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文天祥被我们当作一种高档的精神消费，以满足个体的精神需求和爱国热忱，忘记了他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和我们一样的生命个体。然而史书中的文天祥，只有他的经历，只有他的功绩，却没有他的生命。这正是我们学习《指南录后序》的意义所在：我们不仅要了解这一段风云际会和个人遭际，更重要的是深入文字去感受文天祥作为“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轨迹。《指南录后序》之所以成为经典，正在于敢于直面自己的灵魂，敢于袒露自己的心灵。表面上文天祥似乎被拉下了神坛，但在我们眼里他作为大写的“人”显得更加高大、伟岸。
《指南录后序》因为篇幅较长，教学难度自然较大。因为是文言文，又难以达到长文短教的效果。不过长文往往适于巧教：选择小巧又集中的教学要点，构建连贯而适宜的教学流程，既能顾及文章的整体性和连贯性，避免限于局部的零敲碎打，又可以明确文本研习的核心价值。
《指南录后序》是文天祥一段人生经历的自我记录，叙述了他出使元营前后的行路历程；同时又是他真实的心灵记录，刻画了伴随行路而生的心路历程。可以说，《指南录后序》不仅是一张记载文天祥经历的行路地图，更是一幅用灵魂涂抹的心路画卷。
行路与心路既是我们解读《指南录后序》的“双管”，也是我们教学《指南录后序》的“两翼”。双管齐下，两翼齐飞，我们不妨就在解读行路中品味心路。
行路一：“去”
文章的开端看似简单明了，文天祥临危受命出使北营。这一“去”，不曾想却引来了一系列的“渡劫”。有人说文天祥是抱着必死的决心而“去”，有人说他是不顾个人安危而“去”，我想这些由结果而逆推的结论未免太过简陋。其实在“去”的叙述中文天祥交代了“去”背后的心理考虑。
其一是“该去”。这“应该”直接源于文天祥当时的身份和地位，“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同时也是由于形势所迫，“时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况且“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计所出”。可以说，“去”于文天祥而言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必然。
其二是“可去”。此“去”虽有较高的风险指数，但终究是两国间正常的外交往来。而且根据惯例，有“去”也有“回”，“初，秦使往来，无留北者”。此时的文天祥，其实并没有太多悲观的预料和准备，甚至并未想过“死”之大事。
其三是 “想去”。文天祥之所以想去，乃是出于自我的主观愿望，“予更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以死报国固然伟大，但至多是保全了国家的尊严，体现了民族的气节，但这绝非文天祥此 “去”的初衷。固然“该去”“可去”，但“想去”才是他内心最大的动机。可以说，出使北营是文天祥经过再三考虑的理性选择。
教学环节一：行路——“去”；心路——“该去”“可去”“想去”。
行路二：“留”
文天祥出使北营，却“羁縻不得还”，不幸被对方扣留。这既在当初的意料之外，却又在实际的情理之中。作为弱国之使，他“抗辞慷慨”以致“北亦未敢遽轻吾国”，以个人之力捍卫国家的尊严。但因为吕师孟的构恶和贾余庆的献谄，由个人恩怨、所托非人以致“国事遂不可收拾”。
面对“留”的处境，摆在文天祥面前的选择似乎只有一个——“死”。选择死是自然的，也是容易的。于己于国，他明白自己“该死”，所以“但欲求死，不复顾利害”；同时他又知道自己 “当死”，死既能保全自身的名节，更能捍卫国家的尊严，所以“分当引决”，这并不是一个需要太多考虑的问题。
对于文天祥而言，“死”当然是一个需要勇气的选择，可是“不死”却是需要更大勇气和深刻思考的抉择。“死”固然能够保全自己，但于国事却无所增益，且与“想去”的初衷相悖；而“不死”虽然需要“隐忍以行”，却能用现时的屈辱换来未来的希望。 “将以有为也”，这既是文天祥借古人之言对自己的激励，也是自己“舍死求生”的心理独白。
这般面对生死的抉择，令人自然联想到太史公的《报任安书》：“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尽管文天祥简略而述，然而这如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的心灵抉择，想来必然经受了一番痛苦而又决绝的过程。
教学环节二：行路——“留”；心路——“该死”“当死”“不死”。
行路三：“逃”
一般而言，“逃”是摆脱困境、寻求生机，而文天祥之所以“逃”非但没有“死里逃生”，反而是“生里逃死”。
