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丝雨
【摘要】2014年，青年导演徐昂将好莱坞经典法律电影《十二怒汉》改编为《十二公民》，一举斩获第九届罗马电影节最高荣誉“马可·奥雷利奥”奖。这部中国版《十二怒汉》在改编过程中，依托导演本人的话剧编导优势，重在植入中国当下现实，并巧妙避开审片制度上的难题，在西方影视剧经典的本土化改编上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本文将从故事架构、主题延展、风格塑造等三个方面对导演徐昂的改编策略进行分析和评价，以期对目前影视圈翻拍改编现象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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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十二公民；十二怒汉；本土化改编；策略
2011年，青年导演徐昂将日本编剧三谷幸喜名剧《笑的大学》改编成话剧《喜剧的忧伤》，并获得巨大成功。这部由陈道明、何冰主演的话剧创下了北京人艺建院六十年来的票房之最。2014年，徐昂获得聚本传媒公司投资，开始征战电影市场，他将经典法律影片《十二怒汉》改编为《十二公民》，一举拿下第九届罗马电影节最高荣誉“马可·奥雷利奥”奖。目前，《十二公民》正在国内影院放映，获得各方好评。
《十二怒汉》最初的影视版本可以追溯至1954年由美国导演富兰克林·沙夫纳制作的电视剧《十二怒汉》，其故事构架和案情细节基本确立。1957年．由米高梅公司投资，好莱坞导演希德尼·鲁迈特( Sidney Lumet)执导，将该电视剧精简成96分钟版本，并搬上大银幕，其意义不仅在于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陪审团制度和美国司法精神，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小格局室内剧的拍摄范式。在96分钟的单一空间里，极具张力的戏剧冲突和演员细致入微的表演，在电影史上堪称经典。随后的翻拍版本中，1997年的威廉弗里德金导演版加入了黑人角色，已示陪审团制度对种族文化的关注。1991的日本版《12个温柔的日本人》更是在陪审团成员中加入了女性角色，增加了众多有关日本社会的思考角度。最有气魄的改编应属2007年俄罗斯导演的米哈尔科夫《十二怒汉：大审判》。此片将好莱坞黑白版的96分钟扩充成两个半小时时长，案件审议过程中加入大量闪回镜头，回顾了嫌疑人自小的坎坷经历和陪审团成员各自的心路历程，镜头涉及俄罗斯车臣战争后的创伤、社会巨变之后的文化失落、民族、宗教的冲突与融合，风格上充满了俄罗斯文化中特有的宏大与深邃感。在法律制度和司法精神与原版有较大差异的国度，如何完成本土化改编任务，导演徐昂做出了小心翼翼却又颇有价值的尝试。罗马国际电影节主席马克·穆勒对徐昂的改编作出了高度评价： “这是我看到的第一部反映中国现实的群像作品，对经典的本土化做得十分到位！”①以下试从三个方面，分析徐昂的本土化改编策略。
一、故事设定的虚化
《十二怒汉》的故事基础在于英美法系的重要构成部分：陪审团制度。该制度可以追溯到1166年由英国亨利二世颁布的《克拉灵顿诏令》中②，目前主要适用于美国、英国，以及英联邦等英美法系国家，极少数大陆法系国家也引入该制度，作为本国司法系统的补充。陪审团制度要求在本国公民中挑选6至12名成员组成陪审团（主要指参与审判的小陪审团），参与刑事案件和部分民事案件的判决。成员构成应体现不同阶层、种族、文化层次上的区别，其挑选过程十分复杂而慎重。在涉及谋杀案等重大刑事案件的判决中，美国陪审团制度要求12名陪审团成员必须做出完全一致的判决。
在《十二公民》以前，翻拍《十二怒汉》的国家，其本国的司法系统中均适用陪审团制度，日本称为裁判员制度。美国作为英美法系的源流国自不用多言，俄罗斯与日本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却早在近代便引入陪审团制度，虽之后一度中断，但在近20年间，两国都先后对这一制度做出了不同程度的修订，使之更适合本国国情。两国对《十二怒汉》的翻拍，也表达了对这一制度在运用过程中的思考。事实上，我国现行宪法中也有“人民陪审团制度”，2004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沈德咏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充分阐述了改革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必要性，③然而，由于制度、文化等多方因素，我国目前仍缺乏有效的人民陪审团制度的实践。那么，如何在现行的法律制度背景下植入《十二怒汉》的故事构架，导演徐昂给出了一个由实转虚的巧妙答案。
《十二公民》的背景设定在一所政法大学中，几位学生面临英美法课程的补考，补考题目是组建一个英美法系的模拟法庭，由学生家长构成陪审团，裁决一位谋杀案嫌疑人的生死。既然法庭是模拟的，陪审团也是模拟的，这种虚假设定自然引发了原版迷对剧情合理性和实用性的质疑。
