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业焱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梁代徐陵编订的《玉台新咏》，共356句，1780字，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长篇叙事诗，有“古今第一长诗”①之誉。历代学者对其多有论述，本文试图对其研究状况做一个大致的概述并提出自己的教学建议，以期有助于语文教学。
一、关于《孔雀东南飞》的主题
（一）反封建礼教和反封建伦理道德
早在20世纪50年代，俞伯平就认为，《孔雀东南飞>“它之所以成为中国最伟大的叙事诗，在于能当反抗礼教的旗手，对着传统伦理最中心的‘孝道’给了一个沉重的一击，当头一棒。”②孙殊青也在《论<孔雀东南飞>的人民性和艺术性》中赞扬了刘、焦二人反抗封建礼教的精神。③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陆坚、朱思信、吴小如和谭学纯等学者都坚持这一观点，如陆坚的《（孔雀东南飞）的反封建主题》和谭学纯的《双璧——显示着人性美的真谛》④。但这种观点的反对之声也一直不绝于耳，王汝弼在上世纪50年代认为，“本诗的主旨，固在废除片面的礼教，但绝不主张废除全面的礼教”，诗歌作者甚至有意从四面八方来烘托刘兰芝的烈女形象。⑤60年代，李嘉言、何法周认为，焦、刘二人的言行都是以封建礼教为依据，“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反抗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体系”。⑥进入80年代后，赵新尉、季寿荣、汤斌、葛崇烈、何承恩等都反对把反封建礼教当作诗歌的主题，如赵新尉的《新探刘兰芝被逼走的主要原因》认为，作品本身不存在人民性、斗争性和反封建礼教之类的内容。⑦葛崇烈也认为“刘、焦这样两个悲剧人物在主观上不会有反封建礼教意识，在客观上也没有反封建礼教意义´。
虽然如此，诗歌反封建礼教的主题还是得到了不少文学史教材和作品选的认可，在学界影响很大，如袁世硕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认为，诗歌通过刘、焦的婚姻悲剧“暴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吃人的罪恶”。
（二）反对封建制度
此说肇始于游国恩，他在上世纪50年代指出，诗歌“作者在有意无意中，用积极或消极的手法一个个描绘出来，直接暴露焦母、刘兄等人的罪恶，间接暴露封建制度的罪恶”回。袁行霈和余冠英也持类似的观点，如余冠英认为，“《孔雀》的伟大不在于故事哀艳，不在于篇幅长短，也不仅仅在于文字优美，主要在于它暴露了封建社会制度的罪恶，表现了受封建制度迫害的人们的反抗”。吴惠娟的观点相对慎重些，她认为，不能一概否定当时整个制度的合理性，诗歌“反的是封建的宗法制度和婚姻制度”。张丽红用契约论来解释诗歌的主题，观点新颖，“男权制社会中，社会成员作为隐性的签约者，他们必须履行男权制契约的约定，违背这一契约就必将受到惩罚，无论签约者的追求、行动多么具有进步性，多么符合人性的要求。《孔雀东南飞》展示的就是各种契约冲突下的人生悲剧、爱情悲剧、婚姻悲剧。而彭金海认为，诗歌的悲剧与农耕文化有很大关系，在农耕文化背景下身份不同的人反封建意识的强度不同。彭家海的观点有助于我们认识刘、焦在反封建意识方面的差异。概言之，学界很少有人对诗歌反对封建制度的主题提出异议。自游国恩到张丽红，半个多世纪来，大家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了越来越理性的态度。
（三）歌颂爱情
歌颂爱情与前两个主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自然也受到学界重视。罗竹风认为，该诗的主题是“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歌颂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王运熙认为这首诗“一方面勇敢地揭露了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另一方面热情地歌颂了青年男女忠于爱情的高尚品德”。此外，李明劫、黄庆华和乐承忠也是歌颂爱情主题说的支持者，如李明劫的《（孔雀东南飞）神话考》。与此相反，不少学者反对把歌颂爱情看作是《孔雀东南飞》的主题，代表学者有师文古、林怀宇、王富仁等。师文古在上世纪50年代首发其难，认为把此诗的主题看作“歌颂青年男女对自由幸福的爱情追求”是不恰当的。王富仁对歌颂爱情主题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有婚姻而没有爱情”，他们的夫妻关系虽然融洽，“但这基本上还不是爱的感情，而是一种维持比较满意婚姻形式的努力”，“在这样一种条件下，怎能会建立起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爱情呢？”。⑩歌颂爱情主题说争议较大，笔者认为，根据诗歌内容，刘、焦二人的关系是融洽的，所以在数年的共同生活中二人产生强烈的爱情不是不可能的。因此，歌颂爱情主题说有其合理的一面。
