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鑫
摘 要：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因战争的到来，致使文化界的繁荣一度中断，日伪的文化钳制使主流文人集体失语。正在此时，一批具有青春活力的海派女作家登上历史舞台，在城市与女性的情感纠结中勾勒着上海图景，而她们笔下对上海异乡之感的描摹更是道出女性视角的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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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海派 异乡 上海
上海自开埠以来就以其飞速的发展告诉整个乡土中国，它是一个“异数”。繁华的商业街，林立的欧式建筑，摩肩接踵的人流，“显示了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繁荣，最有活力的经济中心、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作为远东第一大都会的复杂图景”[1]。三十年代的上海，摩登时尚，文化气氛开放，因为其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文化气度促使海派的文化呈现出一种出离于传统乡土文化的全新文化品格。古老中国文化浸染下的儿女一遇到这种全新的文化特质，便在第一时间内做出了反映。新感觉派感受到新的文化特质在上海生根发芽，体味到了其带来的声色犬马的现代生活。他们迅速地与传统决裂，沉浸在都市文学的书写中不能自拔。到了四十年代，上海的都市文化已趋于成熟，而正在此时，战争的到来中断了文化的自由发展，日伪的文化封锁造成了上海文化界的集体失语，一派繁荣的上海文坛失去了往日的活力。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海派女作家正是在此时登上历史舞台，占据话语空间，继续着海派文学的繁荣。除了张爱玲外，还有苏青、施济美、潘柳黛等女作家。她们在主流失语之时横空出世，以独特的女性视角观照上海，将这座真实的城市通过回忆、重组、书写变幻成“文学中的城市”，在女性命运与上海之城相纠结时流露出深深的异乡之感。
一、文化心态上的疏离与拒斥
高度发达的上海都市文明培育了中国最早的一批都市新民，他们拥有摩登的生活方式，前卫新潮的思维模式，在上海这个超级大都市中如鱼得水。然而翻开四十年代海派女作家的沉卷，我们发现了另一个上海，一个背景式的上海。这一意义上的上海在施济美笔下频繁闪现。与张爱玲对都市生活的狂热不同，一些女作家表现出对都市的恐惧、厌恶、逃避等情感取向。归根结底这是对上海都市文化的疏离，在她们笔下的上海始终是“异乡”，从来不曾有过归属感。
施济美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上海是个顶坏的地方，按照她的表述，上海是比监狱更坏的地方。然而成名于上海文坛，且作为多家通俗刊物销量保障的施济美为何始终视上海为异类呢？深入她的生平和作品，我们不难找到答案。施济美生于书香门第，父亲留洋归来后在外交部工作，母亲是名门闺秀，能吟诗作赋，祖父是扬州的地方官。施济美的母亲常带着一双女儿去扬州侍奉老人，祖父家中藏书极丰，又有许多名家书画。施济美在老宅中深受熏染，精神气质自然向传统文化靠拢。祖父家的生活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隔多年，她仍然难以忘怀：“花白胡髭的老先生，偻着腰伏在‘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像前的书案上，握着‘第一人书’，白芨磨银主，颤巍巍的在我们面前的大小楷上画圈圈儿。”[2]十五岁时，施济美到上海读高中，毕业后考入东吴大学。来到上海的施济美只觉得“上海似乎永远只是上海而已，不知究竟属于哪一个国度”[3]。她的精神家园早已有了归属，上海与她的文化修养相悖，一个摩登，一个传统。上海在她的眼里不过是“放浪迷醉的生活，浓郁的酒气，猛烈的烟味，靡靡之音，疯狂的跳舞，赌博，一切讨厌的虚伪与假装”[4]。上海对于施济美来说是个灵魂无所安放的临时居所，她对于都市文化始终选择规避，对于穿梭于舞场、迷恋物质的都市人类一直保持着批判的姿态。
