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亚茹
摘 要：林语堂十分推崇性灵说，对性灵派的主将袁枚更是视为知己，这两位相距近三个世纪的学者在女性观上亦有颇多相似之处。崇尚自由、追求个性是二人的共同之处，然而封建思想在袁枚身上亦有着不可忽视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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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袁枚 林语堂 女性观
周作人曾说：“鄙人读中国男子所为文，欲知其见识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对佛法以及女人如何说法，即已了解无遁形矣。”[1]作为清代乾嘉时期的诗坛盟主，袁枚“诗写性情”，开创性灵派，影响所及，至林语堂有言：“性灵之启发，乃文人根器所在，关系至巨。”[2]林语堂在吸收性灵说思想的同时，亦与这位相隔近三个世纪的知己在女性观上持有多相似之处。
虽身处封建社会，袁枚却从人性论的角度，将妇女视作应该给予尊重的人，不仅爱惜女性的人性，而且珍视女子的价值，积极发掘女子的才能，赞扬女性之美。而“饮尽欧风美雨”的“东方西子”林语堂，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女性崇拜情结的学者，不仅关注现实中的女性命运，而且诉诸文笔，将满溢作者道德理想、人生哲学和美学追求的女性思想寄托于闲适幽默的散文之中。
从家庭环境来看，家庭女性可谓袁枚的启蒙之师。由于父亲袁滨长年在外依人作幕府，母亲章氏便承担起袁枚家庭教育的重任，但她所做的主要是人格道德上的身教，而文化教授则主要由姑母沈氏承担。沈氏“通文史”，自幼“喜读书，从礼而静”，乃文化素养较高的知识女性，袁枚从沈氏“教之读书识字”“授经为解义”的教导中受益颇多。另外，祖母柴氏视袁枚为膝下麟儿，常常将其丰富的阅历说与袁枚，如将袁枚祖父袁旦釜公助沈遹声秀才与杨大姑“夜奔”，使之“终为夫妇”之事讲与袁枚，不仅使袁枚懂得了侠义的精神，亦向其灌输了青年男女争取自由爱情的思想，为其树立起对封建礼教的反叛精神奠定了基础。
和谐美好的家庭生活环境亦对林语堂女性思想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纵观林语堂的一生，母亲是他心中最早的女性，“说她影响我，指不出来，说她没有影响我，又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我长成，我成人，她衰老，她见背，留下我在世。说没有什么，是没有什么，但是我之所以为我，是她培养出来的。你想天下无限量的爱，一人只有一个，怎能够遗忘？”[3]正是有感于母爱的悄无声息而又无处不在、默默无言而又宽厚仁慈，林语堂因而真诚地赞美母性之美，充分肯定家庭中贤妻良母的社会价值。妻子廖翠凤不仅不顾门第的悬殊毅然下嫁林语堂，而且甘愿与丈夫同甘共苦，不离不弃，在婚姻中所做的贡献令林语堂深深感动。二姐是林语堂生命中另一重要的女性。他说：“我青年时代所流的眼泪，多是为二姐而流的。”二姐聪敏过人，胸怀壮志，但是为了林语堂，只能含泪放弃自己的梦想。可以说，二姐是林语堂一生不断追求的内在动力，二姐无力反抗的悲剧在林语堂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使得林语堂隐隐作痛亦不断怀念。
其次，叛逆的思想观念也使二者发出了异于常人的为女性的呐喊声。
不守成规、我行我素是二人的共同特质。在谈“色”色变、谈“性”为淫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袁枚竟以《论色》等作品从容论之，在《过雉皇访何西舫名府》中有“平生读《古风》，好色慕古流”的句子。传统观念压抑女子的创作才能，漠视其价值。袁枚则反其道而行之，他珍视女子的价值，提倡发掘女子的创作才能，扫除女子从事诗歌创作的思想障碍，为女子作诗鸣锣。
