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春燕
摘 要：儒学自产生起就对史学产生重要影响，司马迁处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更加不能避免儒学的影响。从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主观动因以及当时的客观环境可以看到儒学对他的影响，从而看出司马迁对儒学的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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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司马迁 《史记》 创作背景 儒学 影响
每一部著作都会受其创作背景的影响，其中有创作者的主观动因也有当时社会环境的客观影响。《史记》作为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又是历来被称赞的文学作品，当然也承载着作者创作的主观动机，更加离不开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作为公认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表现的史学观已经被广泛研究，并且对后世史学家产生深远影响。但是关于司马迁本人究竟是尊道还是崇儒历来都有争论，本文旨在从司马迁创作《史记》的背景来探讨儒学对其影响，进而说明司马迁是尊崇儒学的。
一、《史记》创作的主观动因
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主观动因主要是继承父志、作为史家的自觉还有对其自身命运的抗争，这些方面都能看出儒学对他的影响。
（一）继承父志
司马迁写《史记》是继承父命，这是众所周知的。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明确说明其父司马谈临终嘱咐司马迁：“余先周室之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便许下诺言：“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司马谈说：“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由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写《史记》首先是遵父命，完成父亲司马谈的遗愿，这主要是出于“孝”。《论语·学而》：“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儒家伦理最讲孝道，所以司马迁不敢有违父命，即使后来遭受身心的摧残依然坚持写完这本著作。如果司马迁因为各种困难而放弃完成《史记》的创作那他就是不孝的，这在他的观念中是绝对不允许的。
（二）史家的自觉
司马谈认为：“幽历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谈认为自孔子之后“史记放绝”，并不是说春秋至秦汉之间没有历史记载，而是认为这期间的诸家史书没有能像孔子所作的《春秋》那样能上承周公，为治理国家作借鉴。司马谈希望司马迁能做第二个孔子，希望他能作出一部能上承《春秋》的史书，以弥补自孔子获麟以来的历史空缺。司马迁遵其父命写作《史记》，并不是当时作为史官的责任，而是司马迁父子个人对历史对民族的一种自觉。李长之先生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说：“他可称为中国上古第一个觉醒的担负着历史使命，历史课题的人”，这一评价有过誉之处，但足以看出司马迁史家自觉的重要意义。司马迁自身的史料积累，再加上其史家修史的自觉，才有了后世相传的《史记》。
（三）自身命运的抗争
如果说司马迁开始写《史记》是由于其史家的自觉和承其父命，那么在其遭遇宫刑承受身体和精神上的摧残后，又看尽世态炎凉仍然能够忍辱坚持写完《史记》，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对自身命运的抗争。作为有着远大抱负的史学家，本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欲著一部能够流传千古的史书。可是命运不济，偏偏让他遭遇这样的刑罚。在遇难之际无人帮忙，由此看尽了世态炎凉。这时如果不是心怀理想，恐怕司马迁不会隐忍苟活。可以说著《史记》成了司马迁活下去的唯一动力。从他所著的《史记》中可以看出其对许多命途多舛但不向命运屈服的历史人物的称赞。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写到：“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想效仿这些命途多舛仍能够千古留名的人。这里是受儒家“显身扬名”思想的影响。在司马迁身上还显示出一种坚韧不屈的品格。《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正是受儒家这种“大丈夫”思想的影响，司马迁才能在遭受磨难后坚持著作，最终著成流传千古的史书。
二、《史记》创作的客观环境
（一）史官文化的发展
司马迁的先世多为史官，他的学术思想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尤其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时期的太史令，负责管理国家图书和收集史料。这得天独厚的条件给司马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史官在上古三代就已经存在，当时的史官掌管天文术数，成为中国学术文化之宗，经春秋战国的不断发展史，官文化渐趋成熟，两汉时期正式确立史官修史制度。汉代史官的规模扩大而且有了专职，这是汉代统治者看到历史延续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开始重视史学的表现。历史是对历朝历代兴衰荣辱的记录，对先前历史的了解能够更好地治理当今的国家。历史本身是一个延续的过程，对前代历史经验教训的借鉴也是对历史的尊重。《论语·为政》篇记载：“殷因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是儒家对历史承继的重视。在《论语·八佾》中记载：“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说历史资料和熟悉掌故的人不多，不能对夏殷两代的历史进行验证，所以孔子作《春秋》以使历史得以延续，能够为后人提供借鉴。司马迁仿效孔子作《春秋》而作《史记》，就是在这种史官文化发展的背景下，发挥儒家修史以使历史承继的功能。太史公（司马迁）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不敢让历史成为空白，所以承其父命，呕心沥血著作《史记》，从今天看来《史记》也的确发挥了它的作用，成为先秦到两汉这段历史的忠实记录者。
（二）儒学独尊的文化背景
儒学自产生始就作为一种社会的文化对整个社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司马迁创作《史记》虽然是史学家的行为但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学的影响。汉初刚刚经历过战争百废待兴，为恢复社会秩序，统治者采取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这种政策直到汉武帝时期国力上升才有所改变。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生活的时代主要是在汉初黄老之学影响下的社会，所以在其《论六家要旨》一文中有明显的尊崇黄老的思想。虽然司马谈去世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已经有25年了，但其基本思想早已成型，所以司马谈在思想上主要还是尊道的。司马迁曾经师从董仲舒，而且其生活的时代几乎与儒学独尊同时，所以司马迁的思想上儒学色彩较为明显。这一点从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篇章中有很好的体现：司马迁不仅把孔子列入世家，而且为孔门子弟做传，还有《孟子荀卿列传》《儒林列传》等，一部史记简直就是一部儒学史。司马迁开了专记“儒学”的先例，而且对书中历史人物事件的评论大都以儒家思想为依据，可见司马迁对孔子及其儒学的尊崇，梁启超则有“太史公最通经学，最尊孔子”的说法。
虽然说司马迁创作《史记》是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社会大环境下，但是司马迁对儒学的推崇并不是完全遵照董仲舒的儒学思想的。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并在全国推行，这里的儒术是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适应统治需要的思想，具体说来是适应封建大一统社会需要的“公羊学”学说。董仲舒的儒学“天命神权”“天人感应”色彩浓厚，但是司马迁所尊的儒学更加注重人事，更接近先秦时期的儒学。虽然其在《孔子世家》中记载了许多神话传说，但总体而言司马迁更强调人事的作用。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对项羽将自己的失败归罪于天给予批判：“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责过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在这里司马迁强调人事对国家兴亡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和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理念是相通的。可见司马迁所尊崇的儒学主要是对先秦时期儒学的继承和发展，当然也不能排除董仲舒对其的影响。
三、总结
综上所述，从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主观动因和客观环境来看，《史记》在很多方面受到儒学的影响。儒学在两汉时期逐渐成为正统，自此儒学就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史学当然也不能免受其影响。从司马迁创作的《史记》来看，司马迁虽然受其父尊道思想的影响，但其尊儒的色彩更加浓厚，这主要是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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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春燕 山东曲阜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73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