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彦凤
摘 要：张长弓的《青春》是一部日记体文革小说，其文本特征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政治烙印，是特殊时代社会生活和群体思想的生动写照和投射，也是人们从侧面窥见特殊时代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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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文革小说 崇拜意识 意识形态化 雄化 隐匿
张长弓文革知青小说《青春》采用日记体形式，以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讲述了文革期间一群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的知青们怀着远大理想，奔赴北部边疆屯垦戍边的故事，塑造了陶亚、贺苗苗等英雄形象。众所周知，日记是最具私人化的个人情感空间，一些小说作家为了达到故事情节和人物情感的真实性效果，采用日记体形式，让主人公尽情流露自己自然而隐秘的真实心理、情感及对生活的感悟，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人称限制叙事视角可以增加作品的自传色彩，也有助于作家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活动做细致、深刻、复杂地多层面刻画。因此，把作为个人私密情感空间的日记作为小说形式是作家呈现小说人物特别是主人公自然、隐秘、丰富情感心理的一种巧妙选择，能达到故事情节和人物情感的真实性效果。但是，我们从《青春》这部小说中的日记里看到的不是主人公细腻的私密化的个人感情和心理描写，而是第一人称的“我”，一个叫贺苗苗的女孩，讲述自己和她的战友们的英雄故事。主人公完全藏匿作为青春期女性的个人感受，纯粹以英雄的崇高姿态歌颂为革命献青春的知识青年。
一、非理性崇拜意识
《青春》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浓厚的非理性崇拜意识，体现了文本创作时典型的狂热时代特征。其直接的体现就是将伟人语录、经典话语以醒目的黑体字镶嵌在故事文本中。小说中的英雄人物时时把它们作为自己思想行动的指南和教育他人的材料。小说扉页题有著名语录：“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显然不是一种简单装饰，而是小说故事情节设置的依据和纲目。无疑，此时的小说文本已将具有艺术审美性质的文学沦为政治的附庸，成为时代的传声筒。语录的镶嵌不仅有宣传和警世作用，还能给文本中具有满怀激情理想的知青们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成为他们强大的精神动力源泉和精神支柱。小说“书序”部分，女主人公贺苗苗下水破冰时，船上的人们一起喊着语录为她鼓励加油：“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苗苗在修渠的鏖战中疲惫不堪时，想起语录，就浑身充满了力量，眼前的一切都仿佛变了样，反而认为自己的困倦疲累不过是一种假象，只能吓唬那些意志薄弱的人。在这里，女主人公的精神思想充满了非理性错觉，“假作真时真亦假”，真相成为幻觉，假象蒙蔽真实。更加夸张的劳动场面是：众人一边劳动一边充满激情地朗诵语录，这样的场景在当今人们看来充满了怪诞和荒诞意味。对领袖和语录的非理性崇拜导致的是盲目的政治激情和狂热，失去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怀疑反思精神和自我判断。当人失掉自己的理性思考而成为他人思想的接收器时也是人的异化的开端，人就成为了非人。
小说此外用现实中的日常生活事例阐释语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具有生硬的教条主义倾向，同样是荒诞不经的。当贺苗苗和彩虹为解决猪饲料问题而束手无策时，一则关于养猪工作的指示材料如佛教禅语一般一语点醒梦中人，令其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指示是：“猪的饲料是容易解决的，某些青草，某些树叶，番薯藤叶和番薯都是饲料，不一定要精料，尤其不一定要用很多的精料。”这句指示使两人心明眼亮，开启了她们的创新思维，经过多次试验，终于试验成功了芦苇发酵饲料。苗苗把这次试验成功归于指示思想的战无不胜，验证“人类总是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真理性，隐匿了自身对实践的认知和感受。文本还毫不隐晦地表达这种对领袖的非理性崇拜感情，“……见到了您的光辉形象，阳光永在心窝照耀，春风永在心田飘荡；我们的一生一世，无论遇见了什么样的困难、艰险，一想到您，就会以一往无前的勇气、无坚不摧的精神冲上去！冲上去！眼睛一眨也不眨！”知识青年献给偶像最宝贵的“贡品”是青春、生命和鲜血，很显然，这种对领袖的狂热崇拜是一种近乎宗教式的情感，与西方基督教徒对耶稣基督的虔诚和狂热有着近似之处。
