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瑒
【摘要】《电视问政》作为武汉市每年治庸问责下的“电视公考”，贴近民意，问责政府，为政府、民众搭建起了一座信息沟通的桥梁。节目利用自身的权威媒体的地位及新媒体的优势资源，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功能，在促进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推动公民政治参与上做出了贡献。本文着重分析了《电视问政》在舆论监督上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对今后节目发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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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电视问政 舆论监督 治庸问责
2011 年，在武汉市市委的领导下，《电视问政》应运而生，并被纳入武汉市治庸问责责权范围之内，是武汉市治庸问责的延伸和拓展。节目一经播出后，就因其对城市治理问题的揭露，对官员犀利的问责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自开播至今，每年两期的《电视问政》通过精心的话题选取和采编制作，联合新媒体的优势资源，打造了一个政府、民众信息交流的平台。作为一档舆论监督类栏目，《电视问政》在发挥电视舆论监督功能，促进社会问题治理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经节目曝光的问题，得到了及时的回应和整改。在《电视问政》舆论监督下，使得政府治理以公开化和透明化，民众也通过节目打造的平台对政府进行问责，有效实现了公民参与。
一、《电视问政》的节目优势
1、良好的政治环境对《电视问政》的支持
2011 年《电视问政》首次开播的成功，武汉市委、市政府提出，电视问政由原定的每年一次，改为每年两次，即“期中考”与“期末考”。要求电视问政致力于以改革精神、改革的思路、改革的措施，推动全市突出问题整改。①《电视问政》是武汉市问责机制中面向媒体的一个重要平台。目前电视问政已被纳为武汉市党委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每次电视问政，市委常委会都会对工作方案进行专题研究。党政一把手亲自出思路、提要求，参与问政内容、问政对象的确定与直播设计方案的审定。武汉市市委书记阮成发也曾到《电视问政》的现场，勉励“所有工作人员，一定要顶住压力，敢于直面问题，群众关心的问题，哪怕让台上干部难堪，也一定要问。”政策的支持和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给《电视问政》以保障，使得《电视问政》始终直击武汉市城市治理中的诟病，始终围绕民众关心的话题而展开。
2、本地强势媒体使舆论的焦点更为具化
相较于网络、广播等其他媒体，无论是在信息产品的生产加工还是在传播的过程中，电视都具有更为严格的制作过程和把关程序，因而电视媒体的权威性高。电视媒体凭借其公信力和媒体的权威地位，在舆论监督上具有优势。武汉电视台植根于武汉，以多年本地新闻报道经验和贴近武汉市民的报道理念，在武汉享有较高的知名度。而《电视问政》作为武汉电视台精心打造的一档舆论监督类栏目，从话题筛选到节目的采编制作都经过了严格把关。节目制作之前，节目组向市民征集议题，每期问政的话题均是从市民来信、来电、来访、上网的议题中选出。每期节目中针对武汉市城市建设中典型话题的提出和讨论，加大了民众和政府对该话题的关注，使得需要政府决策的关键问题被强化，让问政的话题更为集中，加快了政府对该社会问题的治理。
3、精心的节目编排凸显舆论的亮点
与以往的电视舆论监督类节目不同，《电视问政》并非只是单纯地引出话题，发表讨论，而是充分发挥电视媒体在光影声画方面的优势，在节目各环节中增加看点，以吸引受众对舆论话题的持续关注。在节目环节设置上，《电视问政》以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的治理观点开篇，引出民众对领导社会治理能力的关注。节目设有暗访短片的播放，负责人治理观点的讨论，市民代表现场举哭、笑脸牌发表对责任人回应的表态、专家现场的点评、微博网友的实时互动，现场观众对在场官员作答的投票，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在节目内容的呈现上，《电视问政》利用画面的真实感、冲击力，现场观众和官员互动等电视媒体的可视化优势在电视娱乐节目当道的今天独辟蹊径。②节目会场中，以主持人为中心，政府官员，市民代表和专家学者分坐环形台的两侧，一端的市民代表和专家学者代表民众向政府官员问政，另一端官员们一一作答，接受民众的质询。而主持人在中心，既便于向官员发问也便于和市民代表、专家学者以及场下的观众进行互动，画面感实足。而市民代表手中的哭笑脸牌和现场观众的投票的画面展现让观众通过可视的画面有对官员问政最直观的感受。
二、借力新媒体，《电视问政》舆论监督的实施
1、选取接近性的话题以引起受众的共鸣
在话题的选取上，《电视问政》联合新媒体对每期电视问政的话题进行了严格的筛选，以确保话题符合贴近性的要求，切实满足受众需求。每年年初，武汉市治庸问责办都会通过“市长专线”“武汉行风连线网”、市行政投诉中心、市信访局和新闻媒体征集市民投诉、意见与建议，筛选出当年拟整改的突出问题，由市委、市政府领导认真研究后，确定当年重点整改的“十个突出问题”。之后，有关责任单位迅速提出各自的整改目标、措施与期限，并通过新闻媒体向市民公开承诺。《电视问政》围绕着“十个突出问题”整改公开承诺开展问政。③由此选出的话题不仅反映了民众在城市生活中发现的典型问题，也引发了受众对这一话题的持续关注，进而在节目的后续播出中容易引起受众的共鸣。
