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冉
【摘要】王韬被称为中国第一位报刊政论家，他的政论文章有两个特点，一是文章风格迥异，为后来的报人发展成为“报章文体”；二是第一次把那个时代文人的民族意识写进报刊当中，使之与报刊思想融合在一起。王韬政论文中的“民族意识”形成的条件首先是时代背景不同，这使得王韬的政论文有别于“清议”时期和“文人论证”时期；另一个条件是媒介生态发生了改变，中国报业发展到了历史新阶段；此外，王韬本人的涉外经历和传统文人身份等个人因素也构成了王韬政论文的“民族意识”形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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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王韬政论文民族意识
本文在对王韬办报思想和第一批国人自办报刊时期报业生态环境以及近代中国的国情进行思考基础之上，采用话语分析和文本分析的方法对王韬的政论文进行研究，探讨作者在其言论当中体现出的可以代表当时报人的“民族意识”，这个“民族意识”应当是有别于封建士大夫阶层的“清议”时期和“文人论证”时期的，并且在这两者之间扮演过渡的角色。
一、王韬与《循环日报》
1、王韬与《循环日报》概述王韬是清末维新思想家、政论家。早年编译过《格致新学提要》、《西学原始》等书，曾任香港《华字日报》的主笔。1874年2 月，王韬和黄平甫等人创办《循环日报》，该报评论洋务，鼓吹变法自强，是早期国人自办报刊的重要代表；重视言论，开我国政论报刊之先河。王韬在《循环日报》上发表了千余篇政论文章，针对中国当时所处的危机形势，提倡“强中以攘外，诹远以自强”；主张自设西文报，与外报进行舆论斗争，逐渐形成自己的办报思想和写作风格。
《循环日报》为后人所称道是其评论文章，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记载，该报“即冠首必有评论文章一篇”，虽然后来有新闻史学家研究《循环日原报（胶缩映版）札记》得出该报的评论只是整份报纸中一个很小的部分，不足以使该报成为一份政论报刊。但是，《循环日报》作为早期国人自办报刊中最为成功的一份报纸，其“开政论报刊之先河”，创刊十年中共发表各类言论文章数以千计，这些文章题材内容广泛，思想内涵丰富，表现形式多样，代表当时中国言论报刊的最高水平，这是毋庸置疑的。
2、王韬政论文的探讨
王韬也是一位高产的评论作家，在他的著作《弢园文录外编》中收录了其在《循环日报》或者其它报刊上发表的评论文章百余篇，这些文章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王韬政论文章的风格，“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使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至于报刊评论的内容，王韬也赞成以经世致用为主，反对故弄玄虚和无病呻吟。作为报纸的负责人，王韬负责报纸的编辑工作，学者在研究《循环日报》的原件时发现，《循环日报》上登载的评论文章和王韬本人所写的文章风格相近。因此，《循环日报》上发表的政论文章以王韬的最具代表性，研究王韬的政论文章，则要根据他发表在《循环日报》上的文章。
至今出版的王韬著作有《弢园文录外编》、《弢园文新编》、《弢园尺牍》、《普法战纪》等，而在这些书中（不包括已遗失的和未出版的），收录了王韬的政论文章的只有《弢园文录外编》和《弢园文新编》两本书。在这两本书中收录政论文章共计37篇，这些文章有二十余篇是发表在《循环日报》上的，其余的十余篇是发表在其它报刊之上，所有这些文章在文体风格上几无差异。鉴于王韬所著评论文章现存篇目较少，且方便研究，现选择《弢园文录外编》和《弢园文新编》上收录的王韬政论文章进行研究。
本次研究所选全部37 篇文章都是《弢园文录外编》和《弢园文新编》上收录的文章，其中，《弢园文录外编》是王韬亲自编辑出版的著作，共12 卷，除了前七卷的政论文章外，还包括“序”、“跋”、“记”、“传”等四种文体。《弢园文新编》是后来的学者根据王韬发表在其它著作上的文章收录的能够代表王韬的写作特点的文章，其中有政论文，也有其它文体。
二、王韬政论文的特点
1、文体风格迥异
王韬被称为中国第一位政论家，自1874 年创办《循环日报》起，主持该报的十年时间发表了千余篇评论，除了《循环日报》以外，王韬也为《申报》、《万国公报》写评论，以其丰富的写作实践，从理论上提出了一套文章的写作方法。在言说方式上，王韬的文章保留了传统知识分子策论的一些风格，每一篇文章都不长，一般一事一议，行文比较简练，先立题后分析。持论态度平和、中肯，有浓厚的说理色彩。他在所著《弢园文录外编》序中写道，“时势不同，文章亦因之而变”，“辞达而已，知文章所贵在乎即是述情，自述胸臆，俾人人知其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之佳文”。这表明王韬正在践行的“报章文体”的写作方式。
清末维新时期出现在近代报刊之上，不同于盛行一时的桐城派古文的一种比较通俗易懂的文体被人们称为“报章文体”，通常认为是由王韬在《循环日报》上首创，经过梁启超在《时务报》和《新民丛报》等报纸上的发展使“报章文体”日趋成熟。
王韬、梁启超等中国早期的报刊评论家摒弃了以往报刊“言不论政”的陈规，在报刊上大胆地论说时局，议论朝政，鼓吹变革，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精神。使得“报章文体”声名远扬，为后人所称道。“报章文体”的主要特点是半文不白、平易畅通、针砭时弊、笔锋常带感情，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相适应，倡导建立一个新的舆论氛围，迎合了当时国人的需求。
