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超
摘 要：《锦绣谷之恋》与《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两部作品对于女性的爱情都作了出色的描写，并且蕴含深刻的意蕴。前者是朦胧含蓄的爱情，终被繁琐的生活埋葬；后者是飞蛾扑火似的爱恋，义无反顾。本文就两部作品中爱情男女进行对比分析，探析女性在爱情中的自我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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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女性 爱情 比较 自我认知
《锦绣谷之恋》是王安忆“三恋”中最富有诗意的的爱情，女编辑在参加庐山笔会10天里，爱上了一个男作家，短暂的爱情过后，又回到了现实烦乱的生活当中。《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奥地利作家斯台芬·茨威格的代表作品，以书信的文体格式讲述了纯情少女爱上风流作家的悲剧故事。由于两部作品的文化背景、作者性别的差异，必然导致两部作品在表现方式和表达情感上的不同。但异中有同，都是以女性为主角，以爱情为桥梁，思考男女两性的和谐与差异，从而在比较中，解读女性在爱情中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成长的过程。
一、女性的成长与认同感
成长，指长大、长成成人，泛指事物走向成熟，摆脱稚嫩的过程。简而言之，就是自身不断变得更好、更强、更成熟的一个变化过程。成长，既包括生理成长，也包括心理成长。
《锦绣谷之恋》中的女编辑，作为现代女性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中年女人，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心理成长，精神成长。繁琐的日常生活使她易怒焦躁，对丈夫发脾气，丈夫却无力与她争吵，“她看出了他的默默忍耐与小心翼翼，她为他难过，更为自己难过，为自己竟成了这幅模样又自卑又沮丧，甚至有一种改变自己形象的渴望。”[1]（P229）从中可以看出，女性渴望自身解放，是从内心深处唤发的成长意识，体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已经不再局限于把男性作为成长的参照物，不再仅仅是争取与男性平等对话的权利，而是表现在内省，甚至有超越男性主体地位的意识。
自我意识的觉醒，势必会使女性寻找一条成长的出路。在与男作家的十天庐山之恋，女编辑重新意识到了自己是个女人，重新获得了性别。“她不知道自己经历了些什么，她只觉出自己在这太阳与月亮的交换中幻化了，有一个自己在退出，另有一个自己在靠近了，她换了一个人了。她疑疑惑惑的，她无法评判新旧两个她，不知道哪一个才更真实，可她喜欢这一个新的，为他所看见的自己。旧的自己是太旧了，叫她腻味了，叫她不愿珍惜了。她以她崭新的陌生的自己，竟能体验到许多崭新的陌生的感情，或者说以她崭新的陌生的感情，而发现创造了崭新的陌生的自己。”[1]（P263）爱情，使女编辑迅速成长，一个新的自己诞生，有点陌生，但是她喜欢新的自己。女性在不断地审视自己，挖掘自己，创造自己，性别意识的觉醒，使女性站在同一个平台和男性对话。
如果说《锦绣谷之恋》中的女编辑的成长，是一种单线的心理成长，那么《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陌生女人的成长，就是生理和心理共同成长的双线结构。陌生女人的成长，始于13岁，一个懵懵懂懂的小女孩儿，爱上了25岁的作家R。陌生女人的生理成长，体现在对作家R微妙感情的变化。13岁时，对作家R充满好奇；16岁时，对作家R充满不舍之情；18岁，决心献身于作家R。这种感情的微妙变化，来源于生理的成长。陌生女人已经不再是一个好奇的小女孩儿，而是作为男性的另一半，作为一个独立的女性形象，站在男性面前，渴求男女爱情平等的权利，希望从男性身上获得应有的关爱。
陌生女人的生理成长，同时也伴随着她心灵的成熟。作家R的到来，改变了陌生女人的生活方式，“你使我整个生活变了样。我原来在学校里学习一直平平常常，不好不坏，现在突然一跃而成为全班第一，我如饥似渴地念了好些书，常常念到深夜，因为我知道，你喜欢书；我突然以一种近乎倔强的毅力练起钢琴来了，使我母亲不胜惊讶，因为我想，你是热爱音乐的。我把我的衣服刷了又刷，缝了又缝，就是为了在你面前显得干干净净，讨人喜欢。”[2]（P305）陌生女人这种行为的改变，正是男性作为外在媒介，对女性的一种无形的影响，使女性在不由自主中慢慢提升自己。心理成长，更多地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以一种显性存在的方式，促进女性成长，使女性从精神上获得升华。文本中，陌生女人怀了作家R的孩子，即将临盆，恶劣的医院环境、冷漠的人际关系，让她经历了一场痛苦的生育过程。孩子的降生，使她的角色开始转换，由于母性力量的驱使，她必须更坚韧，更独立。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女性作为边缘人物，其成长更是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但是在这一成长过程中，女性表现出比男性更超越的人性光辉。
认同感，是指人对自我及周围环境有用或有价值的判断和评估，包括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
