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松平
【摘要】快乐是人生重要的体验，而幸福是整个生命的意义所在。在当前大众文化大兴其道的文化背景下，新闻娱乐化颠倒了快乐和幸福在人生中的地位，新闻娱乐化带给受众的是消费性的快乐而非永久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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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闻娱乐化；快乐；幸福
“新闻娱乐化”的概念界定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卡茨( Johnkatz)的“新式新闻”的提法， “新式新闻”意为信息和娱乐的合流。随后，巴路迪肯把information（信息）和entertainment（娱乐）结合起来，创造了infortainment这一新概念。国内理论界较早对新闻娱乐化做出的经典定义是：“从媒介最初的纯娱乐消闲的娱乐性节目和内容的大幅上升开始，最终则发展到把距离娱乐化最远的那部分媒介内容—新闻，向娱乐化强行拉近，使新闻与娱乐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即所谓的新闻娱乐化”。从理论界对新闻娱乐化的界定不难看出，大众媒体首先关注的是娱乐信息、娱乐受众，关注的是让受众从中获得快乐，完成“快感的传递”，其次才是信息的意义。在业界则集中表现为媒体从业者压缩严肃新闻空间，将具有煽情性、刺激性的软新闻作为重点，刻意挖掘严肃新闻的娱乐价值。
一、伦理学上“幸福”和“快乐”的概念界定
“幸福”和“快乐”问题是伦理学最基本的命题，回顾伦理学上对“幸福”和“快乐”观念的不同界定，有助于对新闻娱乐化做出本质分析。以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和伊壁鸠鲁、霍布斯为代表，分别从理性幸福观和感性幸福观对幸福观念的角度作出了经典界定。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为理性幸福观念的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个人灵魂对知识和理性的追求，是以德性和至善为原则的；幸福是理性灵魂实践德性追求的活动；斯宾诺莎也对感官快乐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感官快乐不足以构成人类的整体幸福，认为人们只有借助天赋理性去追求自然的永恒必然性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而伊壁鸠鲁和霍布斯为感性幸福观念的代表人物，伊壁鸠鲁认为快乐和幸福在人生中几乎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他说“如果一切快乐都能积累……不仅是持续出现，而且影响全身或人类本质的主要部分，那么一种快乐和另一种快乐之间便没有什么不同。”霍布斯在其代表作《利维坦》中提出根本不存在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终极目标和至善，幸福只是个体不断产生的各种欲望，他认为归于空虚的欲望是人面临的最大现实，即使至善存在，也不一定是对所有人有效的共同的善。
“一个人只有不是在一时一事上，而是在一生中都努力合德性地活动着，才是幸福的。所以幸福意味着持续的，严肃的活动而不是消遣。”一个人不依靠自己的努力，就不可能获得幸福。幸福是拥有健全的生活经验，是全部生活行为所追求的持续性状态，幸福必须是可以留下永恒意义的事情，永恒性是幸福的一个必备特征。幸福的体验最直接地包含着人们对生命意义的肯定的评价。感到幸福也就感到自己的生命意义得到了实现。不管拥有这种体验的时间多么短暂，这种体验却是指向整个一生的，所包含的是对生命意义的总体评价。“幸福不是零碎和表面的事情，而是灵魂的愉悦。”而快乐是与“令人……愉悦”的意义相关联的。 “快乐是或者属于我们的正常品质的未受阻碍的实现活动。这种实现活动本身就令我们愉悦。正常品质是我们在不存在匮乏的状态下的品质。向正常品质的回复则是使得匮乏得到充实的过程。在正常品质状态下，我们以总体上令人愉悦的事物为快乐……而且，与正常品质下的快乐相反，回复性的快乐总是混杂着痛苦。所以，向正常品质回复过程的快乐不是真正的快乐。”因此，幸福和快乐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幸福是整个生活的整体效果，而不是某时某处的某处乐趣”，幸福是人类永久性的德性追求，是人生的终极目的；而快乐只是人从一时一事上的正常品质得到实现过程中获得的愉悦和满足，消费性、即时性的幸福不足于构成整个生命的意义。因此，幸福是一个德性追求问题，而快乐只是一个实践性问题。
二、“快乐原则”统治下的大众媒体和受众
