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海燕 马雪健
2014年8月3日，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境内发生6.5级地震。正当全国人民心系灾区群众、呼吁抗震救灾之时，“郭美美被抓”的新闻犹如一枚“重磅炸弹”投向了充斥着悲恸情绪的舆论场。借此时机，中国红十字会（以下简称红会）再度出面澄清，以示清白。在过去的三年里，每每出现重大灾害，人们自然想到红会，而提及红会，就免不了带上“郭美美”。可以说，“郭美美事件”反复搅动的舆论场，直接侵蚀了红会的公信力。在网络舆情领域，由于网络的关联聚合作用愈发明显，涉及同一主体的舆情反复现象已经成了摆在社会管理者面前的新课题。 ‘
一、“郭美美”反复掀起红会舆情波澜
1．“微博炫富”生事端。
2011年6月，微博认证为“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郭美美在其微博上多次发布豪宅、名车、名包等照片，网民将其认证的名称与红会相联系，瞬间引爆了民众对红会持续多年的信任危机。面对质疑与声讨，红会发布声明与炫富女无关，郭美美本人也在微博中证实并非红会的工作人员，并致歉，但此举并未将舆情平息，反倒吊足了网民的胃口。
2．郭美美再掀微博口水战。
2011年11月，郭美美与中红博爱CEO翁涛发生微博口水战，这让几欲平息的“郭美美事件”重新回归到公众视野。至此，中红博爱前董事王军、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等核心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频频出现，再一次将红会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3．“重审郭美美案”再惹争议。
2013年4月雅安地震救援初期，红会官方微博在发布救援信息后却收到几万个“滚”字。针对网民诉求，中国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王永表示，将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但随后中国红会秘书长王汝鹏否认将重新调查本事件。先肯后否的回应，让民众的质疑声达到顶点，而期间网络疯传郭美美拥有性爱录像及红会贪污证据，助推舆情达到“沸点”。
4．郭美美承认与红会无关。
2014年8月4日，“郭美美涉嫌赌博被抓”的相关报道，成为当日仅次于云南鲁甸地震的热点新闻事件。根据公安机关公布的调查结果以及郭美美本人的供述显示：郭美美与红会无关。至此，反复侵蚀红会公信力的“郭美美事件”水落石出。
二、哪些因素助推了“郭美美事件”出现反复
1．自媒体碎片化传播。
随着移动网络及移动终端的普及，移动互联时代已经到来。利用碎片时间来获取信息已经成为网民的习惯。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碎片化的信息传播缺乏连贯性、系统性、全面性，自媒体的语言习惯常常带有偏激的、主观的情绪，并将受众引向误区。“郭美美事件”起源于一个普通网民在认证为“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微博上炫富，而网民在对该信息传播过程中。更多的将矛头指向红十字会，一则简单的个人炒作案例被网民“设置”成了红会腐败，使得红会被郭美美“绑架”，最终形成了凡有“郭美美”的地方，必定有红会的身影。
2．网民情绪化解读。
由于社会矛盾的凸显，仇官、仇富等负面情绪已经成为助推舆情烈度的主要因素，因此，当网络上出现拜金、炫富等现象，总能引发不小的争议。而对于此类事件，网民在猎奇、娱乐、从众、宣泄等心理作用下，表现出极端的情绪化表达。在郭美美一而再再而三的网络炫富过程中，网民将愤怒情绪抛向了红会，调侃、嘲讽、质疑、咒骂等言论最终成为一种极端化的表达。因此，在雅安地震中，红会官方微博发布信息后却收获上万个“滚”字评论。而相反的是，郭美美本人却在这样一波又一波的舆论情绪化表达中收获利益。
3.媒体的过度消费。
媒体不仅仅是新闻事件的记录者、传播者，更担负着引导、纠偏的责任。然而，随着媒体市场化竞争日益激烈，使热点事件成了各路媒体争相挖掘的“富矿”，加之部分网络媒体一味追求点击量，不惜制作极具诱惑性的标题，从而使“郭美美”炫富、赌博、卖淫等这些与公序良俗格格不入的字眼，反倒被某些媒体当作是吸引眼球的卖点加以聚焦、放大。在今年8月云南鲁甸地震发生之初，部分媒体将重点放在对郭美美赌球、涉黄等报道上，这再一次引发了专家学者及网民对媒体社会责任的大讨论，促使舆情烈度节节攀升。
4．网络大V的舆论引导。
在微博中，网络大V通常拥有数十万、上百万的粉丝，其特殊身份及社会地位，使其在舆论场中占有一定的话语权，对于公共事件的表态也总能形成一呼百应的效果。但由于大V仅代表了个人立场，所以其主观倾向往往会影响到网民的判断。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某些大V对信息甄别能力较弱，自我约束能力不强，看见什么就跟风转发并评论，这无疑成了舆情的次生裂变的“催化剂”。如在雅安地震后，网络中流传“郭美美与红会领导的性爱视频”，某些大V也在未经证实情况下妄加评论转发，进而使很多网民信以为真。
