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妓女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一群人，是被社会所放逐的一群人，是处在道德之外的一群人。在莫泊桑的短篇小说中，作者描述了不同阶层的妓女形象，不仅深入剖析了她们的形象特征;同时让我们看到，女性在男权文化下处于从属、服从、被控制、被建构的地位。女性人格并不独立，在父权和夫权的夹缝中艰难求生。莫泊桑不仅刻画出了一群自我丢失的妓女形象，而且还有一群敢于追求自我的女性，正是这为数不多的女性，她们试图通过主体间性，建构一个和谐社会。
关键词：莫泊桑 妓女群象 主体间性
莫泊桑是我们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法国作家之一，号称“短篇小说之王”。每一位读者去接触莫泊桑的作品，都不能不被他文笔的细腻、语言的精到、作品的喜剧性和幽默所倾倒。而对于莫泊桑作品中边缘化的角色——妓女形象并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她们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一群人，最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通过对她们思想意识的分析和挖掘来了解女性追求自我和平等的历史进程。
莫泊桑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的法国，资本主义正呈现着蓬勃发展之势，物质生活的相对繁荣刺激着人们虚荣心的增长，钱是万能的思想也在蔓延;同时社会形势动荡不安，英法联军侵略中华，普鲁士进攻法国，法国的底层人民深受其苦。我们通过一群社会不予承认其地位的妓女，可以看到男权统治下巴黎亦或乡野中女性的生活思想状况。
一、作品中的妓女形象分析
莫泊桑一生创作了三百多篇中短篇小说，而妓女占主要形象的作品为数并不多，但是作者有意的写到了各式各样的妓女形象，为读者勾勒出一幅十九世纪法国底层女性的他者建构无自我的画像。
（一）恶魔式妓女形象
没有一个正常的女人心甘情愿去做妓女，而当了妓女之后还能保持人性的真善美者少之又少。她们看透了世间的残忍，而甘愿沉迷于放荡的生活，让自己失去灵魂地活着，成为恶魔式形象者——这些形象最好地体现在了《泰利埃公馆》中。泰利埃公馆是费康小城中唯一的一家经营卖淫生意的妓院，生意火到停止营业一天都让费康城中的人难以接受的程度。
泰利埃公馆中的五个妓女，在挑逗、调情和肉欲之中堕落，成为我们痛恨的恶魔式人物。小说第二部分充分体现了这群妓女的无知、轻浮、不知廉耻。她们来到乡村之后，并没有为自己的职业感到羞耻或卑贱，反而像城里的太太们一样引起村里人的羡慕和尊敬。她们的思想已经被完全毒化，甚至连大地母亲都要抛弃，“她们两人睡一张床，一上床就紧紧抱在一起，像是为了抵御大地宁静、深沉的安睡的侵袭。”[1]（P148）在教堂领圣体时，萝萨想起自己当年的情景，忍不住哭泣并且逐渐带动整个教堂的人们开始呜咽，但她们没有通过回忆、反思来找寻自我，反而更迷失在堕落之中。在回到家之后，她们就怂恿泰利埃太太的弟弟去非礼萝萨;“满载着人肉商品的那节车厢”[1]（P158）返回到城里之后，她们更是放肆，随意地与男性发生关系。她们在男权世界中已经失去自我，并且也没有去寻找的迹象，放任自流，她们是沉沦欲望之海的无灵魂人物，没有人格尊严，卑微屈辱的活着却不自知，终究会沦为世界的牺牲品。
（二）违背伦理式妓女形象
相比《泰利埃公馆》中的妓女形象，在《隐士》《港口》中，她们是两个稚嫩甚至是羽翼未丰的女孩，尚且不知人世的肮脏和龌龊却已经经历了生活的悲惨和无可奈何。她们不像《衣橱》或者《墓园野妓》中的妓女那样具有丰富的经验，也没有泰利埃公馆中的妓女们的放荡，她们都经历过失去亲人的痛苦，被玷污却无力反抗、沦为妓女的悲惨下场。
