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好
著名的战地摄影家罗伯特·卡帕曾经说过，“如果你拍得不够好，因为你靠得还不够近。”这句话同他杰出的战地活动和珍贵的摄影作品一起，成为战地记者的典范。在后人把卡帕奉为榜样和经典时，有一位卡帕的中国同行却因为他无声的牺牲，险些被遗忘在历史的纸卷里。他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第一个为国捐躯的战地记者——方大曾。
一、青春和牺牲——方大曾短暂而传奇的一生
方大曾生于1912年，1937年末或1938年初，消失在抗战前线，从此一个仅有25岁的生命，戛然而止，一片寂静。方大曾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近千张照片，和一连串战地实录，他用镜头记录了那个混乱的“新时代”，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历史文献般的影像和文字记录。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名字只为他的亲朋和同事知晓，在半个世纪后出版的《中国摄影史》里，有关他的篇幅也只有一百多字。然而，他那闪光的青春和青春中的牺牲，理应被后人铭记。
1．无师自通的自由摄影师。
方大曾出生在一个相对开明、富裕的家庭，祖上由江苏无锡进京为官，父亲方振东在外交部工作。这样的家庭环境为他后来的摄影爱好提供了可靠的物质条件。1929年，17岁的方大曾发起成立了中国北方第一个少年摄影社团，宣称“现在摄影艺术一天天的发达，进步，摄影人才也能在艺术上占了重要地位……所以我们有组织少年摄影团体的必要。做少年摄影界的先进队何等伟大！何等有趣呀！”这些都表现出他对摄影的狂热。
方大曾所处的时代里，笼罩着中国摄影界的是一种沙龙气氛。中国的“摄影家”们热衷于聚集在上海、北平这样的城市里，展示他们改良过的类似国画或时装照的摄影作品，拍摄内容不外乎美人和美景。那时的中国摄影还很幼稚，仅仅是把相机当作观赏镜花水月的金属画框，或者过于直接的宣传工具，并不真正懂得摄影本身更广大的应用领域。
而方大曾的相机镜头所追求的却是另一种美。一个相机、一把伞、一个背包，方大曾背着他们径直贴近劳动人民冰冷的生活。纤夫、人力车夫、矿工等底层劳力者，频繁出现在他的照片里。他拍健美的人体，拍农家孩子的笑脸，拍北平中央公园里的日本妓女，拍北方旷野里独立的哨兵……今天我们能看到的他的摄影作品，拍摄时间大约就在两三年间，却显示出他极广的兴趣。
方大曾的作品令人惊奇，在当时那个封闭的中国，一个业余摄影爱好者，竟然能在照片中灌注如此丰富的情趣和具有社会、历史研究意义的内容。在他之前以及失踪后的半个世纪里，中国一直没有过自由摄影师，而方大曾的行为方式，却近乎无师自通地具有这种职业的影子。在一个缺乏考察民生、直面社会现实的文化传统的国度里，他几乎是凭着直觉感受并运用了摄影记录的力量。
2．以身殉国的新闻战士。
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方大曾就已经因为报道救亡爱国而闻名，成为“与长江、徐盈同负盛名”的名记者。他走遍冀东、绥远、热河、察哈尔、晋北等地，在《申报》、《生活时报》、《世界知识》、《良友画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诸如《绥远前线视察记》、《冀东一瞥》、《集宁见闻记》等报道。在这些旅行报道和战地采访中，方大曾就流露出抗战的决心，“中国的出路，只有打上前线去，打到多伦，打到承德，直进到东三省去，我们对于这个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抱着绝对胜利的把握，因为在失去了的国土上，还住着我们的同胞，他们将举起了枪，在热烈地欢迎我们，要收复失地，并不是难事。”
“卢沟桥事变”后，方大曾成为《大公报》的战地特派员，负责平汉线的报道工作。他第一时间赶到了宛平、长辛店，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是中华民族解放的炮声！”“你看我们的士兵多么可敬可爱！”他最先报道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写出长篇报道《卢沟桥抗战记》。当《大公报》的名记者范长江被孙连仲将军约请到指挥部会谈时，方大曾已经出现在二十九军的阵地上。他拍摄的《卢沟桥事件》、《我们为自己而战》、《日军炮火下的宛平城》、《北平民众慰劳抗日军队》、《奋勇杀敌的二十九军》、《敌机轰炸我保定车站》等专题摄影报道，相继被国内外各大报刊刊发，至今看来也是极为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
1937年9月，上海《大公报》连续刊载了方大曾寄来的署名小方的三篇通讯：《从娘子关出雁门关》、《血战居庸关》、《平汉北段的变化》，从此音讯中断。四年之后，范长江曾满怀深情地提到小方：“我们以为很有希望的同事方大曾（小方）先生特为此自石家庄赶往保定，欲追随卫立煌部队，为报纸写‘永定河上的游击战争’。因为当时在我们的预料中，在永定河上游，内长城青白口一带。如果双方进行大战，是非常雄伟的场面。万分不幸的是卫之远征落了空，而方先生亦因此失去踪迹，至今四年有余，仍然下落不明！”以其从事的职业的危险性来看，方大曾应是牺牲了，就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两个多月后，他以身殉国，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第一位牺牲的战地记者。
