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视野：晚清五四时段的选择
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近世中国的“千年未有之变”引发了文学形式与内容的全面变革。新旧交替之际“想象共同体”的生成过程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多元性和复杂性。因此对一时段文学现象的考察研究，已然是学术界的共识。而这一时段，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由传统童蒙读物到现代儿童文学的嬗变期。这一嬗变与现代启蒙精神照耀下的儿童观、童年观构成了相辅相成的“互文”关系，可以说“儿童的发现”是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发端，也是中国儿童文化的建构期；对现代文学的思维观念、艺术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儿童”的位置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但是就中国儿童文学近百年的审美取向和价值判断而言，无论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还是新文学中儿童文学的展开，都对晚清以来现代传媒兴起下的儿童读物的新兴，表现出疏离与否定。这一表达方式、认知模式和研究范式，甚至一直延续到当下的文学史既定话语体系中。既漠视了晚清以来儿童读物对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筚路蓝缕之功，又忽视了儿童作为儿童文学阅读主体的意义所在，更阻碍了对中国童年现代化的多元表达与探索。这也正是张梅博士对晚清五四时期的儿童读物全面梳理考察的意义所在。正如她在书中所言：
本书在破除儿童文学的纯文学观念、建立大儿童文学研究框架的基础上，把晚清五四以来的蒙学读物、儿童书籍、刊物、报纸、近代教科书都囊括进来，从中抽取典型文本诸如《小孩月报》《蒙学报》《启蒙画报》、教科书、《儿童教育画》《儿童世界》《小朋友》等进行深度扫描，力图对晚清五四时期的图像叙事能有一个清晰的史的勾勒。
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现代传媒的兴起是其重要的载体，诚如梁启超所言“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可以说儿童文学的现代化，缘自时代变局，更直接缘自这一历史境遇中儿童读物的兴起，并带来“读者”的出现，“儿童”开始成为“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1]。由此，从1874年出现的《小孩月报》到1922年创刊的《小朋友》；从晚清时期西方传教士的儿童刊物的创办，到以“启蒙”为关照的本土各类画报的尝试，再到以“儿童”为“期待视界”的刊物的兴盛……《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上的图像叙事》一书对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资料广采博取，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
值得一提的是，张梅对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走向有着清晰自觉的学科意识，并没有因为大量的文献资料汇聚，而将其视为简单的线性进化式发展路径；而是谨慎又敏锐地辨析了影响深远的传统童蒙读物与现代儿童读物间相生相斥的张力关系，进一步论证了儿童文学现代化、合法化的历史图景。如晚清时期传教士创办的《小孩月报》，能够成功传播的关键在于“如何寻找传统蒙学与西方儿童教育的衔接点”。传统蒙学绵延千百年的成熟模式，使得传教士所致力的“童蒙教育”，放弃了用《圣经》与儒家经典对抗的方式，而转向为“对现实生活进行规范的俗世伦理中找到与其对接的衔接点”。正是通过大量的案例、翔实的资料，将上述问题一一论证，可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二、功力：对原始资料的爬梳剔抉
著者所要表达的观点，必须牢靠地植根于厚实的实证基础之上，这是治学之常识。这本近四十七万字的著作依托于系统、全面、扎实的资料基础，从容驾驭理论，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对晚清五四时期的儿童读物发展图景做了精到的分析，完成了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期路径的追溯。
面对这项具有严密的实证性的研究课题，张梅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卷。从传教士主办《小孩月报》的“西学东渐”与“中学为体”的相斥相生；到《蒙学报》《启蒙画报》中传统蒙学思想与现代儿童观的杂糅；再到《儿童教育画》《儿童世界》《小朋友》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刊发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儿童”读物。所有研究对象的选取，都没有现成的文献集成资料，都需要作者在国内外各类各级图书馆中对原始资料进行爬梳剔抉、一一甄别。这份苦功夫实在来之不易，也成就了该著作的截断横流、自成一家。为我们全面认知晚清五四时期的儿童读物的历史全貌、发展脉络，提供了极好的注解。
该著作的大量资料考据和挖掘工作尚属该领域首例，如《小孩月报》的版本即有福州版、广州版和上海版三种，对他们的创办缘起、发展态势、传播影响均作了细致的辨析和考订。如从雕版印刷、凹版铜刻、石印技术等技术革新来论证《蒙学报》《启蒙画报》《儿童教育画》《儿童世界》等的印刷品质、图像特色，以及从传统蒙学读物到现代教科书的转型，这一系列的考订、论证的过程既深入细微，又切中要害。又如以《儿童世界》为文献基础，探讨了郑振铎对儿童文学的贡献，也令人耳目一新。