女性在父权文化为中心的社会，除了解构男性霸权话语的独裁，急需建构一个可以和男性平等对话的空间。由于女性处于边缘地位，这就注定女性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外界的认可和自我的认同，从而作为一支独立的群体，从边缘走向中心，与男性共同构建和谐的两性社会。
《锦绣谷之恋》中的女编辑，与男作家的短暂相恋中，重新获得了性别，发现了新的自己，文本中说：“由于有一双目光的注视，她又是加倍地紧张，唯恐有一个闪失而露了丑，她自己也不曾意识地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在他心目中形象。”[1]（P259）因为有男作家的“监督”，女编辑维持着自己的美好形象，一旦缺失了外在监督，那么“她焦灼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她怎么找不着他了，没有了他，她便失了管束与监督，她简直有点自暴自弃了。”[1]（P306）由此可见，女性的成长更多地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女性自身存在价值与否关键在于男性的认同，这是父权社会对女性精神的压抑，从而造成女性自我认同的缺失。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陌生女人，和女编辑一样，无法避免来自男性社会的认同。雨果说过：“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陌生女人在生下她与作家R的孩子之后，没有金钱，没有社会地位，没有身份背景，作为母亲，为了孩子，不得不向社会低头，成为别人的情妇。女性的尊严再一次被男性摧毁，因为生存是最基本的人权，女性经济无法独立，只能被动地出卖自己，从而获得生存的权力。对于女性来说，社会的认同显然超越了自我认同，甚至消解了女性自我认同的能力，这是男女两性不平等现实造成的畸形隐患。
二、男性角色的在场与缺席
由于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差异，男性处于支配地位，女性处于从属地位，从而使女性作为客体，依附于主体地位的男性。爱情和婚姻是男女两性共同经营的事情，男性作为主体抢占了女性的优先话语权，女性则成为是被动的接受者。男性可以很容易地从感情中抽离，转向其他视角，而女性则很难从中抽离，或者需要很长时间去消解已经内化了的一段感情。无论男性是在场还是缺席，无不影响着女性身心成长。
《锦绣谷之恋》中的女编辑，面对的是两个男人：一个是与自己生活多年的丈夫，一个是相恋十天的男作家。丈夫长时间与自己生活在一起，却被设定为在场的缺席者，即丈夫在生活的现场，却在女编辑心灵里缺席。不论是去庐山笔会之前，还是与男作家邂逅相恋，这种隐秘的心理状态从未消退。丈夫却从未觉察到自己的尴尬地位，女编辑在向丈夫发脾气时，“他已经是身经百战、百折不挠了，他早已被她聒噪得麻木了，他不得不麻木，他必得封起自己的眼、耳，一切器官，将自己好好地保护起来，以迎接下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坚韧不拔地慢慢地度着这平凡的伟大的岁月。”[1]（P230）由此可见，丈夫的隐忍，并不能使女编辑获得精神的安慰，相反，只会让她更加痛苦和无助。从这一方面来说，男性在女性的成长过程中，呈现一种消极的、颓废的情绪，会对女性造成更深层次的伤害。女性在此时，只能让其缺席在心灵之外。正如安妮宝贝所说：“好的男人，能够帮助一个女人提升自己。带她摸索灵魂的另一个层面，替她打开一扇门，看到别处的天地，她因此而更喜欢那个新的被发掘的自己。被一双聪慧的手雕琢，有了高贵的线条，她获得了改造。”[3]很显然，丈夫并没有也不愿意创造出一个新的妻子。女编辑作为现代女性知识分子，她更渴望一种新的成长，不愿固守旧的自己，“因她是尤其的聪慧，极善领会又极富情感，不甘寂寞又不甘平凡。”[1]（P254）男作家，代表着男性积极向上的一面，作为女性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适时地出现，从而使女编辑发现了新的自己，由于社会道德的约束，男作家是婚姻之外的第三者，是不被社会承认的个体，所以无法出现在社会层面。但是女编辑需要外在的监督力量，所以使男作家隐形于现实社会，却存在于心理世界。这种微妙的三角恋爱关系，从表面上看，是女性拥有操控全局的领导权，男性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但实则相反，男性始终是社会的中心，女性不得不围绕男性轴心转动，甚至放弃新的自己，求取社会的认同。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提到了三个男性：陌生女人的父亲、作家R、陌生女人和作家R的儿子。这三个男人使陌生女人的角色开始转换，从女儿到女人再到母亲。文本中写到陌生女人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也就是说男性作为父亲的角色缺席陌生女人的成长过程。也正是由于父亲角色的空缺，导致陌生女人对父爱的陌生与向往。13岁时，作家R的出现填补了这个空缺，陌生女人从最初的崇拜到爱慕的转变，也是作家R身份的变化趋势：由父亲的代替者转向爱人。R作为父亲的形象并没有给予陌生女人太多的关怀，当一种朦胧的恋父情结转向切实的男女之情时，人物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作家R作为爱人的形象出席，使陌生女人感受到男女两性之爱，这是第一次成长，身性成长，从少女变成女人。当R缺席陌生女人的生活，女人心中的爱人角色空缺，此时，儿子作为爱人的代替者出现，空缺被填补，使陌生女人感受到母子之爱，这是第二次成长，母性成长。陌生女人角色的转换，正是印证了西蒙·波伏娃的话：“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变成的”。陌生女人由于从小生活在一个父权缺失的家庭中，导致她对父爱的渴望、对男性的依附更重，一旦男性角色缺席，少了依附体，便选择死亡。男性角色在其短暂一生中，出现又消失，对其成长造成很大波动，使其性格中，既有坚韧隐忍的积极一面，同时也存在消极否定的因素。
