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我的这位学生所说的，这是一篇不错的文字。不过仔细想了一下，似乎又觉得有些不足。文章从运动员的上山下山谈起，联系至人生的“上山下山”，说出了善始善终才是成功的道理。这样的叙述其实有些程式化，而阐明的道理也有千人一面之感。这让我思考怎样才算是一篇好的散文的问题。
按照文学原理的解说，散文作为一种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文学体裁，包括拿历史作题材的历史散文，弘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探讨人生真谛的杂文随笔，与新闻相结合的报告文学，同地理相结合的游记，以及和其他自然科学相结合的科学小品等。如果说，诗歌偏重抒情，小说塑造人物，戏剧展开冲突，那么散文则兼而有之。
要说好的散文的标准是什么，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真情，有人认为是平淡……难以概括出能涵盖一切的标准答案，这就给散文教学带来了难题。既然好的标准，各人有各人的解释，那就不妨从需要避免的问题入手。
没有真情的散文不能算是好的散文。这里所说的真情是指作者没有亲身历练过的情感。没有亲身历练过的情感，说起来总会有些隔膜，表现在文字里的“真情”就有“同质”的弊病，没有“独特”的气质。同样是表达“母爱”这一主题，史铁生的《合欢树》就有令人震撼的情感力量，因为史铁生在散文中表现出来的“母爱”，是他亲身体验出来的。作者因为年纪轻轻就陷入瘫痪，情绪变得非常狂躁，总是想方设法地要找一个可以让自己“清静”的地方，而对母亲的不断“跟踪”感到厌烦，当时的他，丝毫没有理解这是母亲对他的爱。多年之后，他成名了，需要和母亲分享他的成功的欢乐，而母亲却已离他而去，此时在经历了人生的起伏，感情的悲喜，精神已经成长到一定的高度，回头认识到母爱的无可替代时，只能在回忆中去品味其中的幸福与苦涩。很多表现“母爱”的散文，之所以缺乏这种催人泪下的感情力量，在于作者没有史铁生这样的特殊经历，或许可以借用其他故事来表达自己的这种感受，但终究是间接的，“真”就有缺憾。
只是卖弄知识的散文不能算是好的散文。有些散文乍看之下，繁花迷眼，但也只是“繁花”而已，没有实实在在的“果实”。写散文当然需要丰富的知识作铺垫，不过丰富的知识也只是养料，如果不能孕育出不俗的思想，“养料”就成了“废料”。贾祖璋的《南州六月荔枝丹》是一篇科学小品，涉及到荔枝的形态和果实与荔枝生产的有关情况，引用的古诗文、史料、故事多达二十多处，却没有卖弄知识的嫌疑，因为这些引用增强了一般人们对于荔枝的可知。引用白居易的《荔枝图序》是为了整体介绍荔枝的形态，当然古人对于荔枝的认识有正确，也有错误，又有语焉不详的地方，作者都给予了辨正，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引用郭明章（朝代不详）的“飞焰欲横天”（《荔枝》诗）、邓肃（北宋）的“红云几万重”（《看荔枝》诗），是为了说明荔枝的颜色令人赏心悦目；引用唐代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一方面印证了荔枝不耐贮藏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讽喻杨贵妃的奢侈生活来表现荔枝的珍贵。充实文章内容的同时，主要还是为了形象地说明事物的特征，同时增添情趣，丰富情感。如果不是为了这样的目的，只是为了充实内容罗列材料，成了堆砌，文章也就会失去“生命”的光泽。
趋时的迎合潮流的散文不能算是好的散文。正因为生活是复杂多样的，浮在表面的现象未必是其本质。既然如此，认识生活的本质就需要有一个过程，甚至是反复的过程。匆忙地撷取几个花朵，以为就能反映整个春天，难免会有以偏概全的失误。当然不排除有些趋势和迎合潮流，并非是作者的天真幼稚，而是有其深意焉，那就不是文品的问题，而是人品的问题了。鲁迅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评论白莽(即殷夫)的诗歌，就没有趋时也不迎合潮流。其一，白莽的诗多取材于革命斗争，为无产阶级讴歌，与当时的诗歌主流格格不入：“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所谓的“有别一种意义”，未必是当时的人们都能认识清楚的。趋时的迎合潮流的评论家，不会关注这些“微光”和“萌芽”，为这样的“东方的微光”和“冬末的萌芽”张目造势。反其道而行之，这在当时显得那么得不合时宜，甚至有被杀头的生命危险。然而鲁迅对此却是义无反顾，评论白莽的诗，显然已经超出了评论一个作家的范围，成了正义和邪恶的较量。为揭露左联五位青年作家（白莽、柔石、李伟森、胡也频、冯铿）被反动派枪杀的暴行，鲁迅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来表达对被害革命青年作家深沉的爱，以及对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革命青年作家的恨。其二，单就诗歌的艺术而论，或许白莽的诗与“圆熟简练”“静穆幽远”有相当大的距离，被那些自称“某某派”的诗人所不屑，但鲁迅则是不吝其辞地以予赞扬：“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那一世界里有许多许多人，白莽也是他们的亡友。单是这一点，我想，就足够保证这本集子的存在了，又何需我的序文之类。”
需要避免的问题还可以举出一些，其实也就是内容和形式两大方面。由此，又让我想到了散文作家（散文写作）和小说作家（小说写作）之间的龃龉。中国古代，做散文的鄙视写小说的。当年韩愈写了一篇类似小说的文字《毛颖传》，引来了一片指责声。后来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为了抬高小说的文学地位，不惜在长篇小说里，增添了大量的诗词歌赋，以此彰显作品的文学价值。现今，写小说的轻视做散文的，好像散文成了人人都可创作的“游戏文字”。曾是鲁迅的挚友林语堂因为“好心”地劝鲁迅多写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招致了两人的友谊就此断裂。鲁迅写过一篇《做杂文也不易》，为的就是给“杂文”（散文的一种）正名：“不错，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问题不在于“大”和“小”，“长”和“短”，是看能不能反映生活的本质，能不能对社会现实有所裨益。
“不十分容易做”，就是写散文要避免“不真”、“卖弄”、“趋时”、“迎合”的弊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囊括了90余部小说，被称为是反映法国19世纪前期社会面貌的百科全书，而鲁迅的杂文集，共16本，可能从文字的字数上衡量，比不上巴尔扎克的数量，但谁又能说，鲁迅的杂文不是反映中国20世纪前期社会现实的百科全书呢？
如此，什么是好的散文，也许可以明了了。
（作者单位：上海市五爱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