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宇
【摘 要】法国学者布尔迪厄在其著述《关于电视》中论述了电视反民主的暴力象征以及受商业逻辑制约的他律性，描绘了一幅经济逻辑如何通过收视率来影响电视、新闻场和整个文化生产场的图景。本文结合书中的观点以及我国电视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浅析新闻场与经济场、政治场以及文化场的相互作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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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闻场 其他场域 作用关系
在《关于电视》中，布尔迪厄引入了“新闻场”的概念，提出“新闻界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有着自身的法则，但同时又为它在整个世界所处的位置所限定，受到其他小世界的牵制与推动”①。因此，新闻场不可避免且不同程度的受到其他场域的影响，同时也程度不一的影响和控制着其他场域。总的来说有这么几个场域与新闻场密切相关，通过收视率来影响电视的经济场（人们通常用“市场”一词，在这里，笔者以为“经济场”更为合适，因为这一过程体现了经济逻辑的运作过程）、通过权力与审查发挥作用的政治场以及在奥秘主义与民主意识中惴惴不安甚至一度混乱的文化场（包括司法场、学术场、科学场、艺术场等各个专业场域）。
一、举足轻重的经济场
“新闻界是一个场，但却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②，布尔迪厄表示，经济场通过收视率的压力向电视施加影响，导致电视从50年代注重文化品味向90年代的媚俗倾向转变，有着以下几点发展趋势：第一，电视走向非政治化和中立化，吸引着观众而又不造成任何后果的社会新闻占据着电视新闻的开场；第二，强有力的煽动性和情绪效果让电视掌握了话语权，成为民主社会一个危险的符号暴力；第三，新闻与娱乐的界限逐渐消失，娱讯（infortainment）的概念诞生；第四，争夺独家新闻，追求速度并一味提供给大众“固有的思想”。
在收视率对电视影响日益巨大的今天，有不少人提出了“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的观点，其实，看重收视率本无可厚非，因为收视率可以透射出电视台的影响力，从而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为更好的发展奠定基础。但是过度追求收视率对我国电视业的发展又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就我国电视业发展的现状来看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节目低俗、品质低下。如今国内不少节目，尤其是娱乐节目不负责任的制造话题进行炒作，通过渲染两性话题、暴露个人隐私、恶搞传统文化等方式博人眼球；同时节目中煽情的手法虽然在初期能让观众眼前一亮、较为热衷，但是过度的煽情只会让人产生抵触厌恶的情绪。第二，抄袭跟风、缺少特色，当某一节目获得较好的反响，其他电视台就纷纷效仿，一时间不同电视台都上演着雷同的节目，等到观众都失去兴趣，这些节目又全部都销声匿迹了。第三，恶性竞争、播出混乱，在我国，有些电视剧采用多台联播的方式，各电视台为了追求首播采用各种“奇招”，打破了原有的播出秩序，造成混乱，也给观众收看带来了不便。
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对新闻场施加的影响可见一斑，那么新闻场对经济场有怎样的作用呢？在《关于电视》一书中并没有明确阐释，笔者以为新闻场对经济场的作用也是十分巨大的。
首先，从上述的经济场对新闻场的控制可以看出，经济场的作用只有通过新闻场的影响才能发挥，换言之，如果新闻场没有获得较高的收视率，那么经济场也难以达到其需要的社会效果，同时收视率越高对经济场的影响越大。其次，新闻场给社会提供了一个信息畅通的平台，各种各样的新闻资讯（尤其是财经新闻）可能影响到个人的投资、企业的决策甚至国家政策，从而作用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再次，新闻场通过报道与宣传的手法，能够给企业或品牌带来一定的社会效应。最后，随着新媒体加入新闻场，对经济生产销售方式等的冲击与转变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强大有力的政治场
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的分析中，政治场是一个着墨不多并不显眼的影响因素，对这方面的探讨远不如分析经济场对新闻场的影响那样深入，不过他也这样强调道：“庞大的国家权力机构通过其行动、决策和对新闻场的干预（答记者问，新闻发布会等）控制着新闻界的议事日程和报纸必须遵守的事件报道等级，这一控制力赋予了它特殊的象征权力。”③在我国，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媒体作为一个特殊的组织，是‘国家’控制‘社会’的重要手段，是公共管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参与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的各项进程，在公共管理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④