三、舆情反复的社会危害
1．损伤涉事主体公信力。
舆情久而未平、反反复复，不仅暴露出涉事主体在舆情处置方面的弱点，更直接威胁到相关单位的社会形象。如果说当初郭美美“炫富”造成了网民对红会的误解，那么后期发生在红会身上的挪用8000多万善款、三伏天送棉被、违规出租仓库等舆情事件，都会使民众与“郭美美事件”进行关联，进而使危机加剧。可以说，网民已经形成刻板印象，发生地震时自然会想到红会，而提到红会时又会不自觉的想到郭美美。“郭美美”舆情的反复给涉事主体红会造成了空前的信任危机。民政部报告显示，2012年全国各级红十字会系统接收社会捐赠与2011年相比下降23.67%。而雅安地震首日，红会仅收到14万元捐款。
2．解构社会诚信体系。
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绝非一朝一夕，而在建立的过程中，政府及社会公共组织的形象对营造社会诚信氛围、实现诚信共识起到表率作用。红会作为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团体，更承载着宣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的职责，这也是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受到“郭美美事件”的影响，热衷于公益活动的组织与个人开始对社会诚信体系产生质疑，也让那些本该得到慈善帮扶的人感到失望。在几次大的地震发生后，网民在相关的评论中明确表示，宁可直接将款项送到受灾群众手中，也不愿意将钱捐给红会进行统筹安排，这样点滴的信任转变，慢慢汇聚成强烈的社会抵触情绪，解构着社会诚信体系。
3．舆情次生增加处置难度。
舆情反复进而会旁生出其他次生舆情，使主要舆情朝向多极化方向发展。郭美美炫富，扯出了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同时扯出“博爱服务站”项目，两者加速了网民对红会内部贪腐的质疑与猜想。随着网络聚合及放大效应威力的逐步显现。加上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以此“大做文章”，各类相关信息被人肉、被曝光，使得涉事单位疲于应对，稍有消极怠慢，便会伴生媒体的质疑、网民的猜测及公知的介入，使次生舆情迅速发酵，甚至出现烈度超越主要舆情的情况。
4．激化社会矛盾加剧社会戾气。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各类矛盾也将逐渐凸显。舆情反复频发，直接影响到社会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扰乱正常的社会舆论氛围。按理说，红会于2011年底就已完全撇清了与郭美美的关系，但随着“郭美美事件”的反复发酵，人们还是将负面情绪转嫁到红会身上，进而为红会贴上了贪腐的“标签”。无论是郭美美炫富还是赌球被抓，网民表现出的都是一种极端化的表达方式，辱骂、嘲讽、造谣甚至传播相关的“阴谋论”，在这样看似“大快人心”的舆论氛围中，实际上隐藏着社会戾气的泛滥及官民矛盾激化的危机。
四、如何避免舆情出现反复
1．加强网络监管，提升舆情意识。
互联网管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者除了要保证网民表达权外，更要保证网络环境的“清洁”、有序。“郭美美”在一次又一次高调炫富、自我炒作过程中，不仅撩拨了网民的负面情绪，而且严重损害了红会的公信力，侵蚀着社会诚信体系，这种毫不掩饰的负面宣传竟然还为自己赢得了一大批“粉丝”，这一现象不得不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随着社会治理所面对的网络环境越来越复杂，治理方式、手段也必须不断创新。同时，各部门更要形成自上而下的舆情意识，及时发现舆情苗头，阻断舆情反复路径。
2．注重形象塑造，提高自身“免疫”。
良好舆论形象的树立，应从日常工作点滴人手。每一次舆情处置，对于涉事单位来说都是一次“危机公关”，而能否在短时间内迅速平息，这还要靠其在网民中的口碑。以红会为例，实际上，“郭美美事件”仅仅是一个引子，负面舆情的积累，红会在舆论中的信任危机已经到了最高点。红会只有建立起科学、规范、高效率的慈善工作管理体系，加大其运营公开化、透明化，主动接受社会的广泛监督，才能真正重拾信任。
3．强化媒体责任，注重舆论引导。
在当今纷繁复杂的网络环境中，主流媒体的“把关人”作用至关重要。在同一舆情反复延烧的情况下，媒体更要把握民众的核心诉求，进行必要的情绪干预，化解因负面情绪泛滥而形成的社会戾气。作为媒体工作人员，必须具备较强的职业操守，对事件进行客观报道并对读者进行正面、积极的情绪引导，不能成为某些别有用心的组织或个人的造势“工具”。
4．把握次生苗头，斩断舆情关联。
舆情反复所产生的次生舆情往往烈度更高、波及面更广，因此，当舆情出现反复时，相关单位就要及时搜集、梳理相关信息，把握舆情发酵的“噪点”。在处置上，要做到以我为主，占据舆情处置的主动权，找准责任主体，斩断次生关联，必要时可对主要责任人采取“先停职后调查”等强力手段，以此表明处置决心，纾缓网民过激情绪，压缩网民的联想空间，及时扑灭舆情次生及反复的“小火苗”。
（荆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