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主要通过展开以下几个角度，对中国古典诗词进行正面剖析：什么是转喻;事物部分和整体之间的转喻;事物部分和部分之间的转喻。意象是诗人们创作的重要方法手段之一，本文通过对意象的分析，研究意象与转喻之间的内在关系，分析传统修辞手法与认知语言学所研究的共性。
关键词：转喻 中国古典诗词 意象 修辞手法
一、引言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对转喻有初步的研究。直至今日，转喻依然是国内外学者探讨的热点话题。转喻被视为是一种艺术手法，也是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西方认知语言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中也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中国古代转喻手法可以追溯到孔子时期，而后向唐诗宋词延伸直至今天的现代文学。唐诗宋词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时期，以它精美绝伦的句子引来大批国内乃至国外学者对它进行深刻的探讨。其中，古诗词中不乏转喻的写作手法。这种微妙而细致的手法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下，借助意象来实现的，因此又可以称之为文化转喻。
二、关于转喻研究的相关回顾
（一）关于转喻的研究
Lakoff和Johnson（1980）在《我们所赖以生存的隐喻》中对隐喻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细致研究，使得文学界刮起一阵对隐喻研究的狂潮，因而对转喻就相对忽视一些。即便如此，依然有少数学者对转喻进行了深刻思考：Taylor（1995）提出转喻的本质是一个概念结构中两个实体之间建立的一种意义联系。国内外关于古诗词的研究很多，但多数学者忽视了对转喻研究的重视。渐渐地就有学者将隐喻和转喻相结合，研究它们的内在逻辑关系。Goossens（2002）在转喻和隐喻互动的背景下，提出了隐转喻概念。高原在《古典诗歌中隐喻与转喻的互动》对此理论有深刻体现。
三、转喻
（一）转喻的定义
转喻是一种修辞手法，同时又参与了人类的心理反射过程。因此，成为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对象。“转喻不是什么特殊的修辞手段，而是一般的语言现象;转喻也不仅仅是语言现象，而是人们一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束定芳，2011）与转喻相比，隐喻是主流的研究方向。大家往往忽略了转喻在认知语言学的重要地位。在人们使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转喻与隐喻同样重要。它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机制，反映人类思维层面上的问题。
（二）转喻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应用
中国古典哲学崇尚“天人合一”的基本观念。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此也反映出中国古代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具体表现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它认为人与天不是处在一种主体与对象的关系，而是处在一种部分与整体，扭曲与原貌或为学之初与最高境界的关系之中。这正恰巧与西方认知诗学所秉承的认知主义哲学相吻合。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西方认知主义哲学运用到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分析中来。
1. 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转喻
这类转喻在女性作家中运用的最为广泛，在这里我们以李清照的词为例进行解释和说明。她在《如梦令》中写道“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李清照是婉约派词人，她的词无论是对景物还是人物，刻画的都极为细致。因此我们会经常在她的作品中见到一些表示颜色的词。“绿”和“红”分别转喻的是“绿叶”和“红花”。经过昨夜的一场大雨，叶子以饱受雨水的洗礼，变得丰满茂盛。而海棠花却不堪雨水的打击变得越发稀疏。“绿”字不仅代表了叶子，同时也预示着夏天的来临，而“红”字则在预示春天的逝去。此处用“红”、“绿”二字，表达了自己惜花伤春的情感。慨叹时光易逝，容颜易改。与此有相似用法的还有她的《怨王孙》中“湖上风来波浩渺，秋已暮，红稀香少。”一句。
2. 部分与部分之间的转喻
杜甫的《长恨歌》中有这样一句“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 诗中的“马嵬坡”指的是马嵬坡事件。因皇帝对杨贵妃过分娇宠，引起安禄山等人强烈不满，因此引发了马嵬坡兵变，最后杨贵妃被迫吊死在马嵬坡上。诗人在马嵬坡，因而联想到当时杨贵妃之死，与主题“长恨”呼应，表现诗人讽喻和同情交织，即洒一掬同情泪，又责失政遗恨的复杂情感。这里特用马嵬坡这个地点来转喻在马嵬坡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四、意象的文化转喻
（一） 意象的定义
意象是指客观的事物通过主题的感情变化而被赋予了一种传神的艺术效果，这类事物被称作意象。中国古代的诗歌文化绝大部分都传承了老子提出的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庄子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老子认为“道法自然”，正如他在道德经中阐述的那样，“道生于浑浊之气，元气生于阴阳，阴阳混合为万物。”道家还提出五行说，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这五中元素所构成。而庄子在老子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花一世界，一草一灵魂”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我们经常可以在古诗词中看到一些自然意象，比如鸟兽虫鱼，花草树木。这些事物在古诗中出现，不仅仅是简单的客观物质，而是被赋予了一种思想和灵魂。
（二） 关于意象的转喻
然而这种复杂的心理过程作为转喻也被归纳到认知语言学这门学科当中，一个具体的事物被赋予了一种抽象意义，也就是说该事物为喻体，而它所代表的意义则是本体。中国古诗词作为一种文化遗产被传承下来，意象作为其中的精华也被后人发扬。因此意象背负的则是整个文化的内涵，我们在赏析古诗词的同时不能只注意到它的表象，还要挖掘到它的抽象含义，也就是它的文化内涵，我们所说的“意”和“象”就是在同一文化认知域下的转喻。“意”指内心抽象的情感，“象”指事物的表象，“意”源自内心，并通过“象”来表达。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托物言志”。
1. 动植物意象的心理实现性
转喻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同样，意象也是作者和读者的认知过程。说道意象这一概念，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这首诗中列举了一系列的代表秋的意象：“枯藤”、“老树”、“昏鸦”、“西风”。作者不需要过多的解释，就已经交代了时间要素。又用“人家”的温馨与“古道”、“瘦马”的孤独和凄凉形成强烈对比，作者不用任何多余的说明，字里行间已经流露出对家人的思念，与题目“秋思”相照应。古典诗词最忌讳一语道破，取而代之的是用意象这一有效手段去唤起读者的相关体验，以此来体会意象的内在意义。2. 古诗词中动植物意象的固定性
