,自始至终控制着整部影片的走向。由他决定选题、影片的整体创作方向和美学形态,并且筹集资金,而导演和编剧只是执行者。只有当导演和制片人配合得最恰到好处的时候,才能成就“叫好又叫座”的纪录片。

4、发行放映

今年的《快乐男声》主题电影学习美国众筹放映模式,即如果有超过一定数量的人在网上注册保证会去电影院看一部电影,则这部电影就能够得以发行和放映。“快男”主题电影采取了在网络上进行影片预售的模式,在网上特定的观众群里公布信息,提出如果预售票房达到五百万就可保证该片进入院线,因此在20天内就在“快男”粉丝中筹集到501万元的票房预售,这无疑提前给各地院线吃了颗“定心丸”。除开大众院线这条放映途径,未来可针对不同受众需求广泛设立分众院线,比如艺术园区放映厅、学生教育影片学校放映,或某些特殊工作的相关题材影片放映等。不同的分众院线将以自己的形式培养各自的观众基础,什么样的题材决定了成片将进入哪一条对应的院线。可以借鉴《爸爸去哪儿》寒假“大电影”的做法,加强作品和观众的联通,相信像《舌尖上的中国》这等题材和质量的影片,采用“影院特别版”或是“大电影”的模式,找到合适的放映档期,也能获得不错的票房。

5、政策支持

国产电影纪录片的院线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指导和大力支持。当前国际上主要有三种纪录片发展模式:一是政府投资,旨在弘扬主流文化,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二是公共基金,资金既非政府的,也非纯商业的,而由公共的民间基金会承担,如英国BBC等;三是商业投资,当前每年的世界纪录片市场产值200 亿美元,商业运营非常成熟的美国几乎占了其中的80%。我国2010年1月25日第一次以国务院的名义为电影行业出台指导意见,明确了走中国特色电影产业发展道路。在意见的指导下,国产电影纪录片应以丰富产品和加快产业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以现代化基础设施为依托,以科学管理为保障,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结语

总之,中国的纪录片的运营已经逐步从电视栏目的手工作坊时代过渡到大制作大投资的工业生产时代,未来的趋势还将转向大公司和大导演的合作制作、中外合拍制作等模式。中国的纪录电影需要市场体系的支撑,却又不能完全从属商业,政策、公共文化、公益性文化的支持也很重要。在此基础上,再去充分调动一些民营文化企业投资纪录片制作的热情。随着新一代观众群体的不断成长和更替,过去人们对纪录片形成的偏见正在逐步消解,优秀的纪录作品不断涌现,现在在小范围引起的反响将形成涟漪效应,逐步从全国的文化中心、大都市向小城市蔓延,从高知分子向普罗大众蔓延开去,纪录电影以自身极具文化意义的品质,必将在院线获得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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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高峰,《中国纪录电影发展历程》[J].《中国电视(纪录)》,2009(12):64

②贺幸辉,《为影院而生的纪录电影——纪录电影〈圆明园〉全案研究》[J].《中国电视(纪录)》,2012(10):65-75

③高山,《纪录电影:积极迎接产业挑战——“纪录电影发展研讨会”综述》[J].《当代电影》,2010(4):31

④《2014年中国纪录片产业第一季度数据报告》[R].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2014

(作者:李成,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电视学院2013级广播电视学硕士;赵鑫,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电视学院广播电视学专业博士,曲阜师范大学讲师)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