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思涵
摘 要：袁行霈的两版《中国文学史》主要内容没有变化，个别章节有较大变动，如汉赋、《红楼梦》等，总体来看，第二版比第一版的教材结构更为清晰，评价更为全面客观，语言也更流畅。以《红楼梦》为例，内容上增加的文字有：三位主要的人物形象；本章的注释。修改的文字有：第三节“《红楼梦》的人物塑造”。内容有删除的部分是：叙事艺术；小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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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 比较 《红楼梦》
在我国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中国古代文学课十分重要，为专业学位课程。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因其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被诸多高校使用。该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9年8月出版第一版，2005年7月出版第二版，获得过“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该教材为师生的专业学习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影响很大。
《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袁著）共有四卷，是由三十余位各大高校的学者共同编写完成的。本书博采众长，内容充实，具有包容性和深刻性。文学史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式的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新的科研成果不断出现。袁著第二版也在第一版的基础上有一些改动，吸收了不少新的成果。下面，我们就以第四卷中清代文学《红楼梦》的章节为例，比较分析两版教材的内容差异。
一、两版《中国文学史》教材的总体比较
袁行霈教授，1936年出生，原籍江苏武进，学术著作有《中国文学史纲要》等。他与游国恩教授一样，都是主编过《中国文学史》的北大古典文学方面的知名学者。20世纪六十年代游教授的著作问世，轰动一时。游本的《中国文学史》注重系统性与逻辑性，从研究方法看，采用社会政治学的批评方法。而袁著因编撰于世纪之交，采用了文学、史学与文化学思维结合的方法，不但内容增厚，还吸收了许多成果，学术性更强，这是我们对袁著感受很深的一点。
袁著共四卷（即四册），具体有九编七十八章，在这方面两版教材没有改变。第一卷的主编是聂石樵、李炳海教授，具体包括第一编和第二编的内容：先秦文学（五章）和 秦汉文学（七章）；第二卷的主编是袁行霈、罗宗强教授，包括第三编和第四编：魏晋南北朝文学（九章）和隋唐五代文学（十二章）；第三卷的主编是莫砺锋、黄天骥教授，分为第五编和第六编：宋代文学（十二章）和元代文学（九章）；第四卷的主编是黄霖、袁世硕和孙静三位学者，包括第七、八、九编的内容：明代文学（十二章）、清代文学（八章）与近代文学（四章）。两版教材的主要内容没有变化，袁著第二版在第一版内容的基础上有部分改动，如秦汉文学“司马相如与西汉辞赋”以及“东汉辞赋”这两章，以及《红楼梦》等章节。从总体来看，与第一版相比较，袁著第二版视野更广阔，观点表述也更加深刻，条理更为清晰。
从为数不多的教材变动内容来看，有的章节修改较大。以汉赋为例，第一版《中国文学史》第二编第二章目录中，有5节内容，与司马相如辞赋有关的第3节，第一版目录写的是：《子虚赋》和《上林赋》：盛世景象的艺术显现等内容，[1]而第二版则改为：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文学中心由地方向中央的转移……[2]比较而言，第二版的内容安排与语言表述更为严谨，逻辑性也更强了。此外，有的章节第二版教材做了较小的改动。我们以宋词中周邦彦的词为例，在教材第三卷的第六章第五节，第一版的小标题是：飘零不偶的主题和低沉感伤的格调；词作艺术的规范化。第二版改为：飘零不偶的主题和低沉感伤的格调；回环往复的章法结构；对前人诗句的融化；音律的规范化。显然增加了一些文字，但以往的文学史对周邦彦这样的词人评价不高，如游国恩的教材。这里，袁著则吸取了词学家的科研成果，因而评价也显得更全面了。
二、两版教材关于《红楼梦》章节增加的内容