很多动植物意象已经被古人赋予了固定的含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语符性”。就像不同符号代表不同意义那样，有些意象也是如此。比如“燕”和“雁”。两个字的读音相同，但意义上却截然不同。“燕”字有“莺莺燕燕春春，事事丰丰韵韵。”古代以莺歌燕舞来描绘春天生机盎然的景象，因此燕也赋予了春天的意象。“雁”字在古诗中出现的尤其频繁，有“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古人们用大雁来传信，因此，雁代表一种思念的情怀。另外，雁因为是候鸟，到了秋天会排成人字飞往南方过冬，因此还代表秋天的到来，如“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秋雁多夜飞，全群后孤来”等。
五、转喻与隐喻的逻辑关联
在西方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当中，往往将隐喻和转喻分开进行独立研究。但由于中国古诗词具有独特的文化特点，每一个意象，或者每一个修辞都不能被看成是单纯的转喻或单纯隐喻。
（一） 中国古典诗词的比兴手法
在中国传统诗学中，“比”、“兴”是两种常见的修辞手法。“比”近似于比喻，但文中多数却只出现喻体，而隐藏了本体，这与我们认知语言学中的隐喻手法相吻合;“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发端，来引起所要歌咏的内容，而转喻却具有这种功能。所以中国的很多学者都将比视为隐喻，通过朱自清的实际研究表明，兴是由发端和譬喻两部分组成，而孔子也认为比包含于兴当中。所以研究比兴的后人提出：如果采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研究，兴则是隐喻和转喻的综合体。所以在分析古诗词的手法时，我们要把隐喻和转喻综合起来研究。
隐转喻的类型
根据Goossens（2002）的隐转喻这以理论，我们对于古诗词修辞手法的分析也分为以下四类：基于转喻的隐喻、基于隐喻的转喻、隐喻内包含转喻、转喻内包含隐喻。
1.基于转喻的隐喻
基于转喻的隐喻是指以转喻为基础的背景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的生活经验的不断丰富，转喻的喻体成为了隐喻的喻体。因此最初的转喻失去了意义，就变成了看似转喻的隐喻。例如：杨炯的《从军行》中“铁骑绕龙城”一句，“铁骑”是身披铠甲的战马，这里转喻马背上的战士。由于这个概念已经被人们常识化，通常一提到“铁骑”我们就会想到战士们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景象，所以“铁骑”也用来隐喻“战争”这一概念。
2. 基于隐喻的转喻
同上一概念相反，基于隐喻的转喻是将隐喻的喻体看作转喻的喻体，是看似隐喻的转喻。在这里，我们举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望庐山瀑布》中“日照香炉生紫烟”这一句。诗人李白站在庐山脚下望去，庐山好像一个巨大的“香炉”由于瀑布的飞泻，溅起的水花好像香炉中升起的团团紫烟。诗人运用隐喻的手法将庐山比作一个巨大的香炉。而这个看似香炉的山峰也因形似香炉而被后人称作“香炉峰”。因此，此处隐喻也转变为转喻，以香炉峰代指庐山，与题目“望庐山瀑布”相照应。
六、结语
转喻手法是中国古代诗人创作的必不可少的手法之一。古诗的意象需要不同事物在同一概念域中的相互映射，从而婉转地表达诗歌的内涵，在中国古典文化这个大背景之下，认知语言学的转喻也赋予了不同的含义。虽然研究转喻的学者占少数，但这并不能改变它的重要地位。关于转喻，还有很多的理论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探究。作为年轻一代的我们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加拓宽对转喻的研究领域，改变以往侧重对隐喻研究的现象。因此，转喻的研究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 FAUCONNIER GILLES.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M].Cambridge：Cambridge Press，1997.
[2] LANGACKER，R.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Vol.l;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M]，Stand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3] LANKOFF GEORGE，MARK JONHSON.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4] ROSCH ELEANOR.Natural Categorie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
[5] RUBIN DAVID C，DORTHE BERNTSEN.Cultural life scripts structure recall from autobiographical memory[J].Memory&Cognition，2004.
[6] TAYLOR，J.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M].Oxford：Blackwell，1995
[7] GOOSSENS，L.Metaphtonymy ：the interaction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expression for linguistic action.In Dirven，R.&R.P?ings（eds.）.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New York;Mouton de Gruyter，2002.
[8] Radden，G.&Z.K?vecses.Toward a theory of metonymy[A].InK.Ranther&G.Radden（eds.）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C].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9.
[9] 高原.古典诗歌中隐喻与转喻的互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
[10] 李福印.任职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1] 束定芳.隐喻与转喻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12] 许渊冲.宋词三百首[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
[13] 胡梁雁.李清照词中的隐喻和转喻分析[D].广州：襄樊学院学报，2012.
中国古诗词中转喻的认知意象视角研究
- 投稿王陶
- 更新时间2016-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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