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东
《老王》一文人教版编在八年级下；而苏教版编在高中必修三“底层的光芒”板块中，这其实是编者的一个误读，老王身上的品质确可以看成是来自底层的光芒，但杨绛的创作本意未必在这里。那么，隔了这么多年之后，杨绛突然描写这样一个底层的车夫，用意何在？笔者试做探讨。
在《隐身衣》中，杨先生曾问钱锺书：“给你一件仙家法宝，你要什么？”结果两人都要隐身衣，让大家都视而不见，见而不睹。后来，杨绛对隐身衣还有一个解读：“我穿了‘隐身衣’，别人看不见我，我却看得见别人，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
习惯于“隐身”的杨绛，在《老王》一文中，也穿上了隐身衣，让别人看不见她。老王不过是杨绛的隐身衣。
《老王》之所以很难读懂，原因在于对“那是一个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愧怍”的解读。而这恰恰是杨绛给这篇文章所穿上的隐身衣。
“那是一个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愧怍。”那么，谁是不幸者？老王自然是不幸的。除了物质上艰苦和精神上凄苦之外，老王还是单干户，没有组织，思想上怀有极大的恐惧，这可能是老王最大的不幸。但如此不幸的老王给了作者一家很多温暖。表现在“三送”上：送冰，送医，送好香油、大鸡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前两次“送”只是老王作为车夫这个职业身份的“送”，是生意上的往来。而后一次“送”，是人情上的往来，是最后的朋友式告别，不可不察，老王如此不幸，却又如此善良。
需要注意的是，善良的不仅仅是老王，杨绛一家也是善良的。这是两个善良的人之间的彼此取暖，互相驯养。照顾老王的生意，坐他车，不愿减半收费，付给他应得的报酬。尤其是，关心老王的生计，把自己降格为货。女儿给老王送大瓶的鱼肝油，也可以看出作者一家对老王的善意。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杨绛一家如此对待老王，也算是仁至义尽，为何还要愧怍不安？
盖因我们都是读者意识，只从读者的层面来理解，把这些看成是杨绛一家对老王善良的回应。但杨绛的作者意识恰恰相反。作为当事人，她深刻反思了自己和老王交往的前前后后，她深刻反思了自己，她的愧作大有来由。
一、对老王只有物质上的帮助，没有精神上的抚慰
比如从老王“送好香油和大鸡蛋”来看，他是绝不肯要钱的。这是一个大限将至的人最后的感恩之情。老王是将杨绛一家作为最大的恩人和亲人来对待的。然而，杨绛还是进屋取钱。老王明白，一旦取钱，就是交易；一旦交易完成，自己就得离开。于是赶忙止住，说，“我不是要钱。”
杨绛说的却是“我知道，我知道”，事实上，杨绛什么也不知道，既不知道老王来做最后的告别，也不知道老王内心的孤苦，更不知道老王这次来的深重含义。于是，老王走了，没有坐一坐，也没有喝一口茶。
“我”本来是可以给老王最后一丝温暖的——就像老王在困境中给“我们仨”的一样；但“我”居然连他什么时候死的都不知道！老王去世后，我常常“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并且说“我想他是知道的”，这只是自欺欺人和自我安慰。这当然是作者善良与自爱的本能表现，但与对他人的责任和担当无关。
至于，老王“送好香油、大鸡蛋”，老王这一路的感受究竟是怎么样的？老王人生谢幕时的心情究竟如何？没有人知道，也不会有人去关心。作者很多年之后，才悟出这一点，深切的愧怍油然而生。
二、知识分子的清高、冷漠和隔膜
关于老王的身世、遭遇和处境，杨绛并不是特别上心。与老王压着嗓子问“你们家还有钱吗？”不能同日而语。偶然散步，看见老王蹬车进院子，也没有去看看，只是后来闲聊时间起。最后一次，明知道老王病得不轻，没有让座，没有喝一口茶，没有送行，直到过了十多天，才问同屋的老李。听老李说老王的后事，杨绛的反应却是“我也不懂，没多问”，更没有想到去老王的坟上看一看。就算写这一篇《老王》的文章，也是在老王去世很多年之后。
由此可见，作者对老王的很多善良和关心只是礼节性的，并没有真正如老王一样，心底里揣着别人的冷暖，当“我”开始深层反思自我，发现这种回避比冷漠本身更为不堪和不值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好多年。大部分时间里，“我”都过分在意老王的苦难，表现得过于敏感和谨慎，以至于失去了正常的应对力。
我们当然不让他减半，望着他下楼而不送，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诸如此类的琐事，从中折射出的，都是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清高，以及洞察人性的自我保护——“我”潜意识里很难把老王看成是对等的、可以彼此成全的生命，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生命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散失的。作者由此深刻反思了知识分子的清高、冷漠和隔膜。
三、反思知识分子应该承担却没有承担起来的责任
在杨绛和老王交往的过程中，也许物质交易是清楚的；但在情感上收支是绝不公平的。
杨绛，只是付出应该付出的；老王，却是付出超过应该付出的。“杨绛，是你蹬车，我坐车，我自然应该给你钱；你送了我东西，我当然也应该把钱给你。诚实交易，两不亏欠。而老王，则是送朋友看病，不该拿钱；送东西给看得起自己的人，不是想要钱。杨绛，是已知对方病得快成了僵尸，却没有主动去打听或看望一下；而老王，明知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却硬是支撑着病体，送好香油和大鸡蛋来表达感恩。”
