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霞
摘 要：竹内好作为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人，在其作品《鲁迅》中对《藤野先生》里鲁迅思想的形成做了详细的分析，表示鲁迅离开仙台的动机不只是幻灯事件；幻灯事件和弃医从文并没有直接关系。他认为将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这些都拨净了以后，才有鲁迅文学。这引起了很多鲁迅研究者的探讨。大多学者以竹内好的作品《鲁迅》为中心对竹内好进行解读和思想分析。笔者在把握竹内好对鲁迅的理解的基础上，主要以竹内好《藤野先生》的翻译文本为中心进行探讨和分析，旨在了解竹内好的翻译是怎样具体表现其对鲁迅的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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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竹内好 《藤野先生》 幻灯事件 翻译
引言
《藤野先生》在1963年载入了日本的高中国语现代文课本。日本学生读的鲁迅作品都是竹内好的翻译作品，可以说，作为译者的竹内好是将其自己对鲁迅的理解反映在了翻译的文本里。
竹内好在其著作《鲁迅》中对《藤野先生》中的幻灯事件和找茬事件做了自己的理解和分析。他指出，鲁迅当时并不是抱着要靠文学来拯救同胞的精神贫困这种冠冕堂皇的愿望离开仙台的，恐怕是咀嚼着屈辱离开仙台的。他认为鲁迅当时还没有那种心情上的余裕，可以从容地去想弃医从文这样的事。竹内好判断，幻灯事件和立志从文没有直接联系。[1]
因此，围绕竹内好对于《藤野先生》这样的理解，鲁迅研究者们进行了褒贬不一的探讨。他们主要是从两方面展开讨论：第一，赞成或是中立，反观竹内好对于《藤野先生》中的鲁迅的解读[2]，认为其还原了鲁迅的文学性；第二，认为竹内好的这种解释是一种误解[3]，主要围绕竹内好的著作《鲁迅》进行其思想形成的解释，并将其对于《藤野先生》的这种解释看作是竹内好自己思想体系中的一个环节。而笔者主要以《藤野先生》的翻译文本为中心，结合其著作《鲁迅》，从《藤野先生》的翻译上把握竹内好对鲁迅和幻灯事件的理解。
一、竹内好对鲁迅和幻灯事件的理解
在竹内好的著作《鲁迅》里有以下论述：
对于中国文学，我是个旁观者。（略）我只想从鲁迅那里抽取出我自己的教训。对我来说，鲁迅是一个强烈的生活者，是一个彻底到骨髓的文学者。（《关于传记的疑问》）
他的从医学转向文学，通过《藤野先生》等文章是知道的（这也是个被传说化了的例子）。（同上）
鲁迅在仙台医专看日俄战争的幻灯，立志于文学的事，是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这是他的传记被传说化了的一例，我对其真实性抱有怀疑，以为这种事恐怕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件事在他的文学自觉上留下了某种投影却是无可怀疑的。（《思想的形成》）
幻灯事件本身，并不是单纯性质的东西，并不像在《<呐喊>自序》里所写的那样，只是走向文学的“契机”。这里的问题是，幻灯事件和此前找茬事件的关联以及两方相通之处。他在幻灯的画面里不仅看到了同胞的惨状，也从这种惨状中看到了他自己。（略）他并不是抱着要靠文学来拯救同胞的精神贫困这种冠冕堂皇的愿望离开仙台的。我想，他恐怕是咀嚼着屈辱离开仙台的。（同上）
以上是竹内好在《鲁迅》里的几个小篇章里提到的对鲁迅和幻灯事件等的理解。从中可以看出，首先，竹内好是要在鲁迅的身上寻找自己的“教训”。他认为鲁迅是一个生活者、文学者且并不把鲁迅看作是功利主义。虽然认为鲁迅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但这些都是其次。这些并不足以支撑鲁迅的文学。所以要首先抛开这些，还原鲁迅生活者、文学者的身份。因为抱着这样的观点，他在谈及《藤野先生》时，认为幻灯事件和弃医从文并没有直接关系，认为幻灯事件带给鲁迅的是和找茬事件相同的屈辱感。而且正是鲁迅自身的屈辱，鲁迅怜悯的不是同胞而是不能不怜悯同胞的自己。这是一种屈辱又是一种无奈。而这种自觉才使鲁迅成为了文学者、生活者，没有了这些根底上的东西，也就没有了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鲁迅。
竹内好对鲁迅的这些理解是：他带着屈辱离开得仙台，而这种屈辱感或是怜悯又是对不得不怜悯同胞的自己。生活者、文学者鲁迅的这种屈辱感、无奈感，又是怎样体现在竹内好翻译的《藤野先生》的文本中的？笔者主要从其翻译风格和主要事件的翻译来分析。
二、竹内好翻译《藤野先生》的风格
（一）直译的翻译策略
从《藤野先生》的译文整体来看，竹内好采用的是直译或是表面上的异化的翻译策略。下面从译文的用词和句式来看。
1.用词的直译：