二、方大曾战地新闻报道特色分析
作为一名战地记者，方大曾一方面记录战火之下的战事实况、社会民生，另一方面，他用笔抒写自己在战争中的思考。犀利的笔墨配以生动的照片，方大曾的新闻报道是那个年代里不可多得的新闻佳作。
1．在苦难中关注人的境遇。
方大曾几乎是与生俱来地有一种朴素的民本思想，他不拍美人照，而是与劳苦大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以一种平的视角看待劳动者及其身边的一切，作品中无不闪现着人性的光辉。在战地，他目睹了挖煤的农民令人震惊的劳动条件，对他们的处境寄予了无限的同情。他在《从集宁到陶林》中写道：“这个世界简直不允许他们生存在光明中，我想，他们总会得到解放的吧。我这样企望着，我确信这不是幻想，因为有千百万的人正为着人类的光明在工作，在努力，在斗争，奴隶也要享受人类的生活了！”方大曾秉持着一种独特的视角和作业方式，在照相术还很年轻的时候，那种关心人、关心人类生存环境的理念就扎根在小方的心中。研究中国摄影史的吴群这样评价：“他把镜头对准中国的劳苦大众，位于激流中和地底下的船工和矿工，对他们的实际生活境况，表示极大的关怀与同情。”
在战地报道中，方大曾也极力突显人的作用。陆诒曾网忆到“小方出发前和我们告别，他将沿铁路徒步前进，想摄一下我军铁甲车在卢沟桥前线作战的镜头……小方从卢沟桥前线奔回来，他说已经照了一位青年战士的照片，他只有16岁，身上背着自己的步枪和日本军官的指挥刀、望远镜之类的战利品……”他的镜头中，充满了普通战士的脸庞，训练、作战、用餐、放哨、疗伤，无所不包。
人物的言行是方大曾特别着意记录的部分。在《血战居庸关》中，方大曾记录了一段敌我正面遭遇的情形：炮轰龙虎台之后，“一队骑兵来到搜索，但是他不敢进来，只停在山坡下面，很滑稽的向着我们阵地喊‘喂！有人没有？’我们的弟兄都隐蔽在山头上，大家觉得非常好笑，一个弟兄忍不住的回答了一声：‘没有人！’这个不合逻辑的答复，也不知道他是故意和敌人开玩笑呢，还是因为精神过于紧张而不加思考的说出来呢？不管怎么样吧，敌人一听到有人声，吓得拨转马头就跑，拼命的飞奔回去了！”7在方大曾的通讯作品中，这样生动真实的人物话语随处可见，仿佛将战争中的那些情景带回到我们的面前。
2在救亡中不忘理性地思考。
在民族危难的关头，方大曾的作品在关注民族救亡的同时，不忘理性的思考中国军民究竟应该怎样用正确的方式去抵御外敌。在战术、战略的问题上，方大曾让自己像一个军事指挥员那样去思考。在《从集宁到陶林》中，方大曾记录陶林县守备司令张赞臣谈到守备工作时说：“日本飞机在前一个月之前曾来陶林上空，作盘旋飞行达数十分钟之久，他们早已把这里的地形和防御工事用航空摄影拍去了。”方大曾听了张赞臣的话后想，“这实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没有飞机，没有高射炮，更没有任何的防控设备，在不久的将来，敌人如果再来一次比较‘现代化’的军事进攻，那么我们究竟如何抵抗呢？……”
在民事、民生的问题上，方大曾的笔墨又展现出一个社会家的思想。在《从娘子关出雁门关》中，方大曾考察了日军轰炸下的太原，描绘了太原既紧张又散漫的氛围。当时的太原城的官厅下令，要求所有人不论男女老幼，从事何种工作，统统“从一清早晨，就到城外面去避飞机，直到日落方才回来，各机关都在晚上办公，比较大一点的商店也都关闭着门”，营业时间由十四个小时缩到四个小时，“整个太原的经济活动力，无异已缩小了三四倍”，“这种人力上的消极损失，应该值得我们考虑的。”方大曾提出“防空自然要紧，然而这种防法的确也是问题。在火线上，千百万的军人正和敌人拼命，而我们后方的民众把所有的时间浪费在‘防空’上，诸如此类的情形，非只太原为然，其他各处如记者以后到过的大同等地，亦都是如此。”
3、在战火中开展调查式的报道。
抗战时期中国的通讯并不发达，战时更加不畅，再加上敌人严格的新闻管控，外界对敌伪控制区和战争前线的情况十分“隔膜”。此时，亲历这些地区的战地记者所发出的报道，就成了“揭示真相”、“纠正观念”的唯一渠道。方大曾通过描写和拍摄这些地区的社会情态，向外界传递敌控区和战争前线的真实情况。他以类似于调查式的报道，增加了消息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在绥东的炮火“响得很热闹的时候”，方大曾前往在“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治下的冀东大地，试图用自己的实地走访调查，唤起人们“纠正”那种“放弃这一块土地的心理”。方大曾描写了当地的经济情况，特别是中国的盐业、矿业、纺织业遭到日资侵占，自然资源被抢掠的状况。他深入每一条街巷，观察敌伪政府的所作所为，以及冀东人民的坚忍和反抗。他通过调查走访，揭示出日伪统治下，冀东热闹之下的混乱，“冀东伪组织虽然已成立了一年之久，但它的统治是散漫的，工作是混乱的，基础是动摇的，社会是荒淫的……”方大曾冷静地分析后他准确地找到了这种傀儡政治的根本破绽，那就是“汉奸们与‘日本’顾问间的矛盾”。这些调查式的报道，不仅是向外界发出难以获得的消息，电具有相当的战略参考价值。
（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