由于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制度和文化传统，被选为陪审团成员的公民必然有义务去讨论一桩谋杀案的来龙去脉，判决一位嫌疑人的生与死。基于此，让《十二公民》中随机组合的十二个人去认真讨论一桩跟自己毫无关系的案件似乎没有任何理论动机，然而，他们却各有各的现实动机。这十二人中的大部分，是补考学生的家长、亲属、恋人，由于这层亲密关系，他们必然十分担忧家人的学科成绩，甚至大而化之，操心家人的毕业证书。这在目前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仍十分稀缺的中国，是一种常态。这种对家人前途的焦灼感，足以让他们坐下来配合校方完成一次模拟审判。而另外的几名成员，诸如学校保安、校园内的流动小贩等，这些明显受制于校方的角色，更是这场游戏听话的配角。当然，真正促使他们参与案情讨论的是何冰饰演的检察官投出了“无罪”的一票。何冰的身份设定是在影片最后，他返场捡拾检察官证时向观众公开的。一位检察官出于职业精神和良知感召，在特定时刻超越了家长身份，主张再次梳理案情，虽然这多少具有理想化的因素，但也算不失常理。在检察官明显阻碍审议进程之后，其他成员才开始尝试用案件细节来说服异见者，以求早点完成校方安排的任务。十二个人从现实动机开始，不自知地进入真正的集体审议状态，这其中的过度仍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
至于对模拟陪审团实用性的质疑，不妨考虑其法律之外的意义。虽然《十二公民》不可能像其他版本的剧情设置那样真正决定某个案件的司法判决，但激烈的案情讨论足以架设当下中国几个典型阶层之间的沟通桥梁：城市土著与外来务工者之间、固定职业者与流动职业者之间、社会富裕阶层与底层民众之间、传统文化固执者与现代文明传播者之间、社会边缘人群和主流人群之间．甚至老年人与青年人之间。贴着各身份标签的12人借由一场针锋相对、甚至歇斯底里的争论终于一抒胸臆、互见内心。在对理性与良知的逐渐回归中，终于放弃偏见，在某个层面上达到了一种意外的和谐。这种和谐在影片的最后一个场景中被特意强化，方才室内的紧张对抗完全消失，教室外的夕阳中，亲人与朋友逐渐聚拢，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情感在平移长镜头中缓慢流淌。虽然模拟法庭的设定几乎完全消解了本片的司法意义，但本片在沟通方面的示范作用，对于当下各方矛盾暗流涌动的中国，其作用积极而深刻。
二、社会现实的植入
许多著名的法制案件都是对某种社会现象的昭示，而陪审团制度的存在，正是为了体现各阶层对于这些特定社会现实不同层面的思考，同时也是表达他们各自诉求的合法通道。所以《十二怒汉》的各改编版本都非常重视案件本身对各国社会的指涉意义。例如俄罗斯版本的《十二怒汉：审判》将案件设定为：车臣战争孤儿被疑刺杀俄罗斯军官养父，这显然利于影片其后展开这场战争带给俄罗斯的创伤与思考。中国版《十二公民》的案件设定中有两个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 “富二代”“弑父”。这两个词汇足够踢爆当下中国民众极度敏感的神经，它的丰富指涉性既涵盖了目前中国社会的某些典型现实，同时也切中了中国传统文化源流中的软肋。
“富二代”这一词汇，最早见于2004年《中国新闻周刊》刊登的“富人二代”专题，④近十年来，它用于泛指中国富裕阶层的子女。其父辈通常在中国20世纪末的经济浪潮中攫取第一桶金，并迅速完成了原始积累，目前凭借资产与财富跻身社会金字塔顶层。而 “富二代”正是坐拥这些顶层资源出生，无需经历前期奋斗历程的一代人。2009年“杭州胡斌飚车案”发生之后，媒体有关“富二代”的报道开始从中性逐渐转为贬义报道为主，在多家媒体的报道中， “富二代”总与“奢侈炫富”“恃强凌弱”等新闻联系在一起，公众对于这些新闻事件的解读、渲染，甚至扭曲，都多少暗含了某种仇恨与钦羡纠结的心理。这是中国几千年等级制度孵化出来的必然心态。在当前中国贫富分化加剧，上升渠道逐渐狭小的现实之下， “富二代”这一词汇正如同上个世纪中期“地主”一词，注定被附加了太多社会文化想象，无法回归一个客观的身份判断。
当嫌疑犯的身份设定从1957版的“底层小伙”改编为“富二代”之后，《十二公民》其后展开的剧情就接通了中国社会现实的活水之源，每一步的进程都具有了日常合理性与社会隐喻意义。陪审团的大部分成员于是有了充分的理由在一开始就判断嫌疑犯有罪，赵春羊所饰演的房地产开发商，也比原版中相对应的投资经纪人角色更具有社会象征性。案件审议过程中，开发商与出租车司机、小摊贩之间的激烈冲突，也是这种贫富对抗心态的延伸，而开发商在争吵中的澄清与自辩，体现的正是编导试图打破民众刻板想象的意图，这与本片结局对“富二代”的无罪判断的思路是一致的。
《十二公民》案件设定中的第二个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是“弑父”，这与各版本保持一致。然而，这一词汇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特殊意味，却并非其他版本可以传达。在人伦关系被三纲五常统摄的中国传统社会，弑父不仅是简单的犯罪举动，更意味着与传统决裂，并试图建立新规范的一种激烈反叛。因此， “弑父”在中国传统中具有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罪孽。当代中国社会的孝文化，虽然较传统观念已有了新的变化，但“弑父”作为亲子关系的一种崩裂仍然让当代中国人触目惊心。
