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宇婷
【摘 要】本文在界定新闻自由的定义、主体的基础上，根据世界各国保护新闻自由、加强新闻监管的经验和教训，全面分析了用法律手段对新闻自由加以控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探讨了如何促进新闻自由的更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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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闻自由 法律监管 传播控制
关于新闻自由的问题自古有之。在遥远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新闻事业甚至还没有诞生，关于新闻传播的自由思想就已经包含在各大思想体系中，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在这些简朴的思想中，集权主义、自由主义已初露端倪。到封建社会末期，新闻事业正式诞生，新兴的资产阶级为谋求自身独立的政治地位，和封建统治者作斗争，迫切需要利用媒介（当时主要是报纸）来传播消息、宣传观点、制造舆论，而当权的封建统治者们为了维护统治局势，通过种种政治手段压制异己思想和不同信息传播，这些都导致自由与控制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新闻自由诞生的里程碑之一——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其中以幽默的笔吻写道：“一方面，欠债者和渎职者可以悠哉游哉的逍遥法外，另一方面，无伤大雅书籍则不得不被人在标题中加入一个虎视眈眈的狱吏。”从中折射出的自由思想，是新闻事业追求自由的起步。
一、新闻自由的含义
新闻自由，或称新闻自由权，通常指政府通过宪法或相关法律条文保障本国公民言论、结社以及新闻出版界采访、报道、出版、发行等的自由权利。从这一概念延伸开去，指的是保障新闻界采集、发布新闻信息，继而提供给公众知晓的充分自由。在这个定义里，强调的是向公众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真相，仅仅是描述报道，而不是带着个人观点进行分析、判断、评论；其次，新闻必须是“自由”的，即媒体向社会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真相，任何人和机构都不得阻挠。因此从本质上来说，这种自由并不属于“表达”自由，因为仅仅只能够“描述”事件，而不是“表达”个人意见。1951年，国际新闻学会提出了关于衡量“新闻自由”的四项标准，包括自由采访、传播自由、出版自由、表达自由。从这里可以看出，保障“新闻自由”的根本目的，在于公众能够充分、全面地获取新闻信息，并且自由地发表意见。
在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人权公约》，其中对于新闻自由的分述如下：（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三）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权利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须：（1）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名誉。（2）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尽管上述两种定义有所不同，但基本可以概括出新闻自由的定义，那就是：能够保证新闻媒体上发表或者出版意见的自由不被干涉。
二、新闻自由的主体
新闻自由的主体专指作为法人的媒体，而不是个人。作为公民个人，已经由宪法条款保障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力，与新闻自由无关。当个人享有采访别人的权力，继而制作新闻等，一定是取得特殊身份，比如获得记者资格，经过主管部门层层审批等，具备了特定的形式要件，方可实施。这样严格，只因为新闻自由的规定是为了保障制度性的组织——新闻媒体。当年在制定相关法律条款的时候，将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完全分开，特别加以规定，因为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完全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基本权利。
三、对新闻自由的法律保护
法律对新闻自由的保护是非常必要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是保障美国新闻自由最重要的法律条文，只有短短45个英文单词，自通过以来没有改变过，却在长达两百多年时间里，顺利处理了美国社会关于新闻自由的所有重大争论。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佛逊说“离开了对新闻出版自由的保障，就无其他自由的保障可言”；富兰克林罗斯福将“表达言论和表达意见的自由”当作人类四项基本自由之一。虽然他们说的新闻自由与今天的内涵有些许不同，但可以看出，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美国信奉的“自由”的基本内容，是维系美国社会运转的必需的精神纽带与支柱。正是由于新闻自由这样的“基石”地位，一贯标榜自由的践行者和捍卫者的美国人才会如此珍视捍卫，并且切实贯彻到关于媒介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中。纵观美国传媒法处理言论和新闻自由与其他权利之间的冲突的原则，即使有过妥协、有让步，但从来没有拒绝过期理念，没有放弃过保护它的宗旨。在有的案例中，甚至对第一修正案作出如下解释：新闻媒体不可因为诽谤了“作为抽象实体”的国家而受到刑事起诉。这样对新闻自由的维护，就只能从新闻媒介在民主社会的重要作用角度出发来理解与解释了，带有鲜明的自由主义色彩。
