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 艳
摘 要：在《金瓶梅》这部世情小说中，女性出行几乎贯穿于整个篇章。通过对她们出行所用工具、礼仪等的考察可见，尽管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在当时还起着支配作用，但新的经济因素滋生所带来的世俗观念的变化也同样在女性出行中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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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女性 出行 尊卑等级 时尚
出行是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主要的交通工具就只是车、马、驴等，出行工具的缺乏使得人们的外出活动很不方便，对女性来说，“斜倚薰笼坐到明”是她们日常的生活状态，就像16世纪到过广州的外国传教士克路士在《中国志》中描述的那样：（女性）“一般都关在家里，以致在整个广州城，除了几个轻佻的家庭妇女和贱妇外，看不见一个女人……”[1]（P102）只有在特定的节日才能外出。而对于她们的外出也是有要求的，《礼记》中说：“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女子出门必壅蔽其面。”[2]（P362-363）南宋朱熹也曾出于妇教的考虑，以免妇女抛头露面，就规定良家妇女出门，用蓝夏布一副，围罩头和颈项，身穿大布宽衣。朱元璋也说：“妇女家专在里面，不可外出来……”[3]（P946）可见，在封建男权社会里，女子的自由被限制在高墙深院内，即使外出也要“壅蔽其面”。
产生于十六世纪的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中出现了大量的女性出行叙写，通过对她们出行所用工具及交往礼仪的考察可见，在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当时，尽管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在世俗日常生活中还居于支配地位，但新经济因素催生的有别于传统的观念也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一、明朝女性的出行
在汉以前，男子出行只能乘车骑马，而妇女出行则用安车。汉魏时期出现了“载舆”。到晋，陶渊明因患了足疾，命人创制了“篮舆”，让人抬着自己走。唐朝规定宰相三公诸司官员及致仕官员如有疾病，才允许乘“檐子”[4]（P399），宋时也只有百官才有乘轿的权利，到了明朝，轿子开始普遍使用，“人人皆小肩舆，无一人骑马者矣”[5]（P155）。
轿子作为我国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代步工具，是一种靠人或畜扛、载而行，供人乘坐的交通工具。它的出现，方便了女性的出行，一方面是因为它四周有帷布，能遮蔽其面。葡萄牙人克路士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这样描述女轿：“另有一种大轿，高贵美观，四面密封，每一面有一扇小窗，上面用象牙或骨、木制成漂亮的窗格，坐在里头的人可以向街的这边或那边窥视，而不让人看见。这是用来抬城里妇女外出之用。”[6]（P88-89）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平稳舒适安全，免除了小脚走路的辛苦，所以妇女坐轿出行是优先选择。
另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生活越来越繁华，妇女不安于困守闺房、足不出户，而是开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同时社会交往需求也相应地增加，使得她们出行的次数增多。《金瓶梅》中我们看到了西门庆等男性的出行往来交际，同时也能看到女性的多次出行。对于女性来说，从“专在家里”到“可以乘轿外出”，这种变化说明女性的自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但是在她们的外出活动中，我们看到宋明理学还在发挥着作用，即传统的尊卑等级观念还在影响着世俗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反映在作品中就是《金瓶梅》中在女性的出行方面，不同阶层的人们享受着不同的等级待遇。
二、《金瓶梅》中女性的出行
《金瓶梅》中作者在描写吴月娘她们出行时是有所讲究的，从坐轿出行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妻妾有别、官商有别、主仆有别。
（一）妻妾有别
明末清初人李渔曾说：“至于姬妾婢媵，又与正室不同。娶妻如买田庄，非五谷不殖，非桑麻不树，稍涉游观之物，即拔而去之，以其为衣食所出，地力有限，不能旁及其他也。买姬妾如治园圃，结子之花亦种，不结子之花亦种；成荫之树亦栽，不成荫之树亦栽，以其原为娱情而设，所重在耳目，则口腹有时而轻，不能顾名兼顾实也。”[7]（P166）可见，在传统儒家士大夫心中，妻妾在家庭中有着不同的地位。
《金瓶梅》中妇女们的出行活动，妻、妾的待遇是有明显区别的。吴月娘是吴千户的女儿，嫁于西门庆作为继室。她作为一家之主，外出时，都是坐大轿，潘金莲等妾们外出时都是坐小轿以示区别。如第78回：“午间吴月娘等打扮停当，一顶大轿，三顶小轿，后面又带着来爵媳妇惠元收叠衣服，一顶小轿，四名排军喝道，琴童、春鸿、棋童、来安四个跟随，往云指挥家来吃酒。”[8]（P1253）说明吴月娘作为正妻，西门家的主母，她的出行不管是独行，还是和众妾们一起都是坐大轿，而潘金莲她们的出行几乎都必须有吴月娘的带领，并且都是小轿随行。在西门庆这个富商家庭，虽然衣食住等都有逾越礼制规定的情况，但是妇女们出行特别注重妻妾之别，从这方面来说又严格遵循了传统礼制。
（二）官商之别