从以上竹内好的译文可以看出，在用词上也是尽量按照原文来直译。如上文中的“芋梗汤”在“石九鼎汉诗馆”的译本里译为：“芋ずる入りの味噌汁”。这种译法更符合日本人的认知和习惯。但竹内好为了接近原文采用了直译的方法。
2.句式相同：
从译文和原文的对照中，可以看出描写在东京看到的那些清国留学生们的滑稽像和描写初次见到藤野先生的第一印象时，在句式上竹内好的译文是按照原文采用小而短的句式，基本一一对应。在最后怀念藤野先生时的感叹，译文的句式也是同原文相同。
（二）意译的翻译策略
不管从用词还是句式上看，竹内好的译文的整体风格都可以看作是直译或者是表面上的异化。但是，细读译文和原文，会发现译文中其实有很多细节并不只是竹内好的直译而是在深入了解原文的意思和作者后采用了意译的方法进行处理的。
1.用词的不同：
从翻译来看，竹内好采用的是能让日本人能理解的词汇来代替了原文。比如，漢典里的胶菜（膠菜）是指：山东出产的白菜。胶，古胶州，今山东省胶州市，以产白菜著名。而竹内好翻译的「山東菜」的解释是：日本山东大白菜。十字花科叶菜类植物。明治初期由中国引入日本。（略）爱知县特产。（《日汉大辞典》 上海译文出版社 讲谈社）在这里，竹内好的翻译就会让读者首先反应是日本的“山东菜”而非中国的“胶菜”。对此，“石九鼎汉诗馆”的译文是“膠菜”。
另外，“还可以坐坐”“状况也无聊”并非真的指的是具体的“坐”和“无聊”，而是像竹内好翻译的一样，表示“不会那么糟糕”和“并不令人满意”。这些都需要译者在充分理解作者的心情和境遇的情况下才能准确把握的。
2.数量词的统一：
3.副词的添加：
此处，原文只是用了一个“但”字，表示转折。而竹内好在翻译时用“あいにく”（不凑巧地）这个表示心情的副词，一种失落、扫兴的情绪包含了在里面。可以看出竹内好是把自己放在了鲁迅所处的当时当地，带着自己理解的感情进行翻译的。
4.时态的不同：
原文是一篇回忆性散文，全文应该用过去式来叙述。但是从译文可以看出，竹内好在翻译鲁迅遇到的实际事件时，用的是过去时；当表示鲁迅当时的心理反应时用的是现在时，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感。语气也更强烈，更有共鸣。从而表明竹内好在翻译时身临其境的感受。
三、《藤野先生》中主要事件的翻译分析
（一）找茬事件的翻译
首先，这里的“すぐに”表示“马上、很快”的意思。而原文中作者并未表示这样急切的心情。另外，结尾的“ケリがついた”表示“事情结束了，有了着落了”的意思。这在原文也并没出现。这表明译者竹内好在翻译时是将自己融入了当时当地的鲁迅，去体验当时鲁迅被找茬时受辱的心情。想尽快让事实澄清，等事情结束时才会发出“事情有着落了”这样的感叹。前后是相互照应的。从这里的翻译不难看出，竹内好认定和理解的鲁迅此时此地在找茬事件中受辱的心情和想尽快澄清事实的急切心理。
另外，将他对“中国是弱国”这段翻译，和“石九鼎汉诗馆”的译文对照可以看出，在句式上，竹内好采用的是短句：“～である。～である。”结尾，没有用过多的连词。这样的语气显得强烈而有力，这是鲁迅当时的深切体会和感受，一种强烈的无奈和有力的斥责包含在了这短句里。承接上文，是鲁迅写完找茬事件后发出的一种无奈的感叹。竹内好用短句强烈地想表示的无非也是他理解的当时鲁迅的那种无奈中的斥责和反省。作为弱国民族的一员，找茬事件带来的是沉痛的打击和个人的、民族的屈辱感，只能以这种强烈又无奈的语气表示感叹、反省和斥责。
（二）幻灯事件的翻译
译文：ところが、 ひよつこり、中国人がそのなかにまじつて現われた。（略）取囲んで見 物している群集も中国人であり、教室のなかには、まだひとり、私もいた。
（略）その後、中国へ帰つてからも、犯人の銃殺 をのんきに見物している人々を見たが、彼らはきまつて、酒に酔つたように喝采する──ああ、もはや言うべき言葉はない。だが、このとき、この場所におい て、私の考えは変つたのだ。
“石九鼎汉诗馆”的译文：
（略）こういった喚声は一枚ごとにあがるのであったが、しかし私にとっても、犯人が銃殺されるのを暇つぶしに見物する人々を見かけたが、彼等も酒に酔いしれたように喝采するではないか。ーーああ、如何ともし難い！しかし、その時、其処で、わたしの考えは変わったのだ。
原文：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略）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略）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首先，在翻译幻灯事件中，竹内好翻译用了两个“も”[6]。