至于后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报刊评论家，虽然没有创造出一种新的文体，但是在运用“报章文体”进行维新思想的宣传所取得空前巨大的成功方面，则得益于对王韬所开创“报章文体”的继承与发展。实事求是地说，报刊政论文体在王韬主持的《循环日报》上已经崭露头角，雏形初具。
2、体现民族意识
王韬在《循环日报》发表的言论最先在思想上体现了民族意识，开启文人论证的先河，这是王韬政论文的另一个特点。19 世纪60 年代以后，伴随着开放口岸的增加和洋务运动的进行，中国社会发生着结构性的变化，一批新知识分子出现，如容闳、何启、唐景星、郑观应、马建忠等，他们成为近代中国早期的觉醒者和改革者。这批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分从事过报刊活动，如容闳创办过《汇报》（1874 年，上海），伍廷芳协助创办过《中外新闻》（1860 年，香港）等都是最早的国人自办报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影响最大的是王韬的《循环日报》。
1874—1884 是王韬主持《循环日报》的十年，这十年的中国政治大背景是：西方列强加紧侵略中国，中法战争爆发，俄国鲸吞中国领土，日本垂涎台湾日久，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太平天国运动后国内得到短暂的安宁，而统治者并没有过多借鉴外国的长处，改变本国的发展道路，只有少数官员支持的洋务运动亦步亦趋，前途尚不明朗。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变革期，救亡图存压力下的国人将爱国情绪转化为政治热情。在此过程中报刊扮演了特殊的角色，成为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渠道。王韬利用《循环日报》发表文章，虽“处江湖之远”，却忧国忧民。
王韬是我国最早重视向西方学习的进步人士之一，但他也主张“中体西用”。王韬的政论文总是有关这些主题：自强、中国文化、制度、外国的长处、国防外交、领土、民生等，表达了爱国的观念和民族意识。王韬政论文的民族意识的体现和后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政论文不一样。在立言姿态上，王韬介于儒家士大夫待君分忧和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以报刊政论报国之间，既肯定民族的文化，对国家和人民有强烈的感情，主张不改变社会制度下的变革，又看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对于前者而言，王韬政论中有近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不是因循守旧，一成不变的。对于新知识分子而言，王韬依旧维护传统权威，议论国事，却没有党派的偏见。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王韬的政论有别于其他政论文章。
3、一种新式的“民族主义”
王韬所处的“同光时期思想中的一个现象是，‘世界主义’的普及和‘民族主义’的发生有共生关系”。从王韬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一面倡导“西学”、“西法”，一面也为国人争利权，设法为中国人取得应有的国际地位。在《纪英国政治》一文中，作者高度赞同英国的政治制度，包括关心国民生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行政制度等，认为英国富强不只是因为兵力强盛，还依赖于善于治民。《禁游民》一文中，肯定了泰西诸国的民俗，认为要实现国力强盛必须学习列强良好的民风民俗，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在《原人》一文中，王韬介绍了西方国家和中国的家庭婚姻观念，伦理道德的情况，分析了中国现存家庭婚姻制度的弊端，主张学习西方的制度。当然王韬眼中的欧美列强不都是以师长的身份出现的，更多时候列强是不怀好意的对手出现。在处理与列强的关系的问题上，王韬也提出自己的见解。
“王韬恐怕是最早提出要求取消‘治外法权’的人”。取消这种“独行于土耳机、日本与我中国”的制度，办法是打破“以外交为耻”的心理，作文明谈判。为争利权，他要求“设官泰西”，保护侨民；他对华商在与西人的竞争中渐渐崛起而兴奋；作者见沿海和长江个口岸不断增设商埠，使利权受损而深感痛心。可诧异的是，王韬居然有一种类似于“地缘政治”的眼光。他对俄国的“东进”、“南下”最为警惕，以为这是唯一对中国领土有觊觎之心的国家，因而主张“中外合理防俄”、“合六国以制俄”。他的说法可以用两句话“以夷制夷”和“合众连横”来形容，“这与拿破仑和卑斯麦的论调相近”，这证明王韬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已经不再局限于“天朝”一国，而是有了“世界主义”的思考。
三、背景探讨
1、时代背景
王韬主持《循环日报》的十年，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进一步加深，西方列强加紧侵略中国，中法战争爆发，俄国正逐步蚕食中国领土，日本垂涎台湾日久，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太平天国运动后国内得到短暂的安宁，而统治者并没有过多借鉴外国的长处，改变本国的发展道路，只有少数官员支持的洋务运动亦步亦趋，前途尚不明朗。
