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祯
【摘要】一段时间以来，大陆媒体一直艳羡海峡对岸传媒业的繁荣，对其媒体操作模式趋之若鹜。若一味盲目的照搬全收，显然不够理性。“名嘴”作为节目操作手法，本不应引起高度警惕。但两岸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差异较大，我们应当看清，与强调社会效益的大陆媒体不同，台媒“名嘴”现象背后是一根商业神经在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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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报禁 名嘴乱象 后现代主义
百度百科把著名、优秀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律师、演讲家、讲师等称之为“名嘴”。由此可见，“名嘴”是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能说会道的人。作为一个舶来品，“名嘴”率先在我国台湾地区得到了运用。然而，在政治、经济以及行业本身诸多不同因素的影响之下，“名嘴”开始变味，从最初的专业性手法走向了商业性手段，这不仅影响到单个媒介组织的社会公信力，更使得整个媒介行业偏离了本质航线。因而，我们必须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剖析，究其根源，探其本质，给大陆媒体以警示。
一、台湾“名嘴”文化产生的背景解析
1、“解禁”后的媒介狂欢
上个世纪40 年代，国民党败北，蒋介石携部队逃亡台湾，利用先天的海峡，发展相对独立的政治体制，继续推行其制度、政策。
随着50 年代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局势加剧，加之台湾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国民党当局发布了多种法令和措施，加紧了对新闻传播事业的限制，史称“报禁”政策，这样的政策对于整个台湾传媒业来说，无疑是毁灭性打击。尤其是“限证”措施推行后，自60 年代开始，台湾公开发行的报纸书目一直维持在31 家，没有新报产生。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政治环境的变化，两岸关系的不断改善，无论是台湾本土民众还是新闻从业者，对于解禁的呼声也越来越大。1987 年7 月14 日，蒋经国正式颁布“总统令”，宣布自7 月15 日零时解除戒严令。至此，这个在世界新闻史上施行时间最久的新闻戒严令才正式成为历史。
“报禁”的解除带来的影响也是双面的。一方面，久旱逢甘霖的台湾新闻业进入了高速扩张发展阶段。据统计，解禁之后，台湾报纸数量在次年（1988 年）就激增到122 家，进入90 年代后，更是一度猛增至206 家。另一方面，媒介的专业主义开始松动，商业化操作意图日趋明显。解除报禁后，媒体几乎没受什么审查，松了很多。有些时候，新闻自由简直是到了离谱的地步①。而这也正为日后电视业出现的“名嘴”乱象埋下了隐患。
2、后现代主义下的消费环境
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90 年代开始，台湾吸收了以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急功近利、满足个人感观需要为核心要素的快餐文化，并得到了广泛流行。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化水平的大幅提升，社会分工也日益精确，整个台湾社会进入到高速发展期。但这些“后现代”文化是与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台湾本土文化相违背的，这对于当时的台湾媒体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单就“后现代主义”的实质来说，它以一种相对暴力的方式，打破精英文化“一雄称霸”的模式，将大众文化带入到社会文化之中，并且努力构造起以大众文化为主体的新型文化结构。但“后现代主义”式的媒介发展方式上，存在着较大争议。最突出的就是“眼球效益”或者“注意力经济”，各种有益的讽刺、曲解、无深度的信息碎片趁机而入。在一定程度上，台湾在这个阶段在重演美国当年的“黄色新闻”浪潮，求新、求奇而渐渐淡忘专业主义。
“名嘴”实际上也是台湾媒体谋求眼球经济的一种方式。这些节目当中的“名嘴”，一般都是从事媒体工作较长年份、手头握有大量内幕消息、深谙媒体操作方式的“行家”。他们知道说什么，怎么说，他们站在看似中立的立场来与合作的媒体一起为收视率极尽所能，这样的“中立”与“后现代主义”的消费环境自然脱不了干系。
3、饱受诟病的文化风气
台湾社会一直以来就是以喜欢“说”著称。在台湾当地，民众们从街头聊到巷尾，从政治制度谈到菜场市价，从上流社会聊到平常人家，可以说是无所不聊。而这也恰好与电视“名嘴”在荧幕前的表现相一致，更重要的是，“名嘴”们往往添油加醋，采用夸张的动作和微妙的面部表情，细节讲述更是惟妙惟肖。这一点恰恰命中了台湾本地电视观众的文化通病——“八卦”。所谓“八卦”，就是指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粤语中“八卦”的本意就是到处说是非。对于“八卦”老百姓爱听，媒体爱讲，这样的“恶性互动”，使得台湾媒体为了吸引观众，不得不到处挖掘明星的隐私并广而告之，“八卦”的突出反映就是如今电视上风光无限的“名嘴”。