二、意识形态化的日常生活
这部小说的人物形象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表现无不充满特定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阶级斗争成为小说人物日常生活中都除了与大自然作斗争之外的另一重大日常政治主题。在其规约下，无论是男女知青们还是蒙古族老奶奶在日常生活中操着政治色彩浓厚的文革词汇、语汇。小说有这样的故事情节：苗苗一行人到黄花塔拉生产大队搞社会调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场小小的座谈会就充满了激烈的阶级斗争较量。反面人物潘彬安排自己的亲信道布钦，向知青们讲述了海宝村变成盐碱滩的历史时故意扭曲历史事实。幸亏有支书纳明夫的母亲冬桂玛老奶奶和孙女红格尔及时赶来揭穿了道布钦的谎言，道出海宝村悲惨的遭遇和盐碱滩来历的真相，使知青们了解草原上血淋林的阶级压迫、阶级斗争的事实。小说还有展开进行“忆民族苦、阶级恨”的思想教育情节，鼓舞教育人们要牢记劳苦大众与剥削阶级的血海深仇。可见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话语对人物形象日常行为的“规训”，在这种“规训”下，正面人物形象的政治思想觉悟是统一的。
如果有人在日常生活中有不合时宜的行为就会成为拯救和教育改造的对象。小说在塑造主要正面英雄形象时也有相应的落后人物加以陪衬，其中的女知青彩虹就是小说塑造的落后典型。这是一个心灵手巧，富有艺术天赋和气质的女孩，她的言行举动显得与意识形态化的日常政治要求格格不入。鲤鱼海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险恶环境使这位有着歌唱梦想的女孩思想产生动摇。在被分配担任饲养员工作时，她又产生抵触情绪。除夕之夜，在文艺晚会排练时她拒绝参加排练。意识形态显然是不容许这种落后思想存在的，很有必要对这种思想进行适时的教育和改造。在“延安窑洞”里，彩虹剪了一只美丽逼真的画眉装点营房，因不符合当时的政治审美标准，被看作是有闲阶级的玩意儿。结果，用“延安宝塔”“延安枣园”等许多具有政治象征意味的照片代替。指导员教育她“……这不是一般的问题。我们战士爱好什么，欣赏什么样的画，什么样的情调，是灵魂深处的东西，是感情问题，觉悟问题。”最后的结果自然是艺术的审美趣味让位给了政治的审美趣味。
三、“雄化”的女知青形象
女知青形象的雄化是小说文本的第三个特征。这部小说中大部分人物都是女知青，而从她们的语言、思想、行动来看，这些单纯而充满了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少女仅仅成为了生理意义上的女性，呈现出的却是社会意义上的男性化形象，模糊了性别。在充满政治理想和激情的年代，女性本来应有的自然的一面被隐匿了，丧失了其本身的温顺和阴柔之美，从语言到思想、行动表现出来的是男性化特征。小说第一人称的女知青贺苗苗表达对领袖的崇拜热爱，字里行间充满了男子式的豪迈之情，“胸有一轮红太阳，万里海程不迷航”。苗苗和她的小姐妹照相时的姿态也颇富于时代特征和雄性色彩：进军的队形，昂首，挺胸，迈步，甩手，向着前方挺进。女性知青形象的“雄化”倾向还体现在她们的男式性格和语言上，金大响名如其人，性格豪爽坦率、嫉恶如仇，田平平的语言是：“同志们！喏，请把双手伸出来！干革命靠什么？靠这个。别说咱还有一双手啦，就是用牙啃也保证把盐碱滩开出来！”女指导员陶亚颇具有政治家高瞻远瞩的眼光和战略家的气魄与胆识。她时时刻刻关注着战士们的思想动向，站在阶级斗争高度来分析问题，她的形象更像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而非阴柔温雅的女子，“……征服盐碱滩的意义，不在于这件事的本身，更深一层看，那就是：在三大革命的熔炉中，冶炼一代青年……”作为小说第一人称叙事者“我”——贺苗苗的语言则更有代表性：“革命战士要具有进攻的性格。只要心脏不停止跳动，就不能停止冲锋！要把艰难困苦当作帝反修来打，我们要象一把尖刀刺进敌人的心脏！”即使是参加普通的劳动，她也看作是与阶级敌人搏斗的战场，其语言明显具有暴力倾向，“……咱要上好刺刀，拿出死打硬拼的劲头来，实打实凿地来一场白刃战……”她因此获得了“尖刀”称号。女知青中唯一的一个表现出女性天性的是思想上有个人主义倾向的少女彩虹。她有艺术天赋，能歌善舞，不愿一辈子当猪倌，总梦想自己成为一名歌唱家。她正当的理想在那个高度政治化的情景中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她被认为是落后、自私的典型。正是彩虹的思想落后，才给知青们的“阶级敌人”以可乘之机，企图拉拢彩虹脱离军垦部队，到大城市的剧团一展自己美丽的歌喉。但是，彩虹经过贺苗苗和战友们的一番曲折的教育改造和引领拯救，终于幡然醒悟，在思想上彻底转变，跟上了时代步伐。她的“我烧火，火烧我。烧掉旧意识，建立新生活。私心杂念越少，革命干劲越多！”这正是其思想转折的标志。