法国《人权宣言》第十一条明确规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这项自由负担责任。”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明确规定新闻自由的正式法律文件。《人权宣言》明确了新闻自由的地位，同时确立了防止滥用新闻自由的原则，是法国现代新闻立法的基石。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新闻自由予以特别的重视，制定了“新闻法”等相类似法律对它严加保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新闻自由带来的制度效益特别重要，它是新闻自由式民主制度正常运作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能够帮助公众及时了解公共事务，可以监督政府的运作，有助于推荐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它带来的正面效益远远超过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在涉及媒介的公共服务职责问题上，其他权利必须向新闻自由让步。
四、对新闻自由的法律限制
因为大众传播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一个举足轻重的行业，影响力巨大，同时，它又拥有自身利益，难免有时会滥用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侵害他人的利益，如名誉权、隐私权等等。当媒体已经形成为一种社会力量时，尽管新闻自由的核心价值地位不会根本动摇，但一定程度的外部监督已经势在必行，法律对媒体加强规范是必需的。哪怕美国宪法把新闻自由作为一种民主权利加以保护，但当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叛乱、战争、面临战争威胁时），法律赋予联邦政府的特别权力就能限制这种新闻自由。
五、法律在新闻监管中的立场
如上所述，新闻自由在实现的过程中可能因为援引构成侵权。法律在面对具体问题时如何调整呢？我们讨论最常见的两种情况。
一是新闻自由与公民个人的隐私权、名誉权的冲突。在“社会责任理论”中强调，公众自由高于媒介自由。因为公众拥有“知的权利”和“被告知的权利”，即“新闻权力”，媒介才受到保护。当媒介在新闻报道中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时，就不应该再受到保护。何况，在这种冲突中，公民往往较为弱势，属于容易受侵害的一方，法律理应而且一般倾向于保护公民。这种情况中有一个例外，即媒体和公众人物发生冲突时，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大众的知情权相比较，法律应当何去何从？在这里就要回到媒体的公共属性上来。媒体具有“引导和教育人民”的社会功能，有的公众人物特别是政治公众人物，由于其公私生活都关系到他行使公权力时的状态，所以应该接受公众的评议和监督，让渡一部分隐私权。法律在此着重保护公众的知情权。但是，他们的亲属好友等，必须着重保护其隐私权、名誉权。其他的公众人物如明星或者某一社会事件的主人公等，必须受到法律的保护，公众对其私生活的知晓应以本人同意为前提，媒体不应该为了满足大众对他人隐私的好奇心、猎奇感、窥探欲而强加暴露。在新华社规定的第一批禁用词中，就明确规定：在新闻稿件中涉及如下对象时不宜公开报道其真实姓名：（1）犯罪嫌疑人家属；（2）涉及案件的未成年人；（3）涉及案件的妇女和儿童；（4）采用人工受精等辅助生育手段的孕、产妇；（5）严重传染病患者；（6）精神病患者；（7）被暴力胁迫卖淫的妇女；（8）艾滋病患者；（9）有吸毒史或被强制戒毒的人员。涉及这些人时，稿件可使用其真实姓氏加“某”字的指代，如“张某”、“李某”，不宜使用化名。这是新闻媒体主管机构明显倾向于保护公民隐私，体现媒体伦理。
二是新闻媒体与国家权力的冲突。新闻媒体在行使监督国家的权力时，若与国家权力产生冲突，法律应倾向于保护媒体。很明显，国家权力（一般代表为政府）拥有最强力量，要侵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轻而易举。“一切有权力的人们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作为“没有感情的智慧”，必须对政府加以限制。民众对政府的监督，很大程度上都依赖媒介对政府所为信息的公布（即公开化），履行了这种形式，本身就是一种制约。法律并不是完全地袒护弱者，但是必须在适当情况下偏向弱者，这是基于社会稳定与发展而必需采取的平衡。如果权力制约权力先天已然不足，就很需要其他力量（如媒体、法律）的支撑。如果允许权力干涉媒体，那通过检查制度，无论何时何地都可能掩盖可能对当政者不利的事实，新闻监督功能也就形同虚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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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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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赵灵敏，《新闻自由的代价》[J].《南方人物周刊》，2012（43）
⑤Kelly leiter，Julian harriss,Stanley johnson著，宋铁军 译：《全能记者必备——新闻采集、写作和编辑的基本技能》[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2012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