在原文中，从上文“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开始，鲁迅的羞耻感、愤慨感油然而生。接着而来的就是“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一种无奈、沮丧之意，无以言表。最后，“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我”也是中国人，“我”也正在“围着看”，这种无言以对的悲痛和屈辱是生活者鲁迅最真实的感受，只能用讥讽或自嘲来与这份屈辱对抗。这就是竹内好理解的当时鲁迅的心情。因此，两个“も”既表示了鲁迅在说自己是中国人，自己怀着这份屈辱在进行着无奈和沮丧的对抗，又在强调着“我”对同胞、对自己的怜悯，强调着“我”在感受到这份屈辱后还得默默承受这份双重的怜悯。另外，这种强调的语气还能从当时鲁迅所处的环境得以体现。经历了找茬事件的屈辱又来了幻灯事件的刺激，这些事件都和藤野先生的超民族超国家的“伟大”进行着对比。藤野先生对“我”寄予厚望，小之是为中国，大之是为学术。而“我”所受到的屈辱既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这“不安”和双重的“屈辱”正式这里的两个“も”才能体现。
其次，译文中“ああ、もはや言うべき言葉はない”，直译为“啊~，直到如今已经没有言语了。”这是表示一种悲痛和绝望的哀鸣和叹息。似乎日文的翻译比原文的语气更加强烈。而这正是竹内好理解的当时鲁迅的心情，让自己接近作者在进行着翻译，用自己理解的鲁迅在进行翻译。
最后，译文里用的是“このとき、この場所”，直译是“这时这地”。原文是“那时那地”。“石九鼎汉诗馆”译文是“その時、其処”。从翻译和原文对比来看，似乎是“石九鼎汉诗馆”的译文更符合原文，应该翻译成“その”才合理。但是，这正说明了竹内好是在鲁迅中寻找自己的“教训”，是把自己置换成鲁迅在当时当地体验着那些沮丧、无奈，感受着那份屈辱的心情在进行着翻译。
关于“この”和“その”的上下文语境意义可作以下解释：
“この”是指：在小说和个人体验中，叙述者的视点可以自由接近出场人物；和上文文脉的话题关联性高。“その”主要是承接上文，表示上下文脉连续的作用。[7]
综上，关于“この”和“ その”的解释可以看出，竹内好把原文的“那时那地”翻译为“このとき、この場所”，从语言学上讲，是放在上下文语境中考虑，作为指示词的一种用法。另外，从翻译的角度，竹内好用表示现在时点、事情以及与原文话题关系紧密的“这”，能够将译者的观点和立场同鲁迅、同读者拉近。或者说为了营造一种临场感，把自己当作鲁迅，去感受“此时此刻”的心情和感触。同时，也可以激起读者的共鸣，让读者去感受作者当时当地的无奈、沮丧和屈辱的情感。
这无疑表明竹内好立足于他个人的阅读，进入鲁迅作品和思想的深处，用感性、知性和理性的方法发掘着当时当地鲁迅作为中国人，作为他自己的切身感受。这样或许才能与作者合而为一，把自己对鲁迅的理解贯穿于翻译。
从《译介学》中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观点来看，文学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但是，这仅仅是理论上而言，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其实创造性与叛逆性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的，它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8]竹内好的翻译正好体现了这种创造性叛逆的过程。但是，竹内好在翻译中表现出来的“叛逆性”似乎也是为了能接近和再现原作：为了能够真正进入鲁迅写《藤野先生》时的时代环境，能够真正体会《藤野先生》中鲁迅的心情和感受。所以，竹内好翻译的“叛逆性”其实是想接近和再现原作中鲁迅的心情和感受，可以说是“创造性”的延伸。
总结
竹内好在《藤野先生》的翻译过程中，采用直译或是表面上的异化的翻译策略，具体体现在用词（名词，数量词，副词等）和句式方面。不管竹内好是采用直译还是意译的方式，都是为了接近原文，走进当时鲁迅的内心。所以，竹内好的翻译是“叛逆性”和“创造性”一体的，是想接近和再现原作中鲁迅的心情和感受，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对这种感受的理解。
另外，在重要的找茬事件和幻灯片事件翻译中，对具体细节（“も”，“この”等）的把握是其翻译“叛逆性”的体现。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竹内好是立足个人阅读，进入鲁迅思想情感的深处，感受当时当地鲁迅的心情，探讨鲁迅之为鲁迅的那些元素，从而发掘鲁迅文学价值。在其对《藤野先生》的翻译中体现的是竹内好感性、知性、理性并用的方法。直译意译或是异化归化的综合运用，也是他用心去感悟和体会，走进当时鲁迅的内心，身临其境地进行翻译的体现。
综上，竹内好感受到的生活者、文学者鲁迅的这种屈辱感、无奈感，存在于他对鲁迅的理解和思想的解读中。然而，通过本文的分析，这份感受是通过其具体的译作《藤野先生》真实地体现出来的。
注释：
