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筠
摘 要：文本转译中的差异现象产生原因可大致分为三类：文化差异、语言思维差异和译者个体差异。这三条原因与翻译的忠实度、精确度、还原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这些差异以及它们对翻译本身的影响，决定了转译中差异现象出现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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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文本转译 文化差异 语言思维差异 译者个体差异
引言
不久前网上流传一则颇有意思的段子，段子是教人如何写一首让人看不懂的诗，首先需要准备几段简单易懂的句子，比如以下这首脍炙人口的儿歌：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
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
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
然后打开翻译工具，把这段话翻译成日语，然后将日语翻译成俄语，再依次翻译成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最后再翻译成汉语。就这样，在语言的世界里转了一圈之后，再稍微改动一两个字，这首儿歌就变成了这样：
我一分钱买来的马
警察叔叔的手在手里
我的叔叔，我的头在省钱
我的声音说：叔叔好
这固然是个好笑的段子，但笑过之后，不禁令人思索：为什么一首儿歌经过多次转译后不论是句序、韵脚、甚至于意义都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甚至于有些已经与原文本南辕北辙？
其实这种转译中的差异现象并不罕见，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与翻译本身的性质密不可分。文本转译中的差异产生原因可大致分为三类：文化差异、语言思维差异和译者个体差异。这三条与翻译的忠实度、精确度、还原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这些差异以及它们对翻译本身的影响，决定了转译中差异出现的必然性。
一、文化差异中的文化缺失与文化错位
文化缺失（Cultural vacancy）是指在不同民族间所存在的事物或观念的或缺现象。而翻译的基础——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当文化出现缺失时必然也会出现语言缺失，由此语言在翻译中出现差异便可以理解了，更不要提需要在两种以上文化之间协调的转译了。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子：中文中有一句俗语叫做“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这句话的法文翻译为：Avec de la patience，on arrive à tout.把它翻译成英文就是：With patience，we can finish everything.再把它翻译会中文就是：有耐心，我们能完成任何事。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的“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经过两次转译就变成了：有耐心，我们什么都能做得到。
显然这个句子和最初的中文是有差异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我们来看中文，原文中提到“铁杵”一词，杵指的是用舂米或者捶衣的木棒，铁杵就是铁棒的意思，而很明显，法国是没有杵这种工具的，自然也就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来翻译了，所以只有在翻译时取了原文的意义而舍弃掉字面的对应，这样就造成了差异。如果我们再把法语翻译成英文，等到再转译回汉语时，意思自然就有了些偏差。而此句尚且可以意译，如果换成“反弹琵琶”这样的，可真是没有办法了，因为“琵琶”是中国特有的乐器，而“反弹”则是琵琶的特殊指法，外国根本没有这种乐器，无论怎么翻译，都难以让人理解其中涵义。
相比于文化缺位常常可以使用取意舍字来解决，文化错位造成的翻译误差显然要更大。文化错位是指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相同的事物或者现象在语言上存在的认知的错位性。文化错位常常使人在情感定位、价值观念或规则取向上产生错位认知。
举个例子来说，龙在中国人眼中是尊贵吉祥的象征，而在西方文化中尽管有“dragon”的概念，却是凶恶残暴的代表，如果我们将这两者互译，无疑会使意义出现巨大的偏差。由此可见，文化错位带来的偏差相当的大，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尚且如此，如果再进行更多种语言的转译，特别是在文化缺位与错位共存的情况下，那最终转译出的文字从各方面来看都是天差地别。
不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由于历史原因，即便是同一种语言，在古时与现代也存在着缺位和错位现象，比如《兰亭集序》中的“修禊事也”中的“修禊”，指的是汉族传统节日上巳节，而历经元、清两朝的动荡，特别是满清的去汉化影响，上巳早已不再为人熟知。林语堂先生在翻译时将“修禊”翻译成了Water Festival，很明显先生已经注意到并且处理了中英文之间的文化缺位，但是作为同样不熟知上巳的当代人，当我们看到英文Water Festival时，恐怕不少人会想起傣族的传统节日——泼水节。如此一来，转译后的意思偏差颇大。
翻译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就是可译度，而文化缺位和文化错位这两种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可译度难以达到百分之百。所以说，文化差异是转译中出现差异的根本原因，而文化差异难以消除，转译翻译中的偏差自然也不可能消灭。
二、语言特点与思维习惯造成的差异
