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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祝福》中的“反讽”艺术

  • 投稿菩提
  • 更新时间2015-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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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静

《祝福》是鲁迅的小说代表作之一,它是鲁迅小说集《彷徨》中的第一篇。小说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后旧中国黑暗的社会现实。《祝福》写于1924年,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时期。鲁迅以极大的热情欢呼辛亥革命的爆发,可是残酷的现实不久就让他失望了。他看到帝制虽被推翻,但封建社会的基础并没有彻底摧毁,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宗法观念、封建礼教仍然是压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因此他在作品《祝福》里,深刻地展示了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民主、科学”,而阻止中国进入民主、科学时代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国两千多年遗留下来的腐朽愚昧的封建思想。妇女则是封建思想的最大受害者。鲁迅选择妇女题材,写作了《祝福》这篇小说,目的是为了深刻揭露封建思想文化的流弊和余毒。

为了揭露封建社会的弊端,作者巧妙地运用了“反讽”这种艺术手法。鲁讯作品中的“反讽”不仅仅是一种美学和文学技巧,更是一种哲学世界观,表现了对人类命运的反思。那么,什么是“反讽”呢?所谓“反讽”,指的是作品的字面意义与作者的真实意图相悖,使人在作品的表面意义上寻找作者的真实意图。这种哲学世界观在鲁迅小说中极具典型性,下面就以《祝福》为例试论一二。

一、描述性反讽

即以客观叙述语调构成反讽。这种反讽体现在两个方面:

1.祥林嫂自身的表现

她本身是个善良本分、勤劳俭朴的农村妇女,可是生活极其不幸。丈夫死后再嫁,可时隔不久再次丧夫,唯一的儿子阿毛也被狼吃掉了,她真正成了“赤条条无牵挂”。一连串的打击让她难以抬起头来。然而,面对噩运,周遭的人不但不为她掬一把同情之泪,反而越发瞧不起她。因为在他们的传统观念中,接连两个丈夫都离世,这个妇女命硬,肯定剋夫、剋子,对这样的“不祥之人”,他们唯恐避之不及。在这种困境之下,祥林嫂只得重与生活搏抖,自然而然听信柳妈的鬼话,跑到鲁镇西头的土地庙捐门槛。她不惜血本,花尽了历年积存的工钱。但她完全没有心痛之感,“不到一顿饭时候,她便回来,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她自认为干了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高兴似的对四婶说,自己已经在土地庙捐了门槛了”。在祥林嫂喜悦的神情里,我们能感受得到真正的喜气吗?说到这里,就不能不分析一下她捐门槛的原因。祥林嫂一生中嫁了两个男人,死了两个男人,她的“命”确实不够好。可这是她个人的错吗?不是。因为两个死去的男人,都不是因她加害而死的。然而,在那个黑暗的社会环境里,祥林嫂个人没错却有罪,有罪就因为她“克夫”。于是,这个无形的“克夫”罪名,就把祥林嫂完全逼进了一个几乎挣扎的生存状态中。更为可悲的是,久而久之,在这种莫须有的社会谴责中,连祥林嫂自己也茫然地产生了负罪感。为了企望拾回自己做人的尊严,也为了维持住自己最起码的生存条件,祥林嫂便倾自己一生的积蓄,兑现了自己最为庄重的承诺——“捐门槛”。因此,在作者客观的叙述中,祥林嫂“舒畅”、“高兴”的表情里隐含一种深深的“悲”的意味:封建社会的四条绳索——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牢牢束缚了她,使她无法逃离。她的捐门槛是出自封建夫权下的精神恐怖。尽管她不断挣扎,表现了最大的韧性,依旧冲不破罗网,争不到一个普通人——实际上也就是鲁迅说的一个“做稳了”的“奴隶”①的资格,作品的深刻意义还在于:不仅鲁四老爷,便是和祥林嫂处在同样地位的柳妈,周围那些带着嘲笑“赏鉴”祥林嫂痛苦的人,也都受到封建势力的麻痹毒害而帮同着进行精神虐待,不自觉地促成了旧社会的这个平凡而不幸的悲剧。

2.旁人对祥林嫂不幸的态度

按常理说,人们对祥林嫂多舛的命途,给予的应是同情。单不说与她对立的婆婆、鲁四老爷,就说和她处于同等地位的柳妈、鲁镇上的其他人,都表现出一种令人心寒的态度。

祥林嫂的不幸之一是再嫁。当丈夫不幸离世后,婆婆为了小儿子的婚事,心安理得地把她卖掉;小叔子为了自己的婚事,居然和别的男人一起强按着她的头与贺老六拜堂。

祥林嫂的不幸之二是儿子被狼吃了。当唯一的儿子阿毛被狼叼走了,男人只是“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倒是“陪出许多眼泪来”,“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她们虽然有一些同情心,但是分明是拿她的伤心事当作生活的调味品而已。而当听惯了阿毛的故事时,她们就“烦厌得头痛”了。再后来柳镇人“似笑非笑”的先问她,道:“祥林嫂,你们的阿毛如果还在,不是也就有这么大了么?”一个“似笑非笑”包含了多少让人难以接受的凄苦:她的失夫丧子竟成了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可悲可叹啊!