简言之，关于《孔雀东南飞》的主题主要有这三种不同的观点，还有的学者提出了诗歌多主题说。这几种观点都有自己合理的一面，也有其不足之处，我们应该各取精华，综合考虑。
二、《孔雀东南飞》悲剧探源
（一）爱情因素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师文古就指出，焦仲卿为了维护既得的爱情生活与破坏他们这种生活的封建家长之间的矛盾，是造成诗歌悲剧的主要原因。此后，吴慧娟、汤斌、赵谦益和杨宁宁等都持此说，并做了较深刻的解释。例如，汤斌认为，焦母“对焦仲卿有强烈的母爱，而这种母爱是排他的，包括自己的儿媳妇”，这种母爱已经变得畸形，“在焦母的寡妇心态背后，有性嫉妒、性虐待的行为在内”。杨宁宁从一般人性出发，认为焦母和兰芝关系的恶化，“就是一种爱的情感分割与争夺问题，具体就是焦仲卿将自己的爱分割不匀，引起二人的争夺”。诗歌悲剧的爱情因素探源充满了精神分析的色彩，有助于挖掘作品中人物的深层心理。
（二）越礼与反抗家长制
此说始于20世纪50年代，如唐弢认为，诗歌悲剧的根源在于焦母的统治欲望得不到满足；@而孙殊青认为，是刘兰芝坚贞不屈的反抗精神造成了刘、焦二人的爱情悲剧。@80年代以来坚持此说者有温安仁、潘朝录、车光斌和吴常鑫等人。其中吴常鑫的看法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封建礼教所宣扬的婆媳关系，就是主奴关系”，焦母就是依仗这种主子般的特权来遣走刘兰芝的。潘朝录、车光斌的观点较深刻，二人在封建家长制之外看到，刘兰芝和焦仲卿自身所具有的对封建家长制的反叛意识是造成他们悲剧的重要原因。⑤这种观点在诗歌中有明显的呈现，学界大都接受。李捷借助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来解读诗歌中的家长制，认为“那时候的女性不是没勇气反抗，而是插翅难飞，最终逃不出王权、夫权、父权的天罗地网！”李捷对家长制的分析较有深度，该观点有启发意义。
（三）无子
此说源于诗歌中刘、焦二人婚后多年没有生育孩子的信息。婚后多年无子在古代社会不是正常现象，而无子是“七出”之一。论者多以此推断，认为无子是刘兰芝和焦母矛盾的根本原因所在。持此说者有赵新尉、田禾、郭利群和许兵等人。例如，赵新尉论述到，“他们在婚后这么长的时间里，兰芝却没有生育过一个孩子”，焦母执意要遣回刘兰芝，“正是从焦家衍繁后代这一点着想的”。由于无子被遣在古代社会是常见的现象，所以此说也被学界普遍接受。但论者们忽略了这是文学作品，不是家谱，至于子女有无、写不写入诗歌是由主题需要来决定的，而不是如论者的想当然。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四）门第观念
此说自黄节始，萧涤非在其《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注引黄晦闻（黄节）语：“贵谓大家子，宦台阁，贱谓妇也。贵贱相悬，遣妇不为薄情，‘何薄’，言何薄之有也？”余冠英在《乐府诗选>中沿袭此说，认为刘、焦二人贵贱相殊，兰芝被遣，算不上薄情。持这种观点的还有朱东润、林庚、陈庆荣和陈祖美等人。例如，陈祖美认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是焦母不满刘兰芝的一大原因，刘兰芝的自言“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都表明贫富等级对他们的毒害，可以说兰芝的被遣，和门第不是没有关系”。@李士奇也认为，刘、焦不同的封建等级造就了二人不同的性格和观念，这导致他们的悲剧。此说虽有一定道理，但考虑到刘兰芝的话应该有自谦的成分，而且刘兰芝被遣后那些请媒人来向她提亲之家，在家世背景上不比焦家差。结合古代门当户对的婚姻习俗，可推知刘家也应该有相当的家世背景。因此，该观点有待进一步论证。
另外，周榆华的《从社会环境来解读<孔雀东南飞>的悲剧内蕴》 一文认为，在生命意识悄然觉醒的汉末，刘、焦的婚姻悲剧折射出婚姻不自主、生命不自由的社会心理。文章视野开阔，较有新意。
三、《孔雀东南飞》中男女主人公的性格分析
