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长征
插图是文本教学资源的有益补充，选图得当，可以提高阅读兴趣；反之，非但不能达到“以图补文”“借图激趣”的效果，还会矮化文本的精神内蕴。
在教学《渔父》一课时，我曾要求学生依据文本，描摹出自己心中的《渔父图》，并将自己的“渔父图”和课文前的插图（见图1）相互比较。结果，学生心中的屈原形象和课本提供的插图有很大距离。而且，学生质疑：屈原不是喜欢戴高冠吗？屈原的衣服怎么像官服？文中只有屈原、渔父二人，图中怎么成了三人？屈原双手所捧为何物？这些问题是编者的失误，还是绘画者的随意，抑或另有深意？
多方查阅后，我发现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五所选的这幅图出自《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原为清初人萧云从所绘。乾隆皇帝编《四库全书》时，见萧绘《离骚图》，觉其不足，便命补绘其余各篇插图，由当时的工部员外郎、《四库全书》绘图分校官补绘完成，除临摹萧氏原作64幅以外，又补绘91幅，共计155幅。
对于构图的思考，萧云从在《凡例》交代得很明白：“屈子有石本名臣像，暨张僧繇图。俱丰下髭旁，不类枯槁憔悴之游江潭也。又见宋史艺作《渔父图》，李公麟作《郑詹尹图》，皆有三闾真仪，如沈亚之《外传》，戴截云之冠，高缨长铗，拭巾以明洁也。今合为一图矣。”这段话可以提取三个关键信息：
1．这幅图不是单一的《渔父图》，而是《卜居》和《渔父》的合图，画名是《三间大夫卜居渔父图》（见图1），故教材将该图命名为《渔父图》是不准确的；
2．图中屈原和渔父之外一位书生模样的人是《卜居》中的郑詹尹，郑詹尹双手所捧之物应该是象征其身份用于占卜的龟壳；
3．屈原手中所捧之物为白色丝巾，取意于“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表明不被玷污节操之志。
至此，学生针对该图提出的问题大都可以解决了。但我对这幅图做了进一步思考：
一是把楚人屈原描绘成“儒家夫子”与历史不符。屈原是楚人，楚人的服装有自己独特的地域特征，而图中的人物着装却是儒服；查阅资料得知，屈原协会副秘书长、理事周秉高教授早就对此图提出了疑问。周教授撰文指出：图中屈原所着服饰是“儒服”，楚人“服短衣”，区别于中原士人所穿的“儒服”——“大掖之衣”。画中所绘屈原之“衣”，明显是儒家“大掖之衣”。画中屈原所穿的鞋子也是儒家崇尚的“履句（方）屦（鞋）”。楚人所戴的“冠”有两个特点：一是高，二是“尖”。画中所绘屈原之“冠”，明显不是楚人所戴的“南冠”。为什么屈原会以儒家形象出现呢？周教授没有回答。
二是三个人物形象风貌和文本精神不符。画面中，屈原居于中心，巫师郑詹尹被描绘成年轻儒生模样，面色柔和而恭敬，手捧占卜所用龟壳，面朝屈原，倾听着屈原的诉说。渔父怀抱鱼竿，神态安详，也是一脸虔诚之态，完全被塑造成了屈原的“忠实听众”，高蹈姿态全无。最奇怪的是渔父的着装，光着脚的渔父竟然也穿着“宽袍大袖”。众所周知，为便于劳作，渔夫多着短衣。再看屈原的神态，面貌丰腴，伸颈屈背，比之文本，少憔悴落魄之态，无刚直不阿之姿。我以为，这幅《三闾大夫卜居渔父图》，无法体现《卜居》和《渔父》的精神风貌，不能契合《渔父》的意旨。
这两个问题甚至让人怀疑画家的创作水准。难道真是画家的水平问题吗？
萧云从是明末清初芜湖著名画家，被奉为姑孰画派的始祖。其诗书画达于统一和谐之境界，被誉为“神品”。门应兆是乾隆时由工部主事派充四库馆绘图分校官，其水平亦毋庸置疑。可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这幅《渔父图》给我们留下这么多疑惑呢？
带着这些问题，我又查阅了相关研究资料，读到潘啸龙、陈欣教授撰写的《萧云从（离骚图）及序跋注文研究》一文时，发现二位教授使用的《渔父图》（图2）和课文选用的《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中的《渔父图》（图1）差别很大。周秉高教授所质疑的《渔父图》恰恰是《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这个版本的，而潘、陈二位教授引用的是民国十六年(1927)武进陶湘玻璃版印《喜咏轩丛书》本。
比较后，我发现，对萧云从的64幅原作，门应兆基本是“如实临摹”，但对其中的《三闾大夫卜居渔父图》却做了较大的改动：