世上语言种类繁多，却各有各的特点，比如法文中的名词性别之分，日语中的谦敬词语使用，汉语中的亲疏概念等。有些特点是几种语言共有，而很多特点却是某种语言所特有的，而这些在翻译中稍有不当便会出现极大偏差，更何况转译。当然语言特点的背后是文化差异，例如中国人一向对于亲缘家族极其重视，凡事常要分个亲疏远近，所以汉语中也就随之出现了极其特别的亲疏之分。举例来说，中文里有祖父母与外祖父母之分，因为传统观念里，人会与自己同姓氏的父亲的家族更亲近，所以母亲的父母便要加上一个外字，尽管亲疏之别现在已经不会再如过去般严苛，但亲疏的观念仍然影响着中国人；而英文法文中完全没有这种概念，统统都是grandparents或者grand—parents，所以英法人很难体会出这种亲疏感，更不要提叔舅姑姨的分别了，一经翻译便舍弃了这种亲疏感，再想转译就很难准确了。
不仅仅是感情上，语法上亦然。法文习惯将宾语放于动词之前，如大家都熟悉的：Je t´aime.如果不考虑这种语法的特点，翻出来会变成：我你爱。很明显这是个病句，尽管计算机愈发智能化，但多数翻译软件，除了极其基本的一些句子外，不能将语言的语法特点纳入分析范围，就像引言中的那个段子一样，数次转译后便变得晦涩难懂，意思上也与原文大相径庭了。
古汉语中习惯用“之”来表示宾语前置，若是我们把“之”当成在现代汉语中常见的意思“的”，如：惑之不解，就会翻译成：疑惑的不理解，看上去就会莫名其妙。
又如下面这则笑话：
台湾人问：山东的煎饼卷大葱要怎么吃呀？
山东人回答：就酱吃。
台湾人疑惑：怎么吃？
山东人回答：就酱吃。
台湾人迷茫了：到底怎么吃呀？
山东人急了：就酱吃，就酱吃，就是就酱吃呀！
因为台湾人喜欢嗲嗲的说话，“这样”常常发出类似“酱”的音，而山东方言则是更接近生活，“酱”就是“酱”，且台湾人也不太能理解语句中动词“就”“蘸着”“混着”的含义，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笑话。可见即使是同一门语言也难以避免因为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语言特点不同而造成译文的偏差。
不仅仅是语言特点，不同文化下的思维习惯也同样会造成翻译中的偏差。例如冯世则的《翻译匠语》中所讲到的对中文疑问产生怀疑而去查英文原文和法文译本，结果中译版与英文版意义相同，法语译本却与英文原文“打架”，其中引文版中的“incredulous”在中译版中译为“不肯轻易相信的”，法文版却译成了“credules”，即“轻易相信的”，意思完全相反，直到冯先生致信原作者，才明白中译版是不对的，联系上下文才能明白作者想要表现的并非否定概念。思维谨慎保守的中文译者选择了忠实原文，而思维更加发散并且与英文思维更相近的法文译本却选择了与原文完全相反却是准确表达作者思想的翻译。这并不是说中文译本的严谨思维不好，而是因为思维方式不同，所以才造成了中译本尽管忠实却不如法译本准确的情况。而上面提到过的“酱”的笑话不也是思维习惯的一个例子吗？
语言特点与思维习惯的巨大差异决定了翻译中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的精确度，也就是说，无论如何翻译，都会不可避免地带上翻译语言的特点与思维，而失去部分被译语言的特点及思维习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失了些原本的味道。而多次转译的文字所能保留的原本的特点及思维就会更少，差异也就由此产生。
三、译者个体经历与个人风格造成的差异
还是先来看一个段子，我们试翻译下面这句话：
If you do not leave，I will in life and death.
四级水平：你要不就离开我，要不我就和你同归于尽
六级水平：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
八级水平：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看出来了吗？译文会因译者水平的不同而产生巨大的差异。而译者对引文最大的影响并非精确性，而是文字的风格，与整篇文章的基调。
每个人因为个人经历的不同，看待事物的方式会有差别，而作为译者，译出的文字会不可避免地带上自己的个人风格，原文本身是作者的思维与风格，沾染了译者风格后自然会有所改变。因为译者自身的经历决定了他的视野，在最初看到文字时，感受就是不同的。例如下面这首诗：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众所周知，文言文中是没有标点的，我们之所以都这样断句，就是因为大多数人小时候都会背诵七言诗，我们看到它，下意识地就会觉得应该是这样断句的。如果是朦胧诗读得多的人，完全可能会下意识地这样断句：
清明时节，
雨，
纷纷路上行人，
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
有牧童遥指，
杏花村。
同样，如果是个喜读元曲的人，他会这样看：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所以说，译者的个人经历使得他们对于事物的认知程度和理解程度有差异，再加之每个人都有个人风格，差异的出现并不难理解。且不仅仅是译本会存在差别，如俗语所言，“一千个读者会有一千个林黛玉”，即便同读原著，每个人的理解也是不同的。译者某种程度上也是原文的读者，译者个人所站的角度不同、立场不同，译出的文本也会大不相同，就好比鲁迅先生与周作人，即使是亲兄弟，因为观点不同，看待同一件事的态度也大相径庭。而在文本转译过程中，作品需要经历更多阅历、风格大不相同的译者之手，所以文本转译后与原文本必然会出现较大差异。
结语
无论是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甚至历史与现实间，都会或多或少存在着文化差异，而这些差异会极大影响人与人之间思维、交流方式。即使是同一语言、同一时期的译者也会因不同的个人经历而对事物有不同看法；即使观点、态度、认知相似的译者，也会有不同的翻译风格、文字风格，所以，翻译中的差异现象在所难免。而文本转译的次数越多，变数将会越大，要达到百分之百，甚至是较高的还原度和忠实度都是不可能的。
德国文豪歌德曾说：“翻译家应被看做是忙碌的媒人。他对一位还遮着面的美人大加赞誉，说她真值得我们倾心。媒人就这样激起了我们对这位美人的爱慕，一定要对她本来的长相看个究竟。”正如歌德所言，译者翻译永远不能代替原著，而译者所做的便是尽可能将原文著魅力最大程度地展现给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思维、不同经历的人们，而让“媒人”完全地代替“美人”，这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尽管译本，特别是转译本会与原本存在不小的差异，但它们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更多人的风格，拥有了更广阔的视野，看到了更多人的智慧。这样看来，文本转译中无可避免的差异现象对于读者来说倒也未尝不是另一种特别的收获。
（马筠 山东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266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