刘刚焦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界对刘、焦性格的普遍看法，如唐弢认为刘兰芝“善良、温顺中有一种‘反抗意味的刚性——被压迫阶级自觉意识的原始形态”’，而焦仲卿“养成了拘谨懦弱的性格”。唐弢之后，陆坚、齐世昌、徐应和杨宁宁等持此观点，如杨宁宁认为焦仲卿是生性怯懦、谨慎怕事的人。但焦仲卿的性格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孙殊青在50年代就曾指出，“焦仲卿的性格，积极反抗的一面始终都占主导地位”。此后李嘉言、吴常鑫、何承恩、刘玉玺等进一步分析了焦仲卿性格中的强烈反抗精神，如何承恩认为焦仲卿“做了那个时代所能做到的最强烈的反抗”。需要指出的是，刘、焦二人的性格都不是单一的，应从“正反”两个方面去分析。目前学术界对刘兰芝性格中的软弱成分和焦仲卿性格中刚强的一面有待进一步认识。丁冬则从中西文学比较的视角，讨论了由于社会地位和文化的不同中国悲剧中主人公抗争力度不如西方大。这扩展了该诗研究的视域，有助于加深我们认识诗歌人物性格中的民族集体意识。
四、《孔雀东南飞》的艺术成就
《孔雀东南飞》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得到了历代学者的肯定，王世贞说：“《孔雀东南飞》质而不俚，乱而能整，叙事如画，叙情如诉，长篇之圣也！”胡应麟评价道：“五言之瞻，极于《焦仲卿妻》，杂言之瞻，极于《木兰》。”沈德潜在《古诗源>谈到该诗时说：“淋淋漓漓，反反覆覆，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多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陈祚明对诗歌的语言艺术也很推崇，“历述十许人口中语，各各肖其声情，神化之笔也”。王运熙高度赞扬了诗歌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所取得的成就，“刘兰芝是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光辉的妇女形象之一，她与后世戏曲小说中的崔莺莺、窦娥、杜丽娘、林黛玉等女性，同样具有对恶势力的强烈的斗争性的反抗精神”。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诗歌的叙述艺术和悲剧美备受关注。贺陶乐、范文质、周红波、毛志伟和林正宗等对诗歌的叙事艺术做了论述，如贺陶乐分析了诗歌的叙事手法，认为“这些手法的成功使用，均使该诗叙事艺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毛志伟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探讨了诗歌的叙事特点，如“鸡头风尾”的叙事模式。林宗正亦云：“《孔雀东南飞》是此时期最重要的叙事作品，其中的叙事形式与笔法深深地影响了唐朝及以后诸朝，尤其是清朝的叙事诗传统。”蒋红莉则从诗歌叙事的典型性、曲折性和人物塑造的形象性及主题思想的尖锐性等方面指出，《孔雀东南飞》“标志着中国古代叙事诗的空前成熟”。王玫、冯建初、朱正平、霍雅娟、崔玉博、张晓娟等先后论述了诗歌的悲剧美，如王玫说道：“对爱情无以获得所产生的惆怅和悲痛也是构成八代诗歌悲剧美的一个重要因素。《孔雀东南飞>可看做此类诗歌的极端表现。”张晓娟认为《孔雀东南飞》反映了人类自身所处的时代“困境”，折射出人类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无奈与伤感之情。此观点指出了诗歌所富含的哲学意蕴，有一定的深度。可见，该诗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得到了古今学者的高度评价。
五、《孔雀东南飞》的教法
1．教法赏评
《孔雀东南飞》历来是语文教学中的重点与难点，该诗的教学模式很多，这里介绍有代表性的两种以供参考。
(1)重点突破法
《孔雀东南飞》-诗的文本解读涉及诗歌主题、悲剧原因、人物形象、艺术手法和古代文化等多个方面，全面详细地解读该诗存在一定困难，王晓丽的重点突破法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她把爱情悲剧作为教学的重点，先提出“婆婆为什么不喜欢刘兰芝？”的问题，让学生讨论是不是门不当户不对或者无子导致婆婆不喜欢刘兰芝。然后，（由教师引导学生）否定门户悬殊因素，如果焦母在乎门户观念当初就不会赞同婚事；否定无子因素，焦母可以依据“七出”直接驱遣刘兰芝，不必大费周折。最后，指导学生细读文本，深入分析，得出结论——刘兰芝性格过于刚强造成了孝而不顺，和丈夫过于亲密使婆婆倍感失落，这才是她被婆婆驱遣的原因。同时在分析悲剧原因的过程中完成人物形象分析和概括主题这两个教学任务，轻松完成教学任务，达到深入浅出。