张梅考证功力的严谨细致，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某些“常识”也起到了极好的弥补和完善作用。如人们习惯认为1923年集结出版的《稻草人》，均源自叶圣陶在《儿童世界》发表的23篇童话，并将该童话集视为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实绩的开端。经张梅仔细核对，《稻草人》23篇中有2篇《花园之外》和《小黄猫的恋爱故事》并没有发表在《儿童世界》上。对叶圣陶1923-1924年的童话创作和发表情况，也做了细致的梳理和甄别。
三、学识：图像叙事中的儿童文学理论实践
该论著的纲目，是以晚清五四时期重要的儿童读物为独立章节的。其提纲挈领的主线即是“图像叙事”在这些刊物中的形式变迁，以此统摄中国现代“儿童观”生成的过程性。
图像和文学的互文关系一直是不断探寻、追问的话题。图像的出现早于文字，图像思维早于抽象思维，并不意味着后者更优越、更高级。图文互补、以图载文的共享文本模式，实践了儿童的文化参与意识、满足了大众的公共需求。事实上，从晋代的《山海经》插图本起，国人就初涉了想象力的视觉化和文学的空间化的尝试。而图像社会的兴起意味着社会文化秩序的重建，是机械复制时代大众文化兴起的重要表征。现代社会的初创带来了现代民众的新生，未来主人公的现代公民意识也正是通过这一图文互补的方式进行培育的。[2]与此同时，作为历史存在物的诸多儿童读物，一方面受到晚清以来“各种文类界限模糊，边界松动，文类之间对话活跃”[3]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西方世界畅销儿童读物的图文并茂的趋势同步。由此，以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中图像叙事的变迁为切入点，来辨析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过程，在微观把握与宏观驾驭中，构建“大儿童文学”史观。张梅逐一分析了传教士主办的《小孩月报》从“画图示义”到“画图示戒”的本土化策略与调和色彩；《蒙学报》图像中所折射出的“崇实”思潮、爱国主旋律下的图像趣味；《启蒙画报》中白话与图像的双叙事方式，以及图像中的游戏观念对现代儿童观的影响；《儿童教育画》和《儿童世界》中图像所呈现出的现代“童年”想象和现代儿童文学的诞生；《小朋友》的文图之间的华洋杂错与雅俗共赏。在这一共时性与历时性相互交错、缠绕的过程中，儿童读物的特殊性和针对性越来越凸显，儿童独立的社会位置也愈加清晰。这一过程性，也是中国社会发现儿童的过程。
张梅的创新之处还表现在对儿童读物“图像”独立意义的探寻。苏珊?朗格认为：“形式既为空洞的抽象之物，又具有自己的内容。艺术形式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内容，即它的意义。在逻辑上，它是表达性的或具有意味的形式，它是明确表达情感的符号，并传达难以捉摸却又为人熟悉的感觉”[4]。儿童读物中图像的存在，从围绕文字为中心的“插图”式注解，逐步出现了“图画故事”式的独立叙事功能，甚至有了以“图像”为基础的文体实验。由此对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所彰显的“现代性”的另一种面孔做了有趣的探寻。
图像的“叙事”功能，还表现出某种未完成性。正如伊瑟尔认为文本的存在只是“图式化的结构”，存在着“空白”“空缺”和“否定”，只有通过读者介入其“召唤结构”，进行双向交流，文本才具有意义。晚清五四时期的儿童读物，不仅肯定了“儿童”具备应对“召唤结构”的能力，还以多种形式“召唤”儿童读者参与到图像叙事中来。如《儿童教育画》中的“悬赏画”的出现，不仅具有视觉启蒙的重要开创性，更开启了儿童参与图像叙事的文本与读者间的对话模式。这既是一种刺激读者参与的营销模式，也是儿童与成人的主体间性通过图像叙事功能尝试进行多元对话的初始阶段。
结语
晚清五四时期的儿童读物的出现，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启蒙运动、市民阶层的兴起、妇女与儿童的解放运动，都对“儿童的发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儿童的发现”；诸多儿童读物中折射出的中国“童年”想象的多元性与图像叙事之间是否具有完全的对应关系，仍是我们可以继续探索的话题。《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上的图像叙事》对这一领域的全面开拓，让我们看到了文学通过图像媒介进行传播的可能性。可见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发展，不仅需要探寻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多维度表达，也需要尝试在不同媒介载体中进行儿童文学的理论实践。
诚如朱自强评价“张梅的这部学术著作是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创新性成果，它明显为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带来了视野的拓展和学术的增值。”张梅以她的勤勉和刻苦、领悟力和驾驭力，在这一研究领域中经历了艰苦而精彩的跋涉，将散落于书海、零碎不成片段的历史元件，进行了富于灵气的整合，重塑七宝楼台。证、据相依，史、论交融，学、识辉映，此乃学术著作之佳境。
注释：
[1]周宁、金元浦译，罗伯特?汉斯?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
[2]姚苏平：《语图叙事中的一种现代中国童年想象——论<儿童画报>（1922-1940）》，文艺争鸣，2017年，第1期。
[3]陈平原：《“以晚清为方法”——与陈平原先生谈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晚清文学问题》，渤海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