祥林嫂的不幸之三是头上的疤。柳妈不仅拿她撞坏的伤疤逗她,而且还笑起来。柳妈的一“逗”一“笑”将她对祥林嫂仅有的一丝同情拋之殆尽。

祥林嫂的不幸之四是她的死。人最宝贵的是生命,面对生命的逝去时,我们应给予深深的同情。然而,鲁镇的人得知她“老了”,不仅连确切时间都不知晓,而且漠然处之。家里的短工很“淡然”,活得有趣的“众人”,“恐怕要讶异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他们欢欢喜喜地过新年。

可以说,封建的政权、族权、夫权、神权四条绳索就如一张网,将祥林嫂束缚其中,直到她悲惨地离开人世。

作者如此写来,让我们感到的只有沉痛。鲁迅先生为什么写得这样深刻呢?究其原因,他认为中国的改革首先在精神上,主张“立人”。他曾说:“……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中国封建思想的桎梏牢牢套在人们身上,使他们近乎麻木,别人的不幸与己无关,聊当笑料又何妨?作者力透纸背,反映的是一种与之相悖的意味:对传统道德的反思。可以看出,旧的道德观念成了祥林嫂悲惨结局的帮凶。

二、情景反讽

也称为无意识反讽,或非故意反讽,它存在于叙述事件或事态本身呈观出的反讽性,不是作者故意而为之。

譬如说,祥林嫂在遇见”我”时,“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后又追问“也就有地狱了?”之类的问题。“我”想,她肯定是受柳妈的影响,担心“两个男人”在阴府里还要争抢,同时又寄希望于来世,与她的阿毛见一面。在她的眼中,“我”是个“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从“我”口里应该能够得到满意的答案。结果呢?“我”用一个“也许有吧”、一个“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一个“说不清”便打发了她。“我”的回答吞吞吐吐、支支吾吾,更多的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她问“我”答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反差。原因是什么呢?主要在于祥林嫂问话本身的荒谬。毋庸置疑,什么灵魂、地狱都是不存在的,她头脑中的这些概念将自己放置到了一个不可预知的境地。可以想见,封建迷信思想是多么根深蒂固啊!

还有,她捐门槛的本来意图是别人把她当“人”看,视为一个普普通通的正常人而已。可是,事与愿违。到了冬至的祭祖时节,她“便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你放着吧,祥林嫂。”四婶慌忙大声说。一个是如释重负的“坦然”,一个是如避瘟疫般的“慌忙”。祥林嫂辛辛苦苦构建的梦想大厦如此不堪一击,顷刻间土崩瓦解。日日夜夜企盼“做人”的愿望就这样一瞬间化为乌有。她的精神完全崩溃了,整天就像失魂落魄似的,见了人就害怕,“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不然就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最后被一步一步逼成乞丐,最终在鲁四老爷家“祝福"的毕毕剥剥的鞭炮声中寂寞地死去了。这个悲剧结局的根本原因在于祥林嫂自身行为的可笑,因为铁一般的事实摆在眼前一一她剋死了两任丈夫、儿子阿毛,人家绝对不会因为捐了门槛而对她有所原谅。再说,捐门槛仅仅是一种迷信活动,能起什么作用呢?她的种种行为将自己置身于可笑至极又令人心酸不已的尴尬境地。

另外,小说的结尾描写祝福景象“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祝福。”这段景物描写渲染了热烈的祝福气氛,天地圣众“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的气氛。可是,就在这样喜庆的日子里,祥林嫂却寂然地死去了。她惨死的悲凉,与这热闹的气氛是多么地不协调啊!二者形成的鲜明对照,深化了对封建礼教杀人本质的揭露。这个主题的深化就在客观的叙述中得以完成。

以上种种,作者并没有刻意而为之,而事件本身就呈现出了极强的反讽性,将封建礼教杀人的罪恶批判得体无完肤。

★作者单位:湖北英山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