此教法重点突出，目标明确，便于教师把握教学过程，达成教学目标；紧密结合文本分析问题，锻炼了学生细读文本的能力。此法不足之处是，在结论上先入为主，教师引导过多，这就削弱了课堂讨论的自由度，限制了讨论的开放性，不利于新观点的产生。
(2)预设与生成教学法
梁晶的预设与生成教学法很好地解决了王晓丽的重点突破教法之不足，其教学过程为：第一步，解决字、词知识，梳理故事发展线索，设定教学目标：主题探究、悲剧原因追问和人物形象分析。第二步，预设焦、刘悲剧可以不发生，让学生分组讨论如何破解故事发生的一些环节来实现预设的结论。将讨论得出的结果分条列出，组织学生分析为什么即使突破了故事发展的一些环节悲剧仍难免要发生。第三步，由教师根据讨论结果总结悲剧产生的原因，对学生的不同意见给予肯定或保留。第四步，由学生分析诗歌主题、概括人物形象。
此教法符合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充分发挥了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对问题的讨论全面而深入，对结论的生成持包容的态度，体现了教学理念的进步。但此教法需要在还原历史情境的前提下进行，对教师的历史文化知识有较高的要求。另外，先言后文之教法，容易枯燥乏味，效果恐怕也难以保证。而脱离了重点言词品味去教文也容易天马行空无根基。
六、我的教法
我曾采用“当下分析”和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教学《孔雀东南飞》，教学步骤如下：
首先，学生朗读课文，教师讲解字词。由于汉语词义自身的演变及书面语与口语的差异给我们理解古代作品带来了一定的障碍，《孔雀东南飞》教学中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例如，“大人故嫌迟”的“故”字，常解释为“还是”或“仍然”，“还是”“仍然”在逻辑上有一个可比的前提（刘兰芝以前织得慢），但结合前后语境来看，这里并没有此前提（刘兰芝一直都织得快），所以“故”翻译为“经常”较妥帖。新妇起“严妆”中的“严妆”，有的教材注释为“盛装”，这里可引入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中的解释“整妆”，很准确。“严”在古语中有准备、装束的意思，曹植《杂诗六首》：“仆夫早严驾”之“严”即准备的意思；若认为刘兰芝因自尊而翻译为“盛装”，这不符合古语语义，也与深情夫妻匆匆分别的悲伤、留恋之氛围实不协调。在本诗词语的讲解上要多参照余冠英、王力、徐复等人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出既符合逻辑又符合历史原貌的解释。
其次，请学生口述故事梗概（要求必须运用到诗歌中能表现人物性格、情态、情节发展脉络的词语），了解故事发展脉络，然后讨论下面两个问题：焦母是个合格的母亲吗？焦仲卿的死是懦弱的表现吗？
可预计的讨论结果：焦母霸道、自私、专横，焦仲卿懦弱，他的反抗是有限度的。将讨论结果分条列出。学生可能会由刘兰芝未生子而遭遣得出焦母霸道、专横的结论，说婚姻是焦、刘二人的事，要不要孩子也是他们二人的事，与焦母何干。这里我们可引导学生进入古代社会的历史再现中，引入史料——《孟子·离娄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十三经注》：“于礼有不孝者三者，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让学生了解古代婚姻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之关系，明白古今婚姻、社会观念之差异：父母有为家族延续而驱遣儿媳的权力与责任、儿女不得违背父母意愿、胁迫父母或自杀是大逆不道的恶行。再次组织学生依据古代社会的实际状况分析人物形象，引导他们得出符合历史主义的结论：从古代家族利益考虑焦母是负责任的母亲；焦仲卿不懦弱、他做了那个时代最激烈的反抗。另外，这里要让学生明白两个问题：一是要全面地看待问题，忌武断；二是文学作品不是家谱，不是生活实录，写什么、不写什么由所要表达的主题决定，我们读者不能随意添枝加叶。
最后，带领学生分析两次讨论结果差异的原因，探讨诗歌悲剧的历史根源，借此向学生强调历史主义分析法对解读古诗文的重要性。
这种教学法对古文解读非常重要，它可以避免古诗文学习中常见的一个问题——学生因不了解古今社会的差异误读文本。同时此教法有助于学生学习古代文化，了解古今差异，从而能够客观、深刻、理智地学习古文，特别有助于人物形象分析的客观性。历史主义分析法的学习还可以帮助学生把语文、历史、政治融合在一起，实现文史哲的融会贯通，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为语文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