“火”烧掉的不仅是彩虹浪漫的小资情调和梦想，烧掉的也是她作为青春期少女所应有文雅的女性气质，取而代之的是男子式的革命干劲和豪情。这群正值青春年少花样年华的少女和男知青一样承受着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和所谓的帝反修抢时间，风里来雨里去，参加紧张的劳动竞赛，正如指导员陶亚教导的：“我们为了彻底埋葬帝修反吃点苦，为解放全人类创造条件，这苦里面含着美好的理想、坚强的力量、胜利的信念……那才叫甜呢！所以我们军垦战士，要自觉找苦吃，斗争越艰苦心里越快乐！”正是受到这种政治乌托邦理想和激情的鼓舞，贺苗苗在天寒地冻中演绎了当年罗盛教破冰救朝鲜儿童的壮举，救出自己的战友，并在紧急关头挺身而出，英勇地与阶级敌人作殊死搏斗。可以看出，文本中女知青的言语、思维、行动是充分“雄性”化的，她们仅仅作为生理意义上的女性而存在着，仅剩青春女性的身影，而无青春女性的摇曳柔情。从社会意义上说，这是一群在特殊时代被异化的青春女性代表，她们被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模糊了自己的性别，隐匿了丰富隐秘的女性心理，她们和男性一样充满了对领袖狂热的非理性崇拜和政治激情。从一个正常社会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可思议的，而在特定年代，人被异化为非人，女人被异化为非女人就不足为奇了。在讲究社会精神卫生的年代，革命男作家迎合特定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塑造出的这群雄化的青春期女孩，她们不乏狂热的政治理想和激情，唯独没有美好爱情的幻想与渴望，“爱情话语”自然在文本中处于缺席空白的不在场状态。
四、膨胀的“大我”与隐匿的“小我”
H·马尔库塞在《反革命和造反》里认为，“社会主义世界同时是一个道德的和美的世界：辩证唯物主义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含有唯心主义的因素。”[1]文革文学包括小说和诗歌无不与那个时代的政治特征紧密相连，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和她的战友们以集体的大写“我们”姿态来标榜自己是世界的主人，主宰着全球的沉浮，人类的命运，其革命豪情万丈，意志坚不可摧，充满了圣战狂热情绪。为实现政治道德的理想完美主义和纯洁无暇，知青们采取“斗私批修”方式开展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思想上与时代的政治氛围保持高度自觉和对政治领袖的无限的忠诚。他们认为自我批判“失掉的是非无产阶级的灰尘，得到的是革命的真理。”他们还积极地将雷锋、王杰作为学习的榜样，将他们的行动作为自己行动的参照和学习的榜样。这千篇一律的思想上的“大一统”导致“大我”的无限膨胀和个性化的“我”的消失与隐匿。无论是战歌还是颂歌，都是以集体化的“我们”代替个体化的“我”，隐匿的是个体“小我”的独异性，显现的“大我”的共同性，表现集体的大合唱而非个性化的独唱，那个具有独唱意识想展现美丽歌喉的少女彩虹在“我们”的合力教导下也终加入了集体的大合唱之中，失去了鲜明的“自我”独立意识。
五、结语
《青春》这部日记体小说，在形式上文体形式看来显得匠心独运，而在内容上是对集体英雄群体热血青春的讴歌，并将浓烈的政治抒情与道德说教融入其中，话语显得宏大而模式化，缺乏文本故事应有的自我个性。对领袖的宗教式崇拜，与自然环境的对立紧张关系，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分析知青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人事，这些都使人物思想丧失了自己的反思和是非判断能力。“大我”的无限膨胀使个体迷失鲜明的自我。由于文本中人物形象主观意志的无限扩张，使得人与自然处于二元对立的紧张状态，将自然当作征服的对象，如同征服战场上的敌人，并其乐无穷。这显然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是矛盾冲突的。深究其因，塑造的群体英雄形象外部行动和政治化的精神世界是外部特定时代政治文化氛围的反映投射，也是作者自身深受特殊时代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制约和“规训”的结果。这部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日记体小说既是特定时代政治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是政治化的文学，也是特殊历史时期社会生活和群体思想的生动写照和投影，是文学化的政治。
注释：
[1]王家平：《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7页。
（李彦凤 贵州兴义 黔西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562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