违背伦理的恋爱在各个时代都会成为人们唾弃的对象，更何况是父女、兄妹之间的性交易。在《隐士》中，这位隐士唯一可以原谅的地方是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自己的女儿发生关系并且在事后进行了积极补救。在他看来“没有经历过富有诗意的爱情的男人，挑选女人也只能像去肉铺选购排骨一样，别的不管，只看肉的质量。”而“金发少女，一个鲜嫩、十分鲜嫩的女孩子，可以想见她那胀鼓鼓的上衣下面的肌体一定红润而又丰满”[2]（P302）正符合他的胃口。“女性的身体始终处于男性的凝视和改造之中，置于被物化、欲望化、消遣化的境地，满足着男性霸权对女性的偷窥欲。无论以何种形式的出现，男权文化的目的就是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美学价值对女性的身体进行控制和规训，以符合男性的标准。”[3]（P40）在男性窥视下，女性的价值既不是体现在她的职能和责任中，更不可能在女性自我中，而是在于满足男性的欲望。《港口》中，杜洛克是一个具有人性关怀的人，愿意与处于边缘化的妓女谈谈心，也正是这次谈话让他找到了自己的亲妹妹——弗朗索瓦丝。弗朗索瓦丝在不满十四岁就遭到老板的强暴，男性的行为无人问罪，因为这是男性的世界。他们任由自己的欲望泛滥，侵害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女孩，然后大摇大摆的走开，这是他们的罪恶和丑陋。
（三）普法战争中的妓女形象
女性不都是逆来顺受的，总有些性格坚强的女性敢于利用自己的优势去反抗，敢于控诉不公正的社会。在《羊脂球》中，相比同车虚伪的绅士和太太，羊脂球更多的展现自我。在战争面前，显现出民族正义和爱国情怀，只是女性自身的软弱使得她没有抵抗住男性霸权;在《菲菲小姐》中，拉歇尔不堪忍受敌人的侮辱，拿起水果刀杀死了一位指挥官，她的勇敢和果断像一位真正的战士。
在《二十九号病床》中，埃皮旺上尉的女人缘全团皆知，伊尔玛和埃皮旺上尉的爱情风流全城。虽然伊尔玛不具有民族大义、杀敌报国的雄心壮志，但是她有着一颗爱埃皮旺的心，正是和埃皮旺上尉的爱情，才使得她具有敢于报复的勇气。她没有扛着枪上战场的身体素质，但是她利用了女性独有的身体条件为武器，去为法国报仇。“我是想报仇，哪怕我自己会死在这个病上！我也要把病毒传给他们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尽我所能，传的越多越好。”[2]（P156）“如果我想把病治好，当然，这并不困难！”[2]（P159）而埃皮旺上尉却因为大家的耻笑不去看望自己昔日的情人，这位冒死杀敌的女英雄。这时候的伊尔玛已经不能为埃皮旺带来任何价值反而遭人嘲笑，他选择远离，甚至一个吻都不愿意给这位濒临死亡的女人。二、男权视域下的他者文化
男性的世界，女性只是配角。人们总是会把主体、理性、坚强赋予男性，而把客体、感性、柔弱赋予女性。从属性、边缘化、男性世界中的他者就是对女性的分类，而这样的思想控制了人类秩序，几千年没有改变，即使有反抗多数也以失败告终。
（一）他者建构
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作家笔下“他者”所代表的意义是不同的，康拉德的他者是对西方以外的文化的建构和研究，赛义德的《东方学》是对殖民地文化的他者建构，波伏娃的《第二性》中的“他者”是指男性主宰下女性的从属地位。“女性被男性所建构，被有利于男性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所建构。男性创造了种种关于女性的神话和假定，这些神话和假定统治社会的每个方面。更可悲的是女性也内化了这些观念，把它看作对妇女的准确表达。”[4]（P140）女性的他者地位绵延至今，在有些地方男女不平等依然存在。即使是《泰利埃公馆》中的这些堕落的妓女也是男性主宰世界中的产物。
人类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在不平等下建立的，欧洲最先出现的希腊民主城邦制也仅仅是对希腊男性公民的民主，对奴隶和女性而言，没有任何权利。统治欧洲上千年的封建制，利用宗教控制国民的意识形态，等级森严、上下有序，女性的地位依然低下。
女性在男权世界中处于从属、服从、被控制、被建构的地位，而妓女“与其他处于家庭伦理结构中的女性——母亲、妻子、女儿相比， 她们是一群被社会伦理道德所放逐的人， 是一群活在社会为女性所制定的道德规范之外的人。”[5]（P47）莫泊桑的笔下就是有这样一群被放逐的人。
首先，这些妓女已经被当做商品，在消费者（男性）的眼里，她们是自己花钱买来的产物，应该产生经济效益。“他是这样一种男人，一想到他们花去的或者将要花去的钱，就变得苛刻得要命，仿佛不得到他们认为有权得到的一切，就害怕上当受骗一样。我已经说了他很贪婪，但是还没有贪婪到能忘记他的钱;他付了钱就想得到他能得到的一切。”[6]（P143）其二，有一位漂亮的情妇是他们炫耀的资本，在《二十九号病床》中，伊尔玛得梅毒的消息传遍军营之后，埃皮旺毅然决然不去探望，甚至连临死之前的最后一面都不愿意去看。在其无利用价值之后，他选择抛弃。其三，妓女是满足其欲望又可以不负责任的最好选择，《隐士》中的这位连名字都没有的隐士，“我自由自在，没有家庭，而且也打定主意不娶一个合法妻子，有时候跟这个女人过三个月，有时候跟那个女人过半年，然后又有一年没有固定的伴侣，只是去寻花问柳”[2]（P301）他的这种自由想法其实就是为了逃避家庭责任，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对女性造成的伤害，即使他在收到一封告诉他怀了他孩子的信之后，也不理不睬，导致后来悲剧的发生。