杨绛，因为金钱和劳力已经做了平等的交易，心里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安，也就没有一直把对方放在心上。而老王，在常年的冷眼和歧视中，突然感觉到杨绛一家把自己当作人看待，这样的大文化人竟然不嫌弃自己，平等对待自己，这是何种恩德，于是耿耿于怀非得在死前把心愿还了才能瞑目。
“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这说明“愧怍”感的诞生绝非仅仅是亏欠感的重复，因为亏欠感随着时间的流逝应该越来越淡才对，不可能越来越加深。经历了时光的淘洗、世相研磨之后的愧怍感，一定具有更深的内涵。那么，这种愧疚感究竟有什么深刻的内涵呢7．
这种愧怍首先来源于情感收支的不平衡，自己仅仅把和老王的关系定位于诚实的交易。但最深刻之处却是，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里应该承担却没有承担起来的责任。
把握这一点，必须要结合作者为何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幸运者？
杨绛是一个幸运者吗？肉体上的，默存不知怎么一条腿走不得路了；地位上的，老王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经济上的，老王哑着嗓子，“你还有钱么？”；人格上的，先生自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要知道“文革”伊始，杨绛的专职是扫女厕，钱锺书被剃成“十”字头，杨绛被剃成“阴阳头”，杨绛痛苦万分，连夜做假发套，夏天满头是汗。挂牌游街，女婿自杀，夫妻下放……
那么，杨绛为什么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者呢？首先，与老王这样的人相比，“我”是一个幸运者。老王死了，但“我们”却幸运地活了下来，自己的不幸已经是幸运。更重要的是，在“文革”这样的灾难面前，知识分子个人的不幸实在称不上不幸，不值得反复咀嚼。没有幸运者和不幸者，只有不幸者和更不幸者。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杨绛把“我”对“老王”的愧怍，说成是一个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愧怍的缘由。
其次，同为“文革”中受难的知识分子，杨绛看到“文革”后有同伴们摇身一变，批斗身边的“文革”中得势者，整个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缺少一种忏悔精神，只想到自己的经历和伤痛，却无视身边那些更孤苦者。而事实上，自己从与老王的交往中，也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清高与冷漠，感受到悲悯与忏悔的稀缺。实质上杨绛将一己的生活经验推广为一切人的生存体验。
作为一个相对的幸运者，杨绛为自己的清高和冷漠愧疚，这是忏悔的开始。假如作为一个相对的幸运者，如果“我”能够无视不幸的老王，漠视他的情感和感受；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责怪“文革”中更加幸运的人对我们所施加的伤害呢？
钱锺书在《干校六记·小引》中写道：
杨绛写完《干校六记》，把稿子给我看了一遍。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
最后，杨绛之所以写《老王》，与钱锺书的这段话大有关系，那么，愧怍的矛头也自然应该指向“旗手、鼓手、打手”们。但杨绛绝不肯说，她只忏悔自己，并以自我忏悔的方式，提醒“文革”中的忏悔健忘者。
李存光先生说：“主要在于它是一个受害者的严肃的反思，一个正直心灵的痛苦自审，一个最无责任者对自己责任的拷问。”
文章到了最后，杨绛从社会层面上，关注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所作所为。针对具体的谁已经没有了意义，被凸显的是幸运者和不幸者的对照。人生总有幸与不幸的区别，在一个正常的合理的社会中，作为幸运者，应该为不幸者做些什么，才不会心存愧怍？这是把具体的“我”对“老王”的愧怍，上升为“幸运者”对“不幸者”愧怍的最主要原因。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幸和不幸者，幸和不幸是相对而言的。我们每个人都既是幸运者，又是不幸者。那么，作为幸运者该如何对待不幸者？其实，我们如何对待不幸者，就是别的幸运者如何对待我们。
比如当“我”能够冷漠清高地对待老王，那么，比我们更加强势的人不是也有理由冷漠清高地对待我们吗？因此，杨绛的愧作还提醒我们，唯有用民主思想、平等意识、人道主义精神，不仅从物质上，更要从精神上对待不幸者，关爱弱势群体，将来的我们才不至于心存愧怍。
《老王》一文，与老王并没有多大关系，老王只是杨绛的隐身衣，杨绛的愧怍之路，或者说是借助反思自己来反思知识分子，批评“文革”中的忏悔健忘者，这才是杨绛先生的本意。
①陈日亮《<老王>与时代的伤痕和隐痛》，载陈日亮《如是我读》第19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②钱锺书《干校六记·序言》，载《杨绛作品集》卷2第3～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江苏省苏州中学215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