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国祥
语文课文对人的精神情感、语言品质及话语方式都有着深刻、深远的影响。唯其重要，所以语文教科书的每一次编写、修订都会受到社会的强烈关注，有时一个作家或是一篇文章的增减都会引起教育内外的热烈讨论。
其实，能引发人们对教育的关注和讨论并不是件坏事。像前些年的语文教育大讨论就澄清了一些问题，比如，人们在语文学科兼有人文与工具属性上就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根据这一“共识”，语文教材的选文标准应从人文性与工具性两个维度来考量。人文性要求指向选文的内容：选文应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和精神境界，增强其明辨是非的能力，培养、提升其审美眼光和审美趣味。工具性要求指向选文的“形式”，主要是选文的语言要规范、典雅、精练，堪当语言运用的范本，以有利于提升学生的语言素质。概而言之，语文教材应选用“文”“质”兼美的文本。
应该说，在新时期教材编写权及使用选择权放开后，语文教材的质量有了较大的提升，较之二、三十年前，语文教材编写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如何才能更进一步，笔者提出以下三点看法，谨供教材编写者参考。
一、真实是语文教材选文的底线要求，也是最高原则。要警惕现代选文中的那些虚构的或被刻意拔高的“写实”作品，以及违背作者真实意图的“改本”。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小学语文教材选录的现代文中有不少是宣传伟大人物和伟大事业的作品。这本无可非议，问题是有些文章的作者为了突出人物的高大形象或是某些事件的正当性，进行任意拔高甚至无中生有的虚构。这种虚构历史的做法很糟糕，它对学生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难以消除的。
现行的高中语文教材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体现了教材编写者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当然，在“求真”方面，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比如，我们可以在高中语文教材中选一些反思历史（比如五四运动）或换一个角度看历史人物（比如杨绛笔下的杨荫榆）的文章。要知道，反思的背后是白省、“求真”的精神，这种精神无论对一个人还是对一个民族都很重要，而现行语文教材中体现反思精神及品质的选文是很不够的。有意思的是，近些年的各地高考作文普遍地要求考生要有思辨能力、文章要有思辨色彩。教材缺失的东西，高考却要考，这确实是在为难学生。
虚构的文学作品其实也存在着“真伪”的问题。这一问题是作品的原本和改本之间的巨大差异造成的。在通常情况下，同一部作品的改本是优于原本的，但在特殊年代里，一些作家删改自己的作品是完全违背自己的创作意愿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改本其实就是“伪本”。曾有一位著名学者做过这样的统计：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作家，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迫于形势，对自己的代表作一改再改。比如，老舍的《骆驼祥子》、巴金的《家》、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都做过较大的改动，而所有的这些“改本”无一不被打上了人物形象概念化、符号化的时代烙印。这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曹禺的《雷雨》。
《雷雨》的改动幅度有多大，只要把人教版和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放在一起比较一下便可知晓：在这节选的短短的相同部分就至少有14处不同。在此，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两处——
第一处：
“人教版”：
周朴园不觉地望望柜上的相片，又望侍萍。半晌。
周朴园（忽然严厉地）：你来干什么？
“苏教版”：
周朴园：你——侍萍？（不觉地望望柜上的相片，又望鲁妈）
鲁侍萍：朴园，你找侍萍么？侍萍在这儿。
周朴园（忽然严厉地）：你来干什么？
第二处：
“人教版”：
周朴园：他（周萍）现在在楼上陪他母亲看病。我叫他，他就可以下来见你。不过是——（顿）他很大了，——（顿）并且他认为他母亲早就死了的。
“苏教版”：
周朴园：他（周萍）现在在楼上陪他母亲看病。我叫他，他就可以下来见你。不过是——
鲁侍萍：不过是什么？
周朴园：他很大了。
鲁侍萍（追忆）：他大概是二十八了吧？我记得他比大海只大一岁。
周朴园：并且他认为他母亲早就死了的。