隋唐以后，科举制度的开设，普通百姓要想进入官场最重要的途径就是熟读经书，靠知识中举。自古以来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得商人的地位低下，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人的地位逐渐提高，随之，官、商之间的关系也逐步有了变化。唐朝，士农工商等级森严，禁止商人入朝为官。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商人的地位有所改变，允许其中“奇才异行者”参加科举考试。到了明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商品经济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很多士绅阶级弃儒从商，同时也有很多商人进入官场，出现了很多“红顶商人”，西门庆就是一例。一方面他靠着自己的金钱跻身官场，谋取权力；另一方面他又靠着做官获得的权力为自己谋取更大的财富。士商混杂的现象曾使很多正统士人感喟万端，用当时山西籍官僚杨义的话说：“商则不官，官则不商，既商之，又官之，其名不正，其事不雅。吾不为也。”可见，商人和官员相比，在人们的意识中商人还是略低一等的。尽管商品经济的发展滋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封建势力在人们的生活中还占据着统治地位，所以像西门庆这样的商人阶层，虽然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但是在政治上仍受制于强大的封建政权。
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也能看出官、商之间是有区别的。下面我们就女眷们的出行变化来说明这个问题。
1.西门庆做官前
当西门庆还是清河县的一名普通商人时，对于其妻妾们的出行，作者只是简单地说“四顶轿子”，没有做过多的描述。尽管西门庆家里有万贯家财，也只是以市井小民的身份生活着，所以其出行也就不值得一提，只是一笔带过，就是西门庆出行也只是骑马，很少坐轿，只在去东京给蔡京祝寿时才坐起了轿子。所以在西门庆做官之前，也就是《金瓶梅》中前30回中，更是很少提及妇女坐轿出行，只在第十五回《佳人笑赏玩灯楼，狎客帮嫖丽春院》写到：
月娘到次日，留下孙雪娥看家，同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四顶轿子出门，都穿着妆花锦绣衣服，来兴、来安、玳安、画童四个小厮跟随着，竟到狮子街灯市李瓶儿新买的房子里来。[9]（P229）
这只是提及吴月娘她们的出行，并没有对轿子加以特别多的关注以示区别，因为西门家还只是平民百姓，虽然有财力，但是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招摇过市，只能按规定坐法律允许下的青布小轿。
2.西门庆做官后
当西门庆做了提刑院掌刑千户后，身份地位发生变化，他以及家人的出行就不同寻常了。如第41回：“那日，月娘并众姊妹，大妗子，六顶轿子一搭儿起身，留下孙雪娥看家。奶子如意儿抱着官哥，又令来兴媳妇惠秀服侍叠衣服，又使两顶小轿。”[10]（P610）第78回：“午间吴月娘等打扮停当，一顶大轿，三顶小轿，后面又带着来爵媳妇惠元收叠衣服，一顶小轿，四名排军喝道，琴童、春鸿、棋童、来安四个跟随，往云指挥家来吃酒。”[11]（P1253）
西门庆加官进爵后，身份和地位都发生了变化，其女眷们的出行当然就不同于以前，开始有家人媳妇跟随，有排军喝道；开始着笔墨写“大轿”“小轿”，而不再是笼统地说是“轿子”。这说明西门庆做官后，更注重尊卑等级。西门庆从商人到官员的转变，其家眷们出行的工具也相应地有了变化。这些变化说明了官、商之间的界限分明，当西门庆还是商人的时候，即使有再多的钱财，也还不能逾越那个等级。
3.官与官
西班牙人拉达曾在16世纪到过中国南部福建、广东一带，他在《记大明的中国事情》中这样记载：“……只有军官和官员才能乘有盖的大轿，地位越高，轿子就越华丽。”[12]（P202）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朝官员的出行与平常百姓是不同的，即使官与官之间也是“地位越高，轿子就越华丽”。《金瓶梅》作为反映明代社会生活的世情小说，从官员们女眷的来往来看，她们级别的不同。如第78回写到：“止有何千户娘子，直到晌午半日才来，坐着四人大轿，一个家人媳妇坐小轿跟随，排军抬着衣箱，又是两个青衣人紧扶着轿杠到二里门才下轿。”[13]（P1266）第78回还写到：“午间，只见林氏一顶大轿，一顶小轿跟了来。”[14]（P1265）通过何千户娘子和林太太的出行，我们可以看出新升任的何千户家和日趋没落的王招宣家的高低贵贱。何千户娘子坐的是“四人大轿”，另有家人媳妇坐小轿随行，排军抬衣箱，两青衣扶轿杠，说明出行的排场很大。而对于林太太，只是“一顶大轿”“一顶小轿”这样简单的叙述。这样看似无意的描写，其实也有着强烈地对比，这说明在官场中更看重尊卑等级。
《金瓶梅》中官与官、官与商之间的不同等级差别使其女眷们的出行工具也会有所区分，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商人虽然有财力，但是还是会受到限制。在官场上的往来，尊卑等级观念还很严重。
（三）主仆之别
《金瓶梅》中的女性出行，也反映出主仆之别，以庞春梅为例。
春梅当初是用八两银子买来的，她在西门庆家实质上就是没有名分的妾妇，虽受到宠爱，但是和吴月娘、潘金莲这样的主子相比，她毕竟还是奴婢的身份，在外出活动中是不能坐轿的。后来她被卖到周守备家，受到宠爱，做了二房，地位有所提高，出行就有很大不同，第89回，她和大奶奶、孙二娘“都坐四人轿，排军喝路，上坟耍子去了”[15]（P1415）。第96回写春梅出行“伴当打灯笼，拜辞出门，坐上大轿，家人媳妇都坐上小轿”[16]（P1514）。由奴到主的变化，完全反映在春梅的出行上，从当初没有资格坐轿，到现在“坐四人轿”“坐上大轿”，并有排军喝道，家人媳妇跟随，这些足以说明主、仆之间是有严格界限的。
（四）例外