本文从传播者和受众两个方面来探讨快乐原则统治下的新闻娱乐化的具体表现。一方面大众媒体用故事化、文学化的软新闻压缩严肃新闻的空间，提倡的是用煽情、刺激的新闻事件给受众带来一时一事上的愉悦，而不是一生一世的德性追求。受众从正常品质的实现过程中感到愉悦获得快乐。煽情的刺激性的新闻或信息给受众的快乐是消费性的、即时性的，无法累计。“快乐不足以构成好的生活，有的快乐甚至对生活整体有害，因为快乐对生活意义的影响毕竟不够强有力，而且总是局部性的。”正如叔本华所言，无论欲望得到了还是没有得到满足，人们实际上并不真正快乐。现代大众媒体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使得快乐廉价化、标准化。受众可以轻易地从按标准化生产出来的新闻娱乐化现象中获得快乐，大众媒体工业流水线上制造出来的快乐像阳光一样普照在每个受众的脸上，无须任何付出，随处可得。媒体所做的正应了一句时下很流行的祝福： “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让自己快乐。”从大众媒体的角色出发，可对这句俗语稍作转变， “无论做什么新闻，一定要让受众快乐。”新闻娱乐化不仅正在使快乐廉价化、标准化，更在谋求用快乐替代受众本应追求的幸福，它给受众提供大量廉价的快乐，但事实上无助于人们增加任何幸福，反而深刻地破坏了受众的幸福，正如尼尔·波兹曼所预言的那样，无声无息间人们心甘情愿地变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新闻娱乐化把快乐变成了唾手可得的事情或是可以随便生产的产品，用这种标准化的快乐来打消人们追求幸福的念头，幸福在此最终会被解构。而受众在新闻娱乐化营造的这种“快乐至上”的媒介环境中乐不思蜀，娱乐至死还对大众媒体感激不尽。受众不是不想追求幸福，而是当前一些媒体提供了过多的快乐，部分受众已经放弃了对生命和生活真谛的思考，空前的娱乐带来了空前的亢奋和刺激，也夺走了受众获得幸福的能力。
另一方面，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为部分个体受众的低级需求得到满足创造了条件，受众已无须为生存而拼尽全部精力，他们需要更高层次上的满足，需要快乐，受众的剩余精力需要释放，娱乐自然成为最好的途径。弗洛伊德认为，作为个体的受众，其个体人格系统中的本我是由快乐原则支配的， “快乐原则主要是由某种性本质的希望和欲望所构成，对于个体来说可能是破坏性的，因为它可以要求并不十分文明的行为。快乐原则统治着无意识。”对于本我来说，不存在善，不知道美德。个体受众在“力比多”的驱使下，为了排解各方面压力，直接或间接地实现某种本能欲望，企望从媒体中获得煽情刺激的犯罪新闻、花边新闻、名人的风流韵事等。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媒体从业者同样逃脱不了“快乐原则”的支配，这些媒体和受众一拍即合，个体受众（包含媒体从业者）需要娱乐和刺激，于是这些媒体投其所好，受众需求获得满足，媒体受到鼓励后更变本加厉，媒体和受众之间这种互动关系形成了典型的马尔可夫过程(MarkovProgress)，这些媒体和受众看似皆大欢喜，实现双赢，实际上，受众在感官刺激（本能需求）得到短暂的快乐满足后，不会给生命真正的意义——幸福带来任何好处，只有短暂亢奋后的空虚。新闻娱乐化，给受众的是短暂的刺激和快乐，与幸福无关。
三、“幸福”和“快乐”的颠倒
大众媒体和受众联手制作出来的新闻娱乐化最终通过以下两个手段来完成受众人生中的幸福和快乐的颠倒。一是新闻娱乐化最可怕的后果是最终弱化了受众人格结构中的“自我”，完成了对受众从无意识到意识的整个心理领域的控制。弗洛伊德认为“本我”“自我”“超我”构成的三重人格结构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的结构，三者之间是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高度组织化、技术化、标准化的后工业社会，外表看似理性，其实质是非理性的，所以“自我”对这非理性现实的理解以及按照现实原则的运行都是有很大难度的，同时“自我”还要建立无意识的禁忌以管束“本我”力量的盲目冲动，这就使“自我”的力量在理性判断、建立禁忌以及约束“本我”的过程中消失殆尽。这必然把“本我”推向了个人人格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个体会受到本能的盲目支配。
二是新闻娱乐化对部分受众虚假需求的控制性满足和额外压制打破了个体人格中“本我”“自我”之间的互相制约的关系，制造出畸形受众。 “这种虚假需求是社会制造出来并强加于大众的，所以这种满足本身是一种控制和压抑的手段，它不是文明社会所必需的基本压抑，而是为了保持统治目的额外压抑。”额外压抑极有可能导致这些受众在生理上成熟，而在心理上却不能作为成熟个体对整个社会现实做出主体性的成熟的、主动的鉴别。这些受众在此过程中失去主动性、创造性和批判性，并把提供娱乐的大众传媒当成可以依赖的外在权威。过多的快乐使受众怯懦、平庸甚至愚蠢地对待生活和生命，他们极有可能颠倒了幸福和快乐在生活和生命中的地位，开始为了某时某处的细枝末节的快乐放弃幸福。“现代财富，技术和享乐的疯狂发展很有可能是幸福的错误替代物，它把人们的思想引向了生活的细枝末节，而掩盖了最要命的根本问题，即人的幸福和人类的命运。”受众对新闻娱乐化现象表现出婴儿对父亲般的顺从，并从这种顺从中获得一种受虐式的快感，以放弃自我和对外在权威的认同来补足自身个体人格的无力，摆脱自身的孤独。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这是—个愚蠢的时代；这是一个信仰的时代，这是一个怀疑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场白中所言，这是—个充满矛盾和悖论的时代，无论个人还是整个人类，如果精神流于平庸，灵魂变得空虚，就绝无幸福可言。人们是否可以像荷马史诗中的斯齐纳吕斯那样骄傲地说：“感谢苍天，我们的生活比起我们的前人来，无限的美好。”
基金项目：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疆对中亚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4BXW041）
（作者杜松平：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