在《关于电视》的后记“新闻与政治”中，布尔迪厄阐释了经济场的介入使得新闻场施作用于政治场，电视报道更多的不是政治逻辑与政治影响，而是表象。比如政治家个人或者政治辩论的场面与形式，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家可能会适应新闻场的这一要求而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通过中间人辅助政治家们从事政治推销术等，而新闻场也的确能在造就政治家、增加他们的名声方面起到作用。
而在我国，新闻场之于政治场的影响更多的是通过政治参与与舆论监督这两个手段来实现的。首先，大众传媒传递了政治信息，为公众了解政治、参与政治、进行政治表达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搭建了一个公民与政府沟通的平台，让公众通过接触甚至加入政治场域而引起场内的变化，比如有时公民的政治表达可能会影响政府决策。其次，随着公民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对新闻媒体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要求也不断提高，通过公开报道和新闻批评的方式，新闻场也日益影响着政治场，比如在舆论监督的作用下国家加大打击贪污腐败的力度、促进司法和行政改革等。
三、扑朔迷离的文化场
在《关于电视》一书中，布尔迪厄认为“传媒化的经济力量渗透到纯粹的科学领域和艺术领域，进而造成了传媒与学人或艺术家‘合作’来危及科学和艺术的自律性”⑤，他提出了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第一，电视开始扮演真理裁判者角色，侵入其他场域并干扰其内在游戏规则，并欺骗了大多数外行；第二，导致科学场和艺术场内的混乱，让人误以为成功与否取决于传媒的承认和好评而非行业内部评价，使得专家向媒体献媚；第三，媒体内外“互搭梯子”的把戏，这是以畅销书排行榜一类手法来暗中实施商业化的策略，结果使得记者和作者互惠互利并排斥其他作品的传播。
从以上的视角纵观我国电视业，也能发现一些较为相似的影子。电视（新闻）从业人员在其他领域（如科学司法、艺术等）内并不是专家，但是总能煞有介事的站在一个制高点肆意发表对其他领域的看法，比如评选“十大有杰出贡献的人”、“十大法官”、“十大律师”等等，给人一种电视就是权威的假象，从而让能够在电视上露面的人被认为是领域内的顶尖人物。当专家介入电视，必须要遵循电视制作的客观规律，接受电视媒体的把关，并且其在遵从传媒收视率规律的过程中，往往将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让渡，这就是电视以民主的名义对文化生产活动最隐秘的控制。比如“易中天现象”，易中天被评选为“年度十大教育新闻人物”，经过电视的包装，易中天给许多年轻受众的感觉就是，历史就是这样，历史就应该这样讲，其他埋头做学问的学者自然就被打入了“冷宫”。⑥
而媒体内外“互搭梯子”的把戏也是屡见不鲜，畅销书排行、签售拍卖会，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受众的选择，也影响了文化场内各个场域自身的价值评判标准。因为“畅销书”这一名号特有的魔力，不少出版商雇大批水军购买图书以制造畅销的假象来引起人们的关注，使得图书市场更加混乱。
但是正如布尔迪厄所说，作者可以通过运作让自己的作品登上“畅销书排行榜”，但作品能否成为具有长久生命力的“畅销作品”则要看作品自身的质量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新闻场虽然对其他场域施加影响甚至一度导致场域内的混乱状况，但其影响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场域内自身也具有净化功能。
对于新闻场对文化场的侵入导致的混乱场面，布尔迪厄也做出了这样的呼吁：一是保护文化场域的自主性和自律性并为此创造普遍化的条件，二是受众以民主的名义与收视率作斗争，让电视成为表达民主的呼声的有力渠道而非商业傀儡。
结语
布尔迪厄根据对法国电视界的观察，认为传播机构的自主程度取决于广告收入及获得的国家资助，也取决于广告客户的集中程度，当然还有国家权力机构的控制，这在近二十年后的中国也有所体现。各种来自政治场与经济场的看得见看不见的审查，影响着新闻场，而新闻场也以自己独特的位置与这两大场域联系着作用着，并影响着文化场。而这些都是由社会的环境结构以及新闻场的特性决定的，是各个场域之间正常的相互作用关系，但是这些相互作用关系应该保持在一定的界限内，否则会造成秩序的混乱，如电视过度追求收视率、政府过度控制新闻场或文化生产过于依赖新闻场等，这些状况都是需要尽可能规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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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②③⑤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④费爱华，《大众传媒的角色定位及其社会管理功能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1（5）
⑥梁成山，《试论新闻场对文化生产场的控制——〈关于电视〉评述及其应用》[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本科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