袁著的这两本书主要内容变化不大，保留的文字占主要部分，但也做了一定的调整和修改。其中，增加了一些内容，我们以《中国文学史》第四卷第八编清代文学的第六章《红楼梦》为例，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来归纳和说明。
（一）关于三个主要的人物形象
在《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是三个重要的典型形象，在本章的第二节“贾宝玉和《红楼梦》的悲剧世界”中，教材分析了这三位人物。
关于贾宝玉，袁行霈认为他是一个半现实半意象化的人物，这是两版《中国文学史》都写到的。第一版中认为：“贾宝玉的性格特征就是警幻仙姑所说的：‘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分析宝玉表述还不够具体，观点比较概括。第二版增加了以下描述：“作者在贾宝玉的人物形象中融入了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思索、怨恨、盼望等。贾宝玉不愿意走封建家庭为他安排好的道路，但自己又没有本事，只是虚度光阴，他对自己这样的生活状态感到悔恨……”这一版详细地阐释了宝玉热爱自由的性格特点，看到了人物思想矛盾的一面，语言简洁明了，使学生们对贾宝玉这个重要的形象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袁著第一版在介绍林黛玉时说她：“父母双亡”，“孤高自许”，“曲高和寡，只有贾宝玉成为她唯一的知音”。第二版增加了以下句子：“她任情率真，保持着自己的本色，自我意识较强。”这种评价的转变不仅显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韵与道家文化的风神，而且进一步强调了她性格的闪光点。除此之外，第二版还增加了这些文字：“她内心的矛盾和天生的感伤气质、纤弱之躯结合在一起，借助诗歌的描写和渲染，将她的形象深入人心，她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感伤主义和悲剧精神的代表，获得了永恒的艺术魅力。”语言中包含了红学家蒋和森、王昆仑、刘敬圻等人的观点，不但对黛玉的身世处境寄予了深切同情，将其爱情和诗歌的特点进行了具体分析，而且将其形象置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视野中来看，可见袁著第二版表述观点时学术态度更加严密谨慎了。
薛宝钗是书中另一个重要的女性形象，袁著的第一版中写到：“她颇有城府，喜怒哀乐不行于色，并顺从环境，对上逢迎，对下抚慰，因此能博得许多人的赞赏。”这些分析不但作出概括，而且评价不高，有讥刺之意。第二版中增加了不少文字，举出一段为例：“她宽容豁达，从容大度，言谈举止符合礼节规范。对长辈，她奉行‘悦亲’之道，事事让长辈开心，但不盲目，当长辈们做错事的时候，她也规劝指正。”这一版的说法则显得比较客观，先是总体上归纳人物的优点，又举出她与薛蟠、黛玉甚至赵姨娘母子相处的多个例子，表明宝钗的明理和宽厚，与黛玉形成了对比，突出其性情可贵的一面。这样的分析也符合作品的实际，令人信服。
（二）关于本章的注释环节
袁著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注释详细，内容丰富，这是两版教材的共同点，《红楼梦》这章中第二版较第一版的注释增加了三处。
第一处是注释〔1〕，在本章第一节“曹雪芹的家世与《红楼梦》的创作”中出现，增加了关于作者及其生卒年研究说法的介绍。第一版中这样表述：“曹雪芹的卒年主要有壬午、癸未说。”对有争议的卒年，编者认为，作者于“乾隆二十八年除夕（1764年2月1日）逝世”，注释比较简略。第二版在第317页增加了胡适与戴不凡的观点，探讨了关于小说作者的争论问题，还补充了以下内容：敦敏、敦诚的资料；张宜泉《伤芹溪居士》诗；周汝昌、胡适对作者生年的看法等等。这些文字使得学生对曹雪芹的生平情况了解详尽，对不同的说法兼收并蓄，相比其他的教材特点更加鲜明。
袁著第二版在本章增加的第二处注释是〔11〕，在第三节“《红楼梦》的人物塑造”这部分出现，是鲁迅谈小说价值的观点。第三处注释是〔12〕，在第五节“《红楼梦》的影响”中出现，它补充了郭豫适的观点，谈旧红学、新红学与现代红学三个研究阶段的划分问题。这两处注释均在教材的第318页，此处还列举了红学家刘梦溪的说法，如红学研究分为索隐派、考证派和文学批判派。袁著每章尾部的这些注释，加之每卷之后所附的文学史年表和研修书目，都体现了编者丰富的专业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可见，袁著不仅是一部教材，也是一部学术著作。
三、两版教材关于《红楼梦》修改与删除的内容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守正出新’的著述姿态，落实‘三古七段双视角’的编著原则，突出其文学史之‘文学本位’‘史学思维’‘文化学视角’。”[3]研究者们的这种评价是符合教材实际的，这也是袁著突破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局限的地方。