《十二公民》中设定韩童生饰演的出租车司机作为维护传统伦常的固守者，他甚至直接说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这一统摄中国近千年的儒家伦理文化核心构架。这一身份的设定，与人物从小生长于皇城根下，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皇权文化熏陶有关，也与他学历层次较低，未接受西方现代文化洗礼的知识背景相吻合。随着剧情的展开，出租车司机在影片的高潮一幕，终于吐露出自己与儿子早已崩裂多年的关系。至此，完成了这一人物从心理契机到文化源流的多层次塑造，使人物作为“有罪”阵营最执着的坚守者有了足够充分的内在逻辑。对比1957年版的《十二怒汉》，与出租车司机对应的二号陪审员并不具备足够的文化象征因素，此外，他在审议开头就抛出对亲子关系的心结，戏剧性效果相对弱化。
三、话剧风格的强化
《十二怒汉》的文学原作是美国剧作家Reginald Rose的独幕剧。这个剧本几乎具备了独幕剧的所有重要特征：场景单一、故事集中、矛盾冲突剧烈、人物性格鲜明、台词密集而富于动作性等。各版本的导演都在保持原作话剧元素的基础上，运用丰富的电影手法扩展其内涵。例如导演希德尼·鲁迈特( Sidney Lumet)在陪审团审议过程中充分发挥电影场面调度功能，中、远景镜头与特写镜头的切换，既能表达人物各自鲜明的特征，又能凸显狭窄闷热的环境对人物群像的影响。至于俄罗斯导演米哈尔科夫则在电影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与陪审团审议现场不断穿插的闪回镜头，使人物刻画更为立体，原作中的法律内涵被延展至社会、历史的高度。然而中国导演徐昂却另辟蹊径，重在回归原作的话剧特征，这与导演本人深厚的话剧背景有关。
2001年徐昂从中戏导演系毕业，放弃进入炙手可热的影视圈的机会，一头扎进中国殿堂级话剧院“北京人艺”，开始潜心于话剧创作。很快，徐昂就在话剧界崭露头角。2006年凭借话剧《情人》，获得BESETO东京国际戏剧节金奖，2011年改编自《笑的大学》的话剧《喜剧的忧伤》，创下北京人艺建院60年来的票房最高记录。徐昂在话剧界声名鹊起，开始获得电影投资商的青睐。起初，他想将《十二怒汉》改编成话剧，恰逢聚本传媒公司愿意资助其进入电影圈，徐昂便顺水推舟将这个版本再度修改成电影剧本，因此，《十二公民》在改编创作之初就带有明显的话剧烙印。
由于导演本人在话剧界的影响力，能够齐集12位话剧界的资深演员参与《十二公民》的演出，其中何冰、韩童生等主演均为国家一级演员。这部电影的拍摄仅用了28天，但前期准备、排练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排练采用话剧集体排演的模式，而非电影制作的分镜拍摄，后期剪辑方法。这种模式有效地保证了电影氛围的统一，并大大提升了戏剧冲突的观赏性，这当然给演员的表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实拍过程中，演员几乎都被要求“一条过”，一个表演环节上的疏漏都会影响整部电影。
令人欣喜的是，12位话剧演员均凭借丰富的舞台经验和扎实的台词功力奉献了《十二公民》中的上佳表演。韩童生与何冰的对手戏可以视作本片最精彩的片段，两人张弛有度、细腻自然的表演经得起每一个特写镜头的考验。其他演员在大段独白时，也显示了他们深厚的话剧表演功力。
结语
模仿与借鉴是艺术创作的道路之一，买下版权翻拍在影视圈十分常见，这种方式不仅涉及影视剧制作，在目前综艺类电视节目的制作中也屡见不鲜。翻拍改编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本土化，青年导演徐昂依托自己的个人优势，重在植入中国当下现实，并巧妙避开审片制度上的难题，获得了国际电影节，国内官方、国内观众的一致好评。这对模仿与借鉴的艺术创作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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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十二公民》成罗马国际电影节史上首部摘得最高奖的中国影片[EB/OL].http://ent.people.com.cn/n/2014/1027/c1012-25917463
②徐炳，英美法系的陪审制度[J]法学杂志，1982(10)
③沈德咏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团制度的决定（草案）的说明[J]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6)
④张洁从产业继承人到特权代表者： “富二代”媒介话语的建构与变迁[J]国际新闻界．2013 (10)
（作者黄丝雨：广西财经学院文传学院讲师，文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