2、利用新媒体推动受众参与舆论监督
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动也越来越多，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弥补了电视媒体在传播载体、传播渠道上的劣势。在节目的传播中，《电视问政》联合新媒体展开了全方位的收看模式。受众不仅可以在电视上收看《电视问政》，还可以上网登录黄鹤TV、人民网或在手机下载掌上武汉的客户端同步收看节目，这无形中增加了潜在的受众群。在节目的参与互动上，从前期向网民征集问政话题到节目现场与微博网友开展在线互动，在每个环节《电视问政》都利用新媒体信息平台与受众进行了密切的互动，吸引了更多的受众参与到节目的舆论监督之中。
3、多媒体的联动报道形成了“二次传播”，扩大舆论监督的范围
《电视问政》一经播出后，就因其对社会问题的治理的讨论引发了全国各大媒体的热议。《电视问政》因其“民众监督测评、短时间内见成效”的反响力，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以及新浪、搜狐、凤凰网、21CN 等各大媒体纷纷转载报道。众多媒体的合力报道使其汇集成一个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媒介事件，在吸引受众注意力的同时也相应提高了其参与力度。④武汉本地媒体如《武汉晚报》、《楚天都市报》等在《电视问政》播出期间也对其开展了跟踪式的报道，多媒体的联动报道，提升了《电视问政》的节目知名度，加深了受众对节目的认知，也扩大了节目的舆论监督范围。
三、《电视问政》在舆论监督上面临的问题
1、电视的单向传播对受众参与互动的局限
电视问政虽在方式上强调公众参与，但单向传播模式导致电视问政削弱了民众的参与性，受众的人数受限、地位被动成为直接体现。无论节目话题的生成还是市民能否获得现场向官员提问交流的机会均取决于媒体。⑤《电视问政》中问政的话题虽然来源于广大市民，节目的现场观众也来自于市民，其他受众也可以通过在网上留言和微博评论参与到节目的互动，但电视媒体作为节目的把关人，受制于节目时长和内容的限制，给受众提供的话语空间相对有限。而广大受众作为被动的一方，虽然可参与到节目话题设置的过程中，但仍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2、监督范围的相对有限
电视问政的问政和答政双方都具有特定性，主要是现场观众和参与节目的政府人员。因此特定一期的电视问政节目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空间中进行的。⑥城市发展中的社会治理问题涉及到我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而被问责的问题只是这诸多问题中的一小部分，并且《电视问政》中参与的民众有限，不可能全面代表其他民众的意见，所以《电视问政》舆论监督的范围具有局限性。
四、对《电视问政》今后舆论监督的思考
1、利用新媒体开展互动
《电视问政》作为一档以监督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的电视节目，为了减少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政府在日常治理中的不透明，节目应积极联合新媒体，利用新媒体的优势资源，打造受众参与的信息平台，让受众充分参与到节目的互动中，充分保障受众的话语权。在话题选取上，应利用当前微博、微信等信息平台，展开全面的话题征集，确保话题更具城市发展进程中的集中性和典型性，此外在每期问题短片的选取上，除单一的依靠记者暗访这一途径外，在经核实的情况下也可选取公众拍摄的视频作为话题来源。在与受众的互动中，节目除现场通过微博跟受众开展实时的交流外，也应积极推送热门话题的讨论，充分调动受众参与节目的积极性。
2、提升节目制作格调，避免为秀而秀
《电视问政》虽然涉及的都是城市社会治理的问题，但其严肃的话题并未影响节目的高收视率。《电视问政》之所以可以取得高收视率，除了其社会治理弊端的话题设置外，其环环相扣的环节设置、紧张激烈的讨论现场也给节目带来了不少亮点。尽管电视问政的初衷在于创新社会管理，改变民众对政治生活的疏离，但问政节目登上荧屏伊始，更多被作为真人秀节目来观赏和制作。主持人的层层逼问、现场观众的尖锐质疑、评论员的麻辣点评均生成了问政节目的角色演绎与情节发展。《电视问政》不是政治的作秀场，节目中制造话题，将严肃性的话题寓于娱乐化的电视表现手段无可厚非，但一味地追求节目的收视效益和眼球经济，只会降低节目的制作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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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③胡桂林，《电视问政：问出政府职能新变化——武汉台“电视问政”的理念与实践》[J]《. 中国记者》，2014（2）
②赵振宇，《传统媒体、政府、民众三方如何互动——参与武汉电视台“电视问政”节目后的思考》[J].《新闻记者》，2010（5）
④王蕾、刘敏智，《城市电视台节目创新“电视问政”促进公民政治参与——以武汉台〈兑现承诺，优化环境“十个突出问题”整改电视问政〉为例》[J]《. 新闻知识》，2012（10）
⑤张萍，《比较视角下我国电视问政的发展》[J]《. 现代视听》，2013（8）
⑥谢征，《电视问政的可行性路径探析》[J]《. 声屏世界》，2012（9）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