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新和
今天的语文界多数人未必意识到这一选题的意义与价值。一定有人会鄙夷地说：日札写作教育还能成为语文教育科研的一个重要领域？
以语文教育为职业、事业，竟不知道日札写作对造就语文人才的重要作用，不知道日札写作是历代文人基本的治学方式、生活方式，不知道这是传统语文教育、学习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不知道我国历代教育家对日札写作教育的重视与倡导……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由于这种无知，导致了日札写作教育在当代语文教育中长期处于边缘性地位，几乎濒于消亡。因而，“中国20世纪写作教育研究”的选题，更凸显出其“拯亡救失”的现实意义。
依我看，语文教育缺什么，也不该缺日札写作教育。日札写作的衰亡，意味着语文教育的衰亡；日札写作的复兴，意味着语文教育的复兴。日札写作对于语文教育、人的言语生命成长的意义与价值，怎么说都不过分。中黎的研究，为我国20世纪日札写作教育与研究，展现了较为清晰的全貌。中黎对日札写作教育的研究涉及一系列的理论命题，为该领域的认知奠定了学理基础，为学界在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研究铺平了道路。
首先，他对“什么是写作的基础”这个语文学的基本问题发起了挑战。
他对叶圣陶先生说的“阅读是写作的基础”，表明了不同看法：“写作的基础首先是要有作者自己的东西，即：个性情意与自我意识——其高级形态则是作者极具个性特点的真情实感、真知灼见。”要达成这一目的，他认为除了一般所理解的阅读之外，还有三条重要的路径：个性化的创造性的阅读、活动设计教学法、引导学生体悟和记录日常生活。我以为在这三条路径中，第三条路径“日札写作”是最重要的路径。因为它是前两条路径“创获”的深化与载体。他实际上表明的是“日札写作是写作的基础”的观点。前两个途径是个性化的创造性的阅读与活动设计教学法，而日札写作是这二者的语词化形态，也是人的个性情意与自我意识养成、修炼的最佳途径。三者实可合一，统一于日札写作上：读书（修养）指向“札记”，活动（生活）指向“日记”。
对于写作来说，停留于阅读的感悟与理解，即便是个性化、创造性的阅读，也是不够的。如果没有语词化、文本化，无论怎么读，都难以很好地积淀为认知背景。因此，古人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不动笔墨不看书”；胡适先生说“三到”眼到、口到、心到还不够，须有“四到”眼到、口到、心到、手到，“手到才有所得”，“手到是心到的法门”，“勤笔”可以“助我思想”；黎锦熙先生说“日札优于作文”：“课业、泛览、生活与论文各不相联系，惟有日札才可使一元化。”我以为，这些都隐含了一个观点：日札写作，是精神创造的基础，日札写作是写作的基础。
生活感悟或阅读理解，对于写作来说，都是零散、浅陋、未完成的，只有通过日札写作才能使其条理化、深刻化、定型化。因此，可以说日札写作是写作素养形成的最佳基础，是写作、阅读以至语文教育的基本途径，应是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次，他在写作课程层面，为“日札写作”的教育功能作了较为清晰的定位。
他较好地区分了“文章”“作文”“日札写作”“写作”这四大概念的范畴，探讨了这几者作用及其相互关系。以往还很少有人将“日札写作”置于写作教学中心的地位，对这些概念做如此精密的辨析。这一点对于写作教学至关重要。
他汲取了黎锦熙先生的想法：“在写作教学的框架体系内，应该尝试将‘日札写作’提升到重心地位，避免将其视为作文教学的补充与附庸；同时，切实改进日札写作教学，提高其实际效能，引领师生建立一个以‘日札写作’为纽带的一元化平台，通过该平台将日常的读书学习、生活体验、感悟思考、自我发展和言语文字训练、各体文章习作等多个项目联为一体……”在此基础上，他既肯定了“日札写作”的重要，又认为“日札写作”与“作文”二者各司其职、不可偏废，觉得“命题作文”仍有存在的必要，不赞成以“日札写作”代替命题作文，因为命题作文所承担的是写作之“法”“规”“技”的训练任务。他将“日札写作”从边缘化的写作训练类别，上升为写作教学的核心内容，将“日札写作”置于写作课程的总体上，考察其作用。用他的话说就是置于“整个写作教学体系框架下审视”写作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改变了以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孤立认知。他主张“写作教学的四大范畴彼此互补、形成合力，彻底解决母语写作个性化与创造性不足、生命感（含真实感）与文学性意趣欠缺、‘作文说谎’现象突出等难题”，这一观点，对破解当前写作教学困局不无助益。
我以为，“日札写作”是写作教学的核心内容，也是整个语文教学的核心内容。因为，学生写作素养的培育，是语文教育的终极使命。“日札写作”将语文教育的两大支柱——阅读与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学生间“日札”的相互交流，轻而易举地将听、说活动也容纳在其中。“日札写作”不只是解决了写作原料、技能问题，它对人的素养的提高是全方位的。“日札写作”所支撑起的不单是写作教育，而是整个语文教育，甚至是“人”的教育。因此，中黎对日札写作教育研究的价值，远超出“文体写作”的价值，其影响是全局性的，其意义是深远的。
此外，他对20世纪以来的日札写作教学中存在的偏颇作了检讨，指出其存在的四个倾向：作文化、道德化、隐私化、强制化；分别从教学目标、教学指导思想、教学原则、教学艺术、训练安排等五个方面，总结出百余年来日札写作教育的五大经验。他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我国现代日札写作教育史所作的反思，对语文教育实践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其中“20世纪日札写作教育史论对语文教学的启示”部分，更是从日札写作教育史论的宏观上，对语文教学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总括性、整合性探讨，颇有振聋发聩之效。
他对20世纪日札写作教育的研究，以“日札写作教育为核心”辐射出的一系列的观点，既是对我国语文教育的重新审视与变革，将极大地改变语文界对语文教育的基本认知，改变语文教育的基本格局，导致语文课程、教材、教法的深刻变革，也是对我的“言语生命动力学表现——存在论语文学”的增益，对我的“写作本位”语文教育观的丰富。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本位”，可视为“日札写作本位”。“日札写作本位”，集中体现了语文教育的“人本位”“存在本位”。
日札写作教育，上承我国语文教育人文精神之道统，下启当今语文教育的言语素养、言语生命建构之津梁。在言语生命动力的驱引下，日札写作，集人与文、道与技、质与文，听、读、说、写，生活、学习、思考、表达于一体，语文教育实践必将生机勃勃、焕然一新、再现辉煌。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35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