一是人物服饰造型变化。武进陶湘玻璃版（以下简称“武进版”）中屈原服饰更接近于楚人风俗。张璐认为，楚人服饰多趋于瘦长，用宽腰带束出细腰，面料多为轻薄透气的纱、罗，穿着舒适，且能彰显身份，同时为防止轻薄面料缠身造成行动不便，又以较为硬挺的锦做边，即所谓的“衣作绣，锦为缘”。《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中人物服饰更接近于儒家服饰。周秉高教授认为此图中屈原的服饰“与吴道子、马远笔下的孔丘十分相像”。《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中渔父穿着宽大的“儒服”，“武进版”中渔父的服饰完全是“短襦”，符合其职业身份。屈原所戴的“冠”也有变化。萧云从在《凡例》中说，屈原所戴冠的创意发端于唐人沈亚之的《屈原外传》：“（屈原）好奇服，冠切云之冠。”“武进版”中屈原所戴的冠就是“切云之冠”（图2），而门应兆在临摹时改成了“云彩形状”的冠（图1），不知是误读还是避“礼制”之讳，难怪周秉高教授对这样的“冠”生疑。
二是屈原佩剑造型和位置的变化。剑曾经是贵族显示地位身份的一种标志。“武进版”中屈原的佩剑造型古朴，剑首是“同心圆”造型，剑柄采用“竹节柄”造型，这是先秦时期剑的显著特征。明代陈洪绶《屈子行吟图》中屈原的佩剑也是此种造型。作家黄晓萍在《另一种召唤》中写道：“在这幅行吟图中，广袖长袍翘头履上，原是悬宝剑的腰，悬了一根拐杖，怎么看也那么苍凉。”她误把这种“竹节柄”的“长铗”误认为是“拐杖”。门应兆临摹时把剑首改成了如意造型，而这种造型在明清才比较流行。再来看佩剑的位置，陈洪绶和“武进版”中屈原的佩剑均在右边，这的确和现实不符，除非屈原是个“左撇子”。因为剑挂在身体左侧，便于右手拔剑。门应兆在临摹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将剑改画在左边。
三是屈原面部变化。萧云从绘画一向不肯“苟且沿袭”，在其创作《渔父图》之前，萧看到“石本名臣像”中的屈子形象“俱丰下髭旁，不类枯槁憔悴之游江潭也”，陈洪绶的木刻版画《屈子行吟图》中屈原是清瘦的，但是萧云从不愿“沿袭前人”，对前人对屈原的造像“均不满意”，参照了唐人沈亚之《屈原外传》中对屈原容貌的描绘：“屈原瘦细美髯，丰神朗秀。”于是面部造型取丰腴和清瘦之间，神韵上突出其“丰神朗秀”。门应兆在临摹时，在屈原面部上做了很大改动，采用了“儒家夫子”造型。其实，门应兆把屈原描绘成儒家夫子形象并非独出心裁，在萧云从之前，屈原图像有诸多版本是“儒生”形象。在两宋时期，屈原的形象不断被“儒化”，因为屈原的献身精神和儒家的“舍生取义”的追求是一致的。孟娜娜认为，屈原不是一个彻底的儒家学者，但经过儒化，他的内在精神越来越与儒家接近。
四是渔父造型的变化。最明显的是，门应兆临摹时去掉了船桨。其实，船桨既是人物身份的象征，亦是三人对话情境的省略，暗示对话的地点是在水边。当然，将船桨拿在手中，没有必要，再说船桨一般是固定在船上的。不知门应兆的修改是否基于这样的考虑。
萧、门二人的绘画技艺和对楚辞的研究修养，毕竟不可同日而语；两幅《渔父图》，其境界层次之高下也不言自明。可能因为《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是乾隆皇帝钦定，门应兆临摹萧云从《离骚图》的时候，基本保留了萧作的原貌，而且获得了较高的评价。故让许多学者也忽视了门应兆的这些改变，而误视“门作”为“萧作”。
作为明代遗民，一名忠贞之士，萧云从可谓深契屈原爱国之心。国破家亡的痛楚阅历，给他的《离骚图》刻上了更多的情感烙印。门应兆只不过是宫廷御用画师，对《三闾大夫卜居渔父图》的修改虽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但他永远走不出“钦定”的政治禁钢与约束，他也就无法真正理解萧云从对屈原精神上的膜拜和情感上的共鸣。他的《三闾大夫卜居渔父图》在“无意”中“矮化”了《渔父》的文本内蕴。
综上，笔者建议教材编者在修订时，将门应兆版《渔父图》（图1）换为民国十六年(1927)武进陶湘玻璃版印《喜咏轩丛书》中的《三闾大夫卜居渔父》（图2），且在图下标写完整画名，不能简写成《渔父图》，以免引起师生误解。同时，还要在教学参考书中增加关于图画配置的简要说明，以免造成插图资源的“闲置”或误读。
①[清]萧云从原绘，[清]门应兆补绘《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②潘啸龙、陈欣《萧文从（离骚图）序跋及注文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③⑤周秉高《屈原服饰考》，《职大学报》2006年第1期。
④张璐《论（楚辞）服饰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渊源》，《社科纵横》2012年第12期。
⑥孟娜娜《南宋对屈原日渐儒化的研究》，《青春岁月》2002年第2期。
（江苏省新沂市高级中学221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