纪舜杰说：“中国文化不能成为台湾的主体文化，其文化原因为台湾需要一个可以清楚自我认同和他人辨认的文化，在历经西方和日本殖民后，台湾的文化内涵早已脱离中国文化的全盘控制。”②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台湾在文化归属的认同上，一直以来受到政治和历史原因，与大陆的文化价值取向刻意保持隔阂。从而造成台湾媒体因经济利益的混战，使得社会公益岌岌可危，整个行业也因此变得乌烟瘴气，利益熏心。
二、“名嘴”的固有缺陷
1、弄虚作假、成见泛滥
“名嘴”是为收视率而生的。“名嘴”本身作为媒体吸引观众注意力的一种手段，将收视率摆上了台面，公开竞争。但在这个过程中却忽略了媒介本身的性质，媒体很显然将观众喜好与社会需要混为一谈了。机械性的将收视率作为评价节目的标准,偏好立竿见影的娱乐节目,屡屡触犯道德底线,甚至以娱乐为手段打造一切节目。这使得“名嘴”在电视上以“博出位、要出彩”为原则，背弃其职业使命，淡化社会责任感，显现出低俗化倾向。
台湾政论名家南方朔说：“名嘴”是媒体人，但媒体理应是公正中立的第四权力，它针对的乃是有权力的执政者。台湾现在的“名嘴”却媒体与政治合一，以“名嘴”身分参与政治甚至主导政治，于是监督的功能衰退，执政者控制的权力更大，这是媒体与权力结合的另一种坏例子③。
比如台湾媒体中一些“名嘴”的言论令人瞠目结舌，典型代表就是经济学教授高志斌。他在多档节目中陆续发表了包括“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在内地吃泡面会被围观”、“大陆的厕所都没有门”……等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言论。从一开始，“名嘴”文化就摒弃了新闻事业的生命——真实，而是充满了各种人为痕迹，将人的主观性臆想与目的掺杂在七零八落的事实碎片中，经过娱乐化的加工，最终成为以“事实”的形式呈现的娱乐产品。
2、政治色彩挟持专业主义
台湾早期的“名嘴”既包括节目组特邀来的常驻班底（专职的媒体工作者），也有因为新闻事件而专程现身的政治人物。这就使得标榜客观、公正、中立的媒介本身充满了暧昧不明的政治色彩。在1986年以前国民党统治时期，是不会出现政治人物和解读政治的“名嘴”的，媒体就是完全为国民党服务的，宣扬的都是经过国民党当局“许可”过的内容。而在“解禁”后，这种“专制”被打破，一党独大的局面不复存在，如何在残局中获得新生，是各个政党所关心的。于是，政治势力开始与媒介权利进行了交易，进而出现了“蓝白对立”的媒介格局。
“名嘴是节目的主角，享尽发言的权利，甚至累计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许多电视名嘴放弃媒体人应有的中立立场，帮政党候选主持竞选活动、助讲、站台，甚至参选市议员与立法委员，形成‘媒政两栖’的有趣现象”④。
新闻专业主义提倡客观公正、自由独立、服务公众。而台媒却在实际过程中形成了“成见诋毁、仰仗政党、服务政权”的不良媒介环境，严重背离了职业道德。而这一点，也在引进大陆后，被大陆媒体在“潜意识”中得到吸收，引发了各种权力寻租、官媒勾结等有违新闻伦理的现象。
三、后天畸形发展的“名嘴”——制度框架内的有限发声
无论是职业名嘴，还是节目组请来的专家，这些“名嘴”本身就具备了高于一般受众的媒介素养。他们借助媒介平台获取到更多相关讯息，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整合重组，再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呈现在荧幕上，进而被观众所吸纳。整个过程中，“名嘴”本身作为传播活动中的一部分，参与到信息传播中，扮演了“意见领袖”的作用，影响着受众的言行。
但这样的传播又不是“一览无遗”式的，相反，他们的信息传达又是经过“被选择”和“被加工”的。媒介的新闻传播活动包括“明线”的信息传播和“暗线”的影响传播。作为客观的事实本身，人为改造具有一定难度，但，人为的改变事件影响却是媒体的“拿手好戏”。如何影响，怎样影响，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名嘴”身上。
因而，不难看出台湾地区“名嘴”们的“说”也并非随心所欲。就好比在笼子里的金丝雀，养尊处优却没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困住“名嘴”们的“笼子”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包括三个部分：政治制度、媒介倾向和道德准则。三者环环相扣的，即“政治制度＞媒介倾向＞道德准则”。
真正困住“名嘴”的是政治制度本身。当前的媒介运作模式可以保证舆论一致，维护社会稳定，强化民族意识和责任意识，推动社会发展。但同时，长期的制度性引导和政策保护会让文化失去特色，舆论千篇一律，精英意识再次兴起，渐渐丧失对受众的吸引力，这对媒介行业本身的发展是不利的。
结语
世界总是处在不断交流变化之中，传媒业更是如此。台湾传媒业以“名嘴”为代表的乱象根源，还是在于市场化的今天媒体的“唯利是图”。要治理乱象，就必须打破固有的落后理念，大胆创新，尽快建立新的行业管理体系。本文只是对台湾传媒业商业化操作进行了简单描摹和勾勒，如何恰如其分的吸收借鉴其经营手法仍将会是今后业界和学界研究的任务之一。□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参考文献①南方朔、韩福东，《台湾报禁解除前后》[J].《时代教育(先锋国家历史)》，2008（8）
②纪舜杰，《认同的力量——政治力与非政治力的作用》，施正锋主编：《台湾国家认同》[M]. 国家展望文教基金会，2005：75-76
③张燕娟，《台湾“名嘴”在大陆媒体中的角色衍变》[J]《. 东南传播》，2010（11）④管仲祥，《“名嘴”的价值与警讯》[J].
《南风窗》，2011（15）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4级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