[1]高远东从鲁迅的自述和竹内好对鲁迅的解读两方面出发，综合当时鲁迅在仙台时的时代背景，指出竹内好的鲁迅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远离鲁迅的历史性存在为特征，以放弃对鲁迅的“实体性”理解为代价的。表示竹内好的“仙台经验”与“弃医从文”的解读是曲解了鲁迅文学。（《“仙台经验”与“弃医从文”—对竹内好曲解鲁迅文学发生原因的一点分析》，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 潘世圣围绕竹内好读解的“传说化”和日本教科书中的“小说化”和“虚构”说，考察了中日对《藤野先生》阅读阐释的结构形态和差异由来。（《事实·虚构·叙述——<藤野先生>阅读与日本的文化观念》，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
[2]本文中采用的译文均来自：竹内好译.藤野先生.以下同。
http：//www.japanpen.or.jp/ebungeikan/guest/pdf/rozin.pdf#search=´%E8%97%A4%E9%87%8E%E5%85%88%E7%94%9F´
比较译文来自：石九鼎の漢詩舘http：//www.ccv.ne.jp/home/tohou/tohohu5.htm
[3]本文中采用的原文均来自：鲁迅：《朝花夕拾》，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以下同。
[4]谢天振：《译介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2页。
[5]竹内好著，孙歌编，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7页。
[6]“も”在日语里表示的意思有：a.在同样的事物中举出一个，类推出其他；b.表示并列；c.表示强调；d.表示加强语气；e.表示含蓄、暗示的语气。（讲谈社：《日汉大辞典》，上海译文出版社。）
[7]三枝令子：《文脈指示の「コ」と「ソ」の使い分け》，一橋大学留学センター紀要創刊号，1998年，第1期，第53-66页。
「この」：今述べている時点、ことがらを指す。先行の叙述をまとめる働きをする。
「その」：「その」が先行の語句を受け、「その」に続く名詞でぞの属性等を取り立てる代行指示の働きをする。
金水·田窪：《金水敏·田窪行則.談話管理理論から見た日本語の指示詞.認知科学の発展》，講談社サイエンティフィック，1990年，第3卷。
「解説のコ」は、発話の現場に見えない黒板が導入され、話し手が見えない指さしを行っ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
「視点遊離のコ」は、小説や体験談など、時間の経過とともに出来事が推移されることなく、話し手の視点を自由に話中の登場人物に近付けることができる。
庵功雄：《（テキスト的意味の付与について―文脈指示における「この」と「その」の使い分けを中心に―》，大阪大学日本学報，1995年版，第14期，第79-92页。は、文脈指示に「結束性」という概念を導入し、文連続全体でテキストを構成することから説明する。
先行詞のテキストのトピックとの関連性が高い時、「この」用いる。
テキスト的意味の付与があるとき、「その」を用いる。
[8]张景兰以竹内好的著作《鲁迅》中分析的“幻灯事件”和“找茬事件”为主探讨了竹内好的解读一方面揭示了被人们所普遍忽略、也为鲁迅本人所未明确交代的内容，另一方面也不与既有的资料相冲突。指出幻灯事件中存在着两种屈辱的体验，但我们却跳过被竹内好理解的个人屈辱这一关键之点，直奔民族屈辱这样的“大叙述”是需要我们反思的。（《“幻灯事件”与“找茬事件”—竹内好的别样解读》，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6年。） 刘堃，主要集中于竹内好的著作《鲁迅》，结合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孙歌等人的专著，探讨了竹内好关于“文学者”鲁迅的解读。指出，竹内好选择鲁迅并以鲁迅为途径提出了日本在近代历史语境中的现实政治问题与思想问题，从而为世界思想界贡献了在自我否定过程中使他者与自我真正关系的思想程序。（《“文学者”鲁迅—竹内好的两读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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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薛毅，孙晓忠编.鲁迅与竹内好[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2]竹内好.新编鲁迅杂记[M].东京：劲草书房，1976.
（刘小霞 北京师范大学 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