上述女性出行体现出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等级观念，但小说中也有与法律条文相违背的出行描写。
1.普通老百姓的出行
《明会典》“礼部二十”规定：“在京三品以上许乘轿，其余不能违例。”[17]（P395）普通老百姓也只能在生病或者疲累的时候才能坐轿，并且只能坐矮小的竹轿。但是在《金瓶梅》中我们看到的普通百姓日常往来出行也坐轿，以潘姥姥为例，如第78回：（金莲）正说着，只见小玉走来说：“俺娘请五娘，潘姥姥来了，要轿子钱哩。”[18]（P1255）在这里，潘姥姥来西门家也可以坐轿，她之所以选择坐轿一是为了追求体面，二是为了舒适。但是潘姥姥坐轿只能依附于她女儿潘金莲，让潘金莲付轿钱，说明普通百姓家坐轿还是有点奢侈，就像文嫂这样的普通百姓，只因吊死丫头打场官司，就会连唯一的出行工具——驴都折卖了。
2.娼妓的出行
娼妓的地位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娼家出入，只服皂褙子，不得乘坐车马。”[19]（P1943）但是李桂姐之流出行俱是坐轿。如第31回：“院中李桂姐、吴银儿见西门庆做了提刑所千户，家里又生了子，亦送大礼，坐轿子来庆贺。”[20]（P465）李桂姐之流，出入往来也是坐轿。虽说一方面是因为缠脚的缘故，坐轿方便了她们的出行，但更多的还是因为有能力支付得起轿钱。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精辟地道出金钱的巨大神力。只要拥有金钱，就算潘姥姥、李桂姐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百姓也能坐轿子，从一个侧面说明金钱的肆虐导致明代律例条文在世俗生活中已经失去了约束的效力。
三、多元价值观并存
通过对《金瓶梅》中女性出行的考察，我们看到了明代中叶是一个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时代，是传统道德与市民新观念并存的时代。
首先，她们的出行活动中注重妻妾有别、官商有别、主仆有别。中国封建社会一直以来都是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为主导，传统的小农意识和封建纲常伦理在人们的观念中已根深蒂固。明代以儒学立国，儒家之礼始终贯穿甚至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
其次，从她们的出行活动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进步。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女性被囚禁在深宅大院内，有事出门也必遮遮掩掩。到了明代，妇女可以走向社会。这是因为明中后期以后，“心学”流行，人们从“程朱理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个性得到解放，传统的伦理标准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人们的思想开始从一元走向多元。
还有，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生活的繁华，物质财富的增加，旧的生活方式日益不适应新的社会风尚，在商业化的过程中，消费观念的变迁，社会风尚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真味艳色为盛礼”[21]（P503）。人们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上突破了“皆有定制”的封建规范，追求体面，摆阔气的奢侈之风盛行，明中后期以后“人皆志于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22]（P140）。
注释：
[1][6]克路士：《中国志》载G·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南部行纪》，中华书局，2002年版。
[2]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朱元璋：《御制大诰武臣》，《男女混淆》第23，载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黄山书社，1995年版。
[4]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5][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7]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声容部·习技》第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8][9][10][11][13][14][15][16][18][20][明]兰陵笑笑生：《张竹坡批评金瓶梅》，齐鲁书社，1991年版。
[12]拉达：《记大明的中国事情》，载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南部行纪》，中华书局，2002年版。
[17]申时行：《明会典》卷之六十二《礼部二十》（万历朝重修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
[19][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七十八，中华书局，1976年版。
[21]博平县志编委会：《博平县志》卷五，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
[22]张瀚：《松窗梦语》卷七，中华书局，1995年版。
（常艳 河南开封 河南大学文学院 47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