两相比较，“人教版”中人物正常的人性被完全抽离，缺少血肉，不可信。其实，两家出版社的《雷雨》选文都出自曹禺之手，只是苏教版选的是“原本”，而“人教版”选的是“改本”。那么，哪个版本才是真正的或真实的“曹禺”本人的《雷雨》呢？我们从曹禺几次删改，又几次恢复，尤其是他在世前的最后一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中国现代名剧丛书”《雷雨》出版时，曹禺“很赞成”恢复“老版本”①，答案不言自明。也就是说，苏教版选用的是“真”曹禺的《雷雨》。
二、充分认识学生学习文言的困难，文言选文应参照或选用古籍善本、古籍注疏本、名著点评本，以向学生提供古代经典中的“善之善者”。
如果算上《史记选读》《唐宋八大家选读》《唐宋诗词选读》等选修教材，而不是单看语文必修教材的话，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古诗文的分量并不轻。从选文质量的角度看，选进教材的古诗文都是经受住时间检验的传统文化中的经典，确实不错。但在选用版本及具体编写上还有商榷之处。
中国的古籍版本多而杂，除了作为朝廷钦定的科举考试书目“四书五经”以及官方编修的史书，内容和文字规范统一外，包括《老子》《庄子》在内的许多靠民间刻印传抄流传的书籍，不同的“版本”在文字表述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教科书选用这些书籍中的文章，应选用经过严格校勘、无讹文脱字的“善本”——如果没有现成的“善本”，教材编写者应自己动手校勘，在细读、比较各种版本及参阅最新研究成果之后，给学生一个“善本”。这方面，人教版教材的编写较为成熟，没有把古籍中的疏漏放在教材里，让学生当作“知识点”学习记忆。
在编选文言文时，教材编者应该会注意这样一个文化现象，即中国古代典籍大多有注疏本，有些典籍还不止一个注疏本，比如，孔子《春秋》就有著名的“三传”，而《左传》本身也成了典籍。最有趣的是，专门用来解释汉字的东汉许慎著的《说文解字》也有注疏本——清代段玉裁著的《说文解字注》。这种现象至少说明，中国的“古文字”确实艰深难懂，且在表意上存在着多义性，因此，即使是在古代，一般读者读古文也要借助“注疏”的帮助。现在的学生在读文言文时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又需要怎样的帮助，这是教材编写者所必须考虑的。
还有一个文化现象值得教材编写者关注，那就是中国的古典名著都有文化含量极高的点评本，比如，《红楼梦》脂砚斋点评本、《三国演义》毛纶毛宗岗父子点评本、《水浒》金圣叹点评本、《西游记》李卓吾点评本，以及《西厢记》金圣叹点评本。这些评论者中虽然少数人身世模糊，但无疑都是一代学识渊博的文学评论大家。他们的评语论述精辟，明快犀利，所发议论常常出人意料，而且文辞优美，妙语不断。阅读这样的点评本，既能提高读者的欣赏能力又能给读者以美的艺术享受。我们的中学语文必修教材中都有节选自文学名著的课文，但都没有选用上述名家的点评本——在这方面我们是可以做点尝试的。
三、直面文化被割裂的现实，以开放的胸襟视野在全球华人世界中选择文质兼美的现代文。
相对于过于成熟的文言文，诞生于狂飙突进年代的白话文，虽然有过短暂的繁荣，但由于社会的持续动荡，而未能得到好好的发育，因此，在有限的“白话文库”中真正称得上经典的现代文其实并不多。2005年10月巴金逝世，标志着五四一代的作家成为历史。毋庸讳言，这一代作家有效的创作时间并不长，他们在本属创作的黄金时段，几乎是集体交了白卷。而出生和成长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或先天不足或后天遭灾，他们的文字能达到“教科书级”的也不多。
面对这样的现实，语文教材编写者应该把选文的范围扩大到全球华人世界。目前，中学语文教材中选用的港台及海外华人作家基本只有余光中一人。余氏的诗文在文字及所营造的意象上确实很美，但作为“乡愁诗人”，他的诗文在题材及主题表达上略显单一，而且在时过境迁后，其诗文感人的力量也随之消减。而与之同时期的几位“海外”作家，其文学成就和影响均不在余氏之下。比如，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的王鼎钧、被白先勇称为“台湾文学的守护天使”的齐邦媛，以及“中国口述历史”第一人唐德刚，他们的作品不但语言纯净典雅、纯熟流畅，而且内容厚重，直逼人心，许多作品融文史哲于一炉，堪称是文质俱佳的美文。他们的作品没有被选进中学语文教材是非常可惜的。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说：“人就是他吃下去的东西”。语文教科书的选文是中国学生的“精神主食”，对学生精神发育、人格走向产生着重大影响，因此，语文教科书选文的标准只有“真、善、美”，而没有其他。
①郭娟《曹禺修改（雷雨）台词亲历》，《今晚报》2013年6月11日。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214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