《指南录后序》中叙述文天祥北行途中逃脱的行程毫无疑问是文章的重点，浓墨重彩地回顾了他九死一生的惨痛经历。但是这不堪回首的行路作者叙述极为简略，走马观花般一笔带过，“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然后渡扬子江，入苏州洋，展转四明、天台，以至于永嘉”。在这笔法顺畅的行路中，作者一路所经受的心路历程却是跌宕起伏的。而这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坐标，那便是一个“死”字。“死”，既是一个字，也是一种处境，更是一段心路历程。
起初，文天祥并不怕死反而一心“求死”：“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他据理力争，表现出了不畏强权、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此时的文天祥意志坚定，胸襟坦荡，未见任何恐惧。
在很多人看来，自杀乃是一种懦弱和逃避的表现。当此国难之际，文天祥报国之志未酬，定然是不会轻易自杀的。然而“去京口……几自刭死”，他私挟匕首却自己“想死”。为何？因为他心中有所顾虑，担心自己被元军当作人质。一旦被要挟，不仅一世英名付之东流，更是丧格辱国，此时自刭应是最好的选择。可未见真相前，文天祥心中实有不甘，一个“几”写出了他心中的彷徨和犹豫。
同时。文天祥又很“怕死”。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他怎会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呢？他之所以“怕死”，是怕自己死得不明不白，死得毫无价值，辜负了举国上下对其的厚望。因此我们从“几从鱼腹死”“几彷徨死”中读出文天祥的担忧，唯恐自己遭遇“轻于鸿毛”之死。
然而作为生命个体，文天祥毕竟是一具血肉之躯。尽管他可以不计个人安危，但身心必然要遭受生死的折磨和考验，他终究还是“惧死”的。所谓“惧死”，既有对自己死里逃生的慨叹、庆幸，又有历尽磨难后对死亡的恐惧。“如扬州，竟使遇哨，无不死”“夜趋高邮，迷失道，几陷死”“以小舟涉鲸波，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在此文天祥流露出一个普通人对多舛命运的无助与畏惧。虽然一心为国，但苟且偷生带来的种种屈辱使其身心备受折磨，实在是非人世所堪。
“常恐无辜死”“死固付之度外矣”，既有对死的恐惧，也有对生的留恋，更有对死的参透。一路从“死”中走来的文天祥，展现出了他身为常人的真实心灵写照，这非但没有损减原本在我们心目中的高大形象，更加诠释了一个贴近我们的文天祥。
“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更是文天祥“悟死”的肺腑之言。一方面，“痛”为人生所遭之磨难、生命难以承受之苦痛，饱受摧折，痛何其之深刻。另一方面，“痛”为个人命运难以把握与报国之志未酬之矛盾，自己一死固然容易，可是国之重任犹不能忘。一己之命事小，国家社稷之安危事大。于是为自己之险境更感忧心忡忡，这种痛苦是更高层次上的人之大痛。
教学环节三：行路——“逃”；“心路”—— “求死”“想死”“怕死”“惧死”“悟死”。
行路四：“归”
文天祥死里逃生，“归”而“重见日月”，想来有“劫后余生”的庆幸。然而文天祥的内心注定是无法平静的：一方面，之前一路涉死的心灵之痛久久未愈；另一方面，归国之后必然要面对世俗和他者的眼光与质疑。于他而言，选择“死”是无可非议、无人质疑的，而选择“生”却可能要遭受附加的屈辱和自我的折磨。
因此，文天祥敢于主动揭开自己未愈的伤口，主动为自己“辩生”：以死明志固然能够保全自己，但对上有负于国君，对下有愧于父母，“所求乎为臣，主辱，臣死有余僇；所求乎为子，以父母之遗体行殆，而死有余责”，可谓既不忠又不孝。而他选择隐忍苟活正是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国家，“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他甘愿忍个人之辱，只求为国而死，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
教学环节四：行路——“归”；“心路”——“辩生”。
文天祥的伟大不仅仅在于政治层面和道德层面的“高大”，更在于心灵层面和人性层面的“真实”。对于大多数士大夫而言，他们的作品中往往只有“仕”和“隐”的选择。可以说，“仕”与“隐”的二重变奏，是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存矛盾基调，而这种矛盾切入个体的灵魂并不深。而《指南录后序》中的基调则是“生”与“死”的二重变奏，这就具备了灵魂的深度和人性的深刻，从而让我们在文字中感受文天祥心灵层面和人性层面的伟大。[作者通联：浙江宁波市北仑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