《十二金钗》中，傅安妮、李楠孙梦想着成为“上海女人”，不停地学习“处世哲学”、穿衣打扮，最终扭曲了自己。曾经爱情至上的王淑君早已抛弃了信仰变成试图变卖女儿的市井俗妇。而受人追捧的韩淑慧其实虚有其表，她的妇女参政论文都出自他人之手。上海的虚浮通过几个女子的描写被呈现得淋漓尽致。细读文本我们便不难发现施济美的谨慎和皈依，她借芳子的口说出：“前天下了大雪，我看见银色的西湖，真美呀。如果你在这儿，我一世也不要回上海了。”[5]在所有人都确认了一个极正确的消息：“上海是个花花世界”，美好无限时，施济美却看透了其中的虚无，她要在这个不属于她的地方找到一点精神上的寄托，于是我们看到了例如《永久的蜜月》这样的作品，作品中的主人公体现出了抛弃个人情感、追求人间大爱的崇高精神品格。在商业文化，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的上海，施济美以乌托邦式的文学想象来证实自己文化心态与对上海的疏离。她不愿意自己的文学始终停留在对世俗生活不厌其烦的书写，也不愿意只一味地倾吐个人情感。她所追求的是理想化的精神信仰，面对“魔都”上海，女作家试图筑起“几间聊蔽风雨的小屋”。所以她在文学作品中构建着理想化的真善美。《野草》中的宝丽与杜大森苦恋重逢，相约私奔之时，二人却毅然放弃了个人情感，宝丽开办孤儿院，实现了社会理想。《三年》中的司徒蓝蝶为了成全别人，不惜以毁损自己名誉的方式离开爱人。这种理想主义的表达方式成为施济美疏离都市文化的策略，并以此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她以异于上海都市文化的精神气质闯荡文坛，醉心于理想主义文学世界的建构，公然标榜自己的客居身份，上海对于她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印象，她始终是个飘泊上海的旅人。
二、难以融入的“异乡”上海
与施济美同为外来者的苏青、潘柳黛，也在文中表现出对上海都市生活的力不从心，以及不被认同的异乡感。女作家笔下的人物虽然努力地适应都市生活，却也显得非常吃力。《歧路佳人》中，女主人公小眉初次领略窦家的豪华就备感震惊，“花园旁边的走道上汽车鱼贯而入，都是慢慢开着，像乌壳虫在爬行。整幢大洋房像火山般吐出炫人的灯光，花园周围灿烂如星带”[6]。这时女主人公意识到自己与这里的格格不入，也在心中感到寒伧和可耻。在某种程度上说，女主人公的不安和自卑来自于都市文化的强大威慑。在城市文明面前，自己显得渺小而终致产生了异乡的孤独感。在物质上的贫乏使小眉感到自卑，但是当她试图安分守己地赚钱时，却受到了代表上海功利主义的史亚伦的另类劝告：“女人身体也是天然资本之一，在必要时，也得好好利用它。”[7]于是身处旋流中的小眉迷惑了，“不知道该选择哪一条路走——正当的呢？还是不必要的呢？”[8]突然闯入都市文化的后果是身份不被认同的尴尬及价值观的迷失。在潘柳黛的《退职夫人自传》中，“我”也感受到了上海都市气息的强大，“我走在路上看见的，都是服饰入时，体面而漂亮的男女。他们高傲而营养丰富，我看着他们，觉得我自己就像乡下人一样”[9]。不论是苏青还是潘柳黛，都通过笔下的人物表达了对上海仰慕又自卑的一面，上海对于她们来说是异乡，她们始终难以融入其中。
在梳理施济美、苏青、潘柳黛与上海的关系时，我们不难发现，施济美对上海是排斥的，她并不为这座大都市的繁华所动，只醉心于自己精神家园的建构。而苏青、潘柳黛在闯入上海的同时就怀着异乡人的心态，对上海既爱慕又恐惧，最终也只是沪上的过客。但是不管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去观照上海，上海最终在女作家的笔下扮演了“异乡”这一角色。在这个不属于自己的他乡中，施济美找寻激情与精神家园，苏青笔下的小眉迷失了自己，潘柳黛则以“退职夫人”自居，在都市旋流中不断挣扎。
（基金项目：2014年度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项目名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海派女作家的上海书写，项目编号：YJSCX2014-043HLJU。本文受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资金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注释：
[1]陈伯海：《上海文化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6页。
[2]施济美：《古屋寻梦》，春秋，1944年，第6期。
[3]施济美：《郊游两题》，春秋，1944年，第8期。
[4]施济美：《三年》，《凤仪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
[5]施济美：《十二金钗》，《凤仪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0页。
[6][7][8]苏青：《歧路佳人》，《苏青经典作品》，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页，第352页，第333页。
[9]潘柳黛：《退职夫人自传》，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李鑫 黑龙江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15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