在这种情况下，王韬和其他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仁人志士一同，开始关注国内外局势，用手中的笔表达政治见解。应该看到王韬在《循环日报》上发表的言论，有别于传统士大夫的“清议”也不同于后来的文人论证，比较接近于前者，属于两者之间的过渡。从王韬的文章中看出，鉴于王韬所处历史时期的特点，王韬在文章中所表达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的态度有别于之前的顽固派和之后的维新派。和这两者相比，顽固派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维新派经历了国势更为衰微的时期，完全不相信中国的固有体制。王韬可谓是两者之间的过渡，既肯定中国几千年所取得的优秀文化成果，也赞同欧美列强较之先进的制度。在表达民族意识时，王韬的文章主张中国应有自尊，但不是妄自尊大，能认识列强的优势，却不妄自菲薄。他的文章没有盲目排外的倾向，也没有完全否定中国的固有传统，认为欧美的一切都比中国的先进。
和传统的“清议”相比，王韬的政论文发表在近代报刊之上，忠君的思想少，爱国爱民的精神多；内容大多议论切实的事件，具体的措施，不尚空谈。和维新变法及以后的文人论证时期的政论文相比，王韬文中的民族意识也有不同。首先，作者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制度仍然充满信心；其次，“中体西用”的思想，主张学习欧美列强的先进技术，但并不是完全西化。总之，和以上两者相比，王韬民族意识的形成的大前提是国情的变化或者是近代化历程的推进。
2、近代中国报业的发展
1815 年《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的出现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问世，“从1815 年第一份外报《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创刊到19 世纪末，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外报始终在我国的新闻出版界占统治地位”。以《循环日报》为代表的第一批国人自办报刊的出现，不仅体现了中国报业的巨大发展，也顺应了近代化的潮流。
《循环日报》被认为是近代中国最早传播资产阶级变法维新思想的报纸，首创了政论文的文体。这使得王涛的政论文章和以往著书立说发表政见的知识分子相比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载体，能够在一种以政论为灵魂的报纸（《循环日报》）上发表，方便、快捷、广泛地发表议论。王韬在《循环日报》上发表的言论，揭开了政论报纸的序幕，“报纸终于渐渐成为中国人自己论证的讲坛，积极介绍西方新知识、新制度，批判外报的任何侵害中国主权的言论。”
有《循环日报》这样一份政论见长且影响巨大的报纸作为载体，自然是王韬的政论文成功的条件。因为只有国人自办报刊的出现，才能在报纸上突出中国人的立场，保障国人的利益，真正的代表华人说话。如果说《循环日报》在当时只是一份兼有评论的商业报纸而影响略小的话，在王韬拉起了政论文的大幕之后，真正的政论报刊、文人论证时代便如期而至。越来越多的政论报刊出现，不同派别，持有不同政见的作者以报纸为载体，发表言论，中国报业进入政论报刊阶段已是后话了。
3、个人因素
拉扎斯菲尔德最早在《人民的选择》中指出那些能“提出指导性见解、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人，叫意见领袖，又称舆论领袖，是结成社会精英的群体”。意见领袖“具有高尚的政治品格和令人敬慕的气质”，能“在公众中产生一呼万从的感应。他们的人格魅力和高深的创见，产生引导思想的力量。”王韬是那个时代著名的政论家，其主持的《循环日报》以政论见长，王韬在《循环日报》上发表的有关变法改革的言论，超越了作者之前的时代代表封建士大夫阶层的知识分子“清议”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当时的舆论，从这方面说，王韬以及《循环日报》在当时扮演着“意见领袖”的角色。
王韬的言论中无论是关注国际形势，鼓吹变法自强的评论，还是富有激情的探讨对外关系的评论，抑或是深入国民的实际生活，思考社会变革的评论，都是作者独特的民族意识的体现。王韬青年时饱受西式教养，中年后避地香港英国，人生最宝贵的年华都在域外度过。由域外看域内，眼光不同，批评不同，对中国的未来估计当然不同。所以王韬重视对国际形势的观察，洞悉外国侵略中国权益的图谋，号召变法自强。
同时，王韬又不失传统文人的身份，“他是近代第一批职业文人”，靠当编辑、翻译、报人谋生，但仍然对此感到自卑。作者有科举不第的经历，他崇尚当时的权威，认为“曾、李、左”三人才是时代的骄子，他也倡导忠君爱国，对中国的制度保持着一贯的希冀，这就是为什么王韬的言论中有对“民”的关注，建议国家要“重民”，却不敢反对封建的君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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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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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蒋含平，《清末知识分子报刊论证的三种形态》[J]《. 安徽大学学报》，2009（3）
（作者：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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