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川
小说是语文教材中的重镇，讽刺小说特色突出，尤为学生所喜爱。
教师要讲出讽刺小说的特色却并不容易。很多以讽刺著称的小说，学生往往感受不到讽刺的效果，有时甚至会一脸茫然地问：“怎么讽刺了？”
要讲出讽刺小说的特色，就要知道讽刺效果到底从哪里来。很多文学作品都会用到讽刺，但能够称为讽刺小说，一定是从整体而不仅是局部体现了讽刺的特色。从宏观的角度看，讽刺效果主要来自应然和实然之间的矛盾和反差。什么是应然与实然？顾名思义，应然就是事物应该呈现的状态，或者说基于事物自身的性质和规律所应达到的状态。实然就是事物实际呈现的状态。
以《范进中举》为例。封建社会读书人标榜的是仁义道德，礼义廉耻。科举制度的目的是选拔政府官员，官员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是“忠”“孝”“廉”“勇”“能”等。而实然的情况是考中举人的范进却“不忠”“不孝”“不廉”“不勇”且“无能”。
古语说：“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范进宁肯让母亲饿上两三天，饿得双眼看不见东西，也要去参加科举考试，万一路上再多耽搁两三天，母亲很可能就饿死了，可见其极端自私，不孝；他中举后立即很坦然地接受张乡绅三进三间临街房产及五十两银子的贿赂，可见其不廉；中举前胡屠户一口痰啐到他的脸上，极尽辱骂他和他老娘之能事，他却唯唯连声，懦弱到毫无尊严的程度，可见他不勇；他五十多岁除了死读书本外，没有丝毫挣钱养家的本领和意识，自身在社会上饱受屈辱，母亲和妻子得不到温饱，可见他的无能。这样的人当了官员，和平时期怎么可能会廉洁奉公，为民谋利？一旦国家有事怎么可能会奋勇当先，保境安民？
应然和实然天差地别，读者在感到荒诞可笑之余，也深刻认识到封建科举制度的腐朽没落。
中国的讽刺小说如此，外国的讽刺小说如何呢？
听一位老师讲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的《变色龙》。开始问题设置得很好：“小说写了警官奥楚蔑洛夫处理狗咬人的案件，狗到底咬没咬到人？”学生展开了争论。争论的结果是：没有充分的证据和目击证人能够证明赫留金的手指是被狗无辜咬伤的。问题到这里就解决完了。
我很替讲课的老师惋惜。为什么不追问下去，对于一起“狗咬人”的案件，事实应当是至关重要的，可作者却没交代清楚，是疏忽了吗？这样就很自然地引导学生向深处思考：狗咬没咬人在这起案件中实际上无足轻重，狗的主人是谁才是警官如何断案的关键。奥楚蔑洛夫的态度变来变去就是因为狗的主人在变。
断案应当重事实，可实际情况却是看权势。事实被权势肆意践踏，变得一钱不值。应然与实然的矛盾和反差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构成小说跌宕起伏、引人人胜的情节，深刻揭示了沙皇统治下俄国黑暗的社会现实。
抓住了应然和实然的矛盾和反差，也就抓住了讽刺小说的牛鼻子，对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大有裨益。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永定分校 102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