三、女性自我认知的缺失
古希腊德尔斐神庙上镌刻着一句古老的格言：认识你自己。作为女性而言，认识自己尤为重要。正如盛英所言：“女性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确立自己的地位，获得尊严和平等，要谋求事业的发展，实现其社会价值，既不能靠天赐，也不能指望别人给予，不仅必须靠自己奋斗来实现，还必须靠自我批判、自我整合来激励。只有首先认识你自己，尤其认识自己的弱点和局限，方能真正做到以行动求平等，以作为求地位，以奉献求发展……”[4]只有清楚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发现不足，并能够有能力和勇气去改变自己，才能够创立一个新的自己。
毫无疑问，《锦绣谷之恋》与《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两个女人，承载了女性身上的美好特质：美丽、善良、坚韧、执着等等，同时也存在所有女性的弱点与局限，比如感性颇多造成的理性不足，依附男性从而不够独立等等这种理性缺失与独立缺失，同样也是女性的一种特质。女编辑无法从庐山之恋中迅速抽离，过于感性地等待男作家的来信，想象男作家也同自己一样深刻地爱着对方，然而事实证明，男作家比女编辑更趋于理性，他没有给她写信。一旦男作家消失在女编辑的生活中，女编辑的自我成长就失去动力，独立的自我成长意识再度消失。同样的，陌生女人作为作家R的享乐工具，并没有给予陌生女人真挚的爱情，而陌生女人则缺乏理性地等待与默默付出，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陌生女人“我爱你，与你无关”的勇气，实则是一种缺乏理智的表现。在父权社会的压制下，女人没有经济来源，势必要依附男人。没有求得生存的权力，何来独立意识？
那么，造成女性理性缺失与独立缺失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是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压抑以及塑造的结果。男性作为社会的主体，拥有至高无上的话语权与决定权，男性把女性塑造成温柔化的形象，并形成规则，一旦女性逾越了禁锢之链，必然会受到谴责和压迫。同时，女性处于生活的底层，社会并没有给予她们经济独立的地位，从而导致女性在社会中的失语与无奈。在整个社会的历史过程中，女人被降低成了男人的对象，被铸造成了男人的另一性，即第二性。她被男性塑造，性情温和；又被拒绝给予，丧失独立。另一方面，女性自我认知的缺失，也有其自身的原因。“妇女长期在父权文化的熏陶下，逐渐将这种强制的东西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取向，社会因此只存在一种价值标准，这便是男性价值标准。伍尔夫将这种完全把男性标准内化为自身要求的妇女称作‘房间里的天使’。”[5]这些“天使”自觉接受男性强加于她的低人一等的观念，形成一种阻碍自身创造力也阻止其他妇女进行创造的“反面本能”。也就是说，女性在男性长期的“囚禁意识”之下，拒绝接受，甚至失去了和男人一样成为具有自主选择和自我设计能力的主体权利。女性开始逃避这种主体意识的建构，从而丧失了作为独立个体的权利。
《锦绣谷之恋》与《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都是以女性为主角的爱情小说，所不同的是，一个是女作家所写，一个是男作家所写。作者性别不同必然导致作品风格和表现手法的差异。王安忆以女性作家的笔触，深入挖掘女性成长过程中的焦灼与茫然，旨在为女性反抗父权文化，争取女性独立寻找一条正确的道路，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斯台芬·茨威格虽然是男作家，但他以罕见的温存和同情刻画了女人情感的痛苦经历，体现了一种具有人道主义和博爱思想的男性关怀，并且昭示了女性优于男性的人性光辉。两位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和探索女性生存和成长问题，女性将情感视为生命，以超越一切的勇气去追求生命最真实的色彩，证明着人性本源。同时，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努力自我成长，颠覆男权独占历史的主体意识，张扬女性的主体意识，实现自我价值。
注释：
[1]王安忆：《三恋》，重庆出版社，2012年版。
[2]斯台芬·茨威格著，张玉书译：《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
[3]安妮宝贝：《清醒纪》，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盛英：《中国女性文学新探》，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5]西慧玲：《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何超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4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