（一）教材修改的内容
袁著《红楼梦》这一章中，变化最大的就是第三节“《红楼梦》的人物塑造”，第一版这节的小标题是“人各一面；性格内涵的丰富性；展示出心灵”，第二版是“真实的人；人各一面的底蕴；性格表现的多面性；美丑的互渗；对照与互补”。从小标题来看，由三个方面的内容增加到了五个，可见后者的视角更加广阔。
袁著第二版在用词方面更加简洁和准确，显现了编写者们语言修改的功夫。第一版写黛玉时说：“她我行我素，用尖酸刻薄的话语揭发丑恶的现实，用高傲的个性与环境抗争，用诗人的才气慨叹自己悲剧的命运。”第二版中把这段文字中的“丑恶的现实”改成“虚伪和庸俗”，前一个词的表述过于宽泛，改动后能更准确地表达出黛玉的清高和率真。在写宝、黛、钗三人的情感纠葛时，第一版这样写到：“她（指宝钗）的家庭背景、个性等各方面都让封建家长满意，是贾母等人心目中宝玉最适合的妻子。”第二版是：“宝玉与黛玉、宝钗朝夕相处，他更倾心于黛玉。宝钗心里虽爱着宝玉，但她信奉与遵循的是封建礼教，与宝玉大胆叛逆的个性格格不入，她不能理解宝玉，因此也无法获得宝玉的赤子之心。”第一版只是简单介绍了世俗观点，认为宝钗是宝玉妻子合适的人选，第二版中则解释了宝玉为何最终弃钗选黛，是因宝钗遵守封建道德而和他的叛逆思想格格不入，而黛玉却与他心灵相通，可见第二版的语言表述比较具体深入。
在写到《红楼梦》中的贾政、贾赦等男主子时，第二版中把形容贾政的“庸碌无能”改成“一筹莫展”；把“其馀多数也道德堕落”改成“下一代的”；有的句子改成：“在这贵族之家那重帘绣幕的背后，堆积着淫乱和罪恶”，这样的改动对男主人们的定位更加精准，语言形象而富有文采，也暗示了封建家族的溃败之势。
（二）教材删除的一些内容
袁著在举例说明贾宝玉关爱大观园女孩儿时，第一版在第二节举了龄官的例子，文字从“如他看到龄官画蔷，就想到她……”到“却忘了自己也站在雨中，身上淋湿了都没有意识到”，这段文字在第二版时短了许多：“如第三十回‘龄官画蔷痴及局外’，第六十回‘呆香菱情解石榴裙’”，显然删除了不少句子。这是为了行文简洁的需要，突出宝玉与主要人物如黛玉的关系，因龄官是小说里的次要人物，可不必详尽分析。
本章的第四节在分析小说的叙事艺术时，最明显的变化是删去了两处文字。第一处是：“甄士隐联系着神话与现实两个世界，贾雨村一头联系着甄士隐，一头联系着贾府”等一段话。第二处是分析《红楼梦》人物语言的部分，删掉了叙述小说四十七回凤姐、薛姨妈陪贾母打牌的例子。这些删去的内容比较冗长，删除之后显得教材语言精练，读者能够更好地把握重点内容，比如第一处中引用的鲁迅的观点，很多红学著作都引用过，读者十分熟悉，因而可以去掉。
第五节在写《红楼梦》的影响这部分时，第一版有：“鲁迅、郁达夫与卢隐等作家深受《红楼梦》的影响”等一段文字，第二版改成“许多作家受《红楼梦》的影响，创作出了带有浓厚的自叙传色彩的小说”。可见一笔带过，去掉具体例子，表述简洁明了，也说明编者要突出的重点并不在此，从而使内容的详略安排比较得当。
综上所述，袁行霈教授主编的第二版《中国文学史》比起第一版内容更加充实，结构安排更加合理，语言表述也更为严谨，两版教材都在高校中文专业的课堂教学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当然，这部教材也有不足，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全书的风格不尽统一，质量多少有点参差不齐，”“有些地方作品的分析条理性略有欠缺，逻辑的展开还不够清晰。”[4]但这些并不影响此书成为一部重要的文学史研究著作，它仍然代表了新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同时，我们在这类教材的研究方面，也可以把袁著与游国恩、郭预衡和章培恒等多位学者的有关教材加以比较，将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注释：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文中引用的两版《中国文学史》的有关文字均见于这两本书中。
[3]冯汝常：《中国文学史内容和体例建构百年回眸》，福建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第53页。
[4]孙逊：《关注学术前沿 熔铸众家之长——评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文学遗产，2011年，第3期，第19页。
（苏思涵 江苏苏州 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 215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