男权控制的社会秩序中，没有考虑到另外半边天，女性同样是占地球数量最多的物种之一，却没有行使自己自由的权利，她们被历史淹没了几千年，但终归会浮出地表。
（二）本体“妓女”
在男权世界中，女性都以他者的身份自居，大部分人没有选择拿起武器反抗男性的统治和建构，反而她们自己也沉迷于男性为她们所建构的这样一个世界中。只有少数人敢于不畏强暴，在建构自我的道路上勇敢前进。
“西方有学者认为，自我在主体身份构建中起着关键作用，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自我展示;二是自我概念。“前者以期从别人那里得到一个被认可的自我。而后者是内省的，是有关个体怎样看待自己的一种方式。”[3]（P164）在《菲菲小姐》中，拉歇尔首先把自己定义为女人，其次，她更把自己定义为法兰西共和国的一员。面对指挥官的一再侮辱，她选择勇敢地举起手中的水果刀向敌人刺去，这个动作是她潜意识中在向外展示。从这个意义上讲拉歇尔是一位完整的具有自我独立精神的女性，她敢于反抗，不畏强权。
“在这一种态度中，作家先入为主地将描写对象置于一种被人可怜的地位上，然后不管是否自觉，他们总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施以人道主义的同情，正像聂赫留朵夫在陪审团廊上俯视玛丝洛娃一样。这样，在表现娼妓的悲惨遭遇时，他们无法以一种平等的眼光去理解这些娼妓们作为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女人的心理、情绪和欲求”。[7]（P4）男性作家无法透彻地了解女性，大部分都施以人道主义同情。而在莫泊桑笔下，客观描述的方式使得读者能够清晰地在心中描绘出一幅真实妓女形象。但是莫泊桑的冷静客观并不是不动感情，他的批判的笔锋直指法国资产阶级，“好奇心切的读者往往察觉得出莫泊桑的客观的短篇小说里所固有的隐秘的讽刺，它也允许并清楚地理解到作者的构思。”[8]（P25）作者的隐秘的讽刺尤其体现在《羊脂球》中，通过美与丑，真诚与虚伪的强烈冲突给读者带来了震撼性感受，标榜着“法国贵族”的绅士和妻子才是真正的丑恶。
男权世界中，女性没有主体性，“通过对身体的管理，内化权利试图强加个体的意志，消除个体的主体性”[3]（P40）男性在身体上的优势使得他们能够轻而易举控制女性，女性寻找自我之路注定还要经历各种磨难，虽然女性已淹没在地表之下几千年之久，她的命运和追求终归要浮出地表，通过自我来表达。
三、主体间性追求平等
莫泊桑笔下的妓女群像涉及广阔的地区，同时包含了不同的人物性格和命运，通过这些妓女形象，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法国资产阶级的伪善、残忍，同时看到的是男权社会下女性地位的低下、人格的沦丧、尊严受到的践踏。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第一论 文 网专业代写教育教学论文和论文代写以及发表论文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妓女们到哪儿都带着她们的标签，难逃屈辱的命运。”[7]（P28）著名的哈姆雷特曾经喊出：“软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在女性失去自我，按照男性社会划定的标准定义自我、规范自我的时代，妓女是超出社会标准的一群人，她们进入到这个行业之后，想重回男性规约下的合法社会中几乎不可能。她们比正常的家庭妇女地位更低，如同老鼠般在城市中流窜。她们出卖自己的身体甚至灵魂来获得生存资料，满足男性的欲望，承受着世界百分之八十的苦难却仅仅获得百分之一的报酬，一旦年龄增长，她们的生活更是毫无保障。她们是没有自我的一群人，同时是男权社会下最大的受害者。
男权文化下的妓女群像
- 投稿杨纳
- 更新时间2016-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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