林语堂对“性”亦毫不避讳，不仅写过《论色即是空》和《谈劳伦斯》等文，倡导性的正当性，而且出于对女性的关注，译介了罗素夫人的《女子与知识》、萧伯纳的剧本《茶花女》等文，使其深刻理解了西方现代女性要求解放、追求自由的思想。
家庭环境的熏染与自身思想价值观念的趋同，使袁枚与林语堂在女性观上持论颇为相似，基于此，二人对理想女性之美亦提出了相似的见解。
对于女性，中西的定义存有差异。西洋的艺术，把女性的肉体视作灵感的源泉和纯粹调和形象的至善至美。中国的艺术则以为女性肉体之美系模拟自然界而来的。在林语堂看来，“一个女性体格的全部动律美乃取之于垂柳柔美的线条，好像她的低垂的双肩。她的眸子比拟于杏实，眉毛比拟于新月，眼波比拟于秋水，皓齿比拟于石榴子，腰则拟于细柳，指则拟于春笋，而她的缠了的小脚，又比之于弓弯。”[4]虽则二人对女性的外在形态颇为讲究，但相较于表面肤浅的外在美，对理想女性之美提出了更为全面的阐释。
一、纯朴忠贞的“传统”型女性
对袁枚影响最大的母亲章氏，年二十归袁家。章氏受过良好的家教。其性情“慈和端静”，温文尔雅，知书达理。“其教枚也，自幼至长，从无笞督。有过必微词婉讽，如恐伤之”[5]。袁枚在《秋夜杂诗》十五首其九云：
吾少也贫贱，所志在梨枣。阿母鬻钗裾，市之得半饱。
敲门闻索负，啼呼藏匿早。推出阿母去，卑词解烦恼。
母亲仁厚宽容的品性，任劳任怨的美德使袁枚耳濡目染，心生对传统女性德性之美的赞扬。
而林语堂对此更是不吝赞叹之词。《浮生六记》中的陈芸是林语堂最欣赏的女性之一。林语堂说：“也许古今各代都有这种女人，不过在芸身上，我们似乎看见这样贤达的美德特别齐全，生不可多得。”[6]陈芸曾言及理想的生活：“买绕屋菜园十亩，课仆妪植瓜蔬，以供薪水。君画我绣，以为诗酒之需。布衣菜饭可乐终身，不必作远游计也。”[7]青山、绿水之美于芸而言，是凝聚于生命中的自然灵动；于林语堂而言，更是与女性之美交相辉映。
芸从不奢求富贵荣华，从未以世俗的功名利禄加之于夫君，虽然她所过的是一种惨淡的生活，然而也是最快乐的生活，这种快乐是由灵魂产生出来的，林语堂为芸这种纯朴自然的天性深深折服，赞叹不已。
二、自觉自醒的“现代”型女性
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一有言：
本朝开国时，江阴城最后降。有女子为兵卒所得，绐之曰：“吾渴甚！幸取饮，可乎？”兵怜而许之。遂赴江死。时城中积尸满岸，秽不可闻。女子啮指血题诗云：“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
好一句“活人不及死人香”，袁枚借此刚毅不屈的女子之口，以其高昂的头颅向世人宣告：女子何必不如男！
林语堂的理想是“壁上一尊李香君画像让我供奉”，他把这个以秉节不挠受人赞美的奇女子视作“神”，用重金购得她的画像，挂在书斋，并自题一诗表达崇敬之情：
香君一个娘子，血染桃花扇子。义气照耀千古，羞杀须眉男子。香君一个娘子，性格是个蛮子。悬在斋中壁上，叫我知所观止。
他甚至将《桃花扇》中李香君痛骂奸贼阮大铖的一段唱词与岳飞的《满江红》相提并论，认为李香君一个柔弱女子敢于抨击朝廷奸臣之党，与岳飞的《满江红》一样，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表现出对李香君舍生取义与侠胆忠心的欣赏。
三、灵肉统一的“和谐”型女性
袁枚并非仅满足于肌肤之淫的“登徒子”，他对于女性美色有自己的审美要求，如认为“女以肤如凝脂为主”[8]，欣赏“娉婷夭袅”“领如蝤蛴，腰如约素”[9]。外表之美于袁枚而言是一种审美上的欣赏，但是他对女性的要求却是“色”与“节”的统一。
《诗话》卷七记载两个有名有姓、“侠骨棱嶒”的女子：
明季秦淮多名妓，柳如是、顾横波，其尤著者也。俱以色艺受公卿知，为之落籍。而所适钱、龚两尚书，又都少夷、齐之节。两夫人恰礼贤爱士，侠骨棱嶒。阎古古被难，夫人匿之侧室中，卒以脱祸。
柳、顾二氏虽然沦落风尘，出身低卑，但比之其后所嫁的身居高位的丈夫钱谦益、龚鼎孶两尚书，思想境界却有霄壤之别。两夫人有“夷、齐之节”，不向清朝统治者低头，顾横波更不畏株连之险，敢于庇护为抗清复明奔走而遭清军缉捕的阎尔梅，何其忠义，真乃巾帼不让须眉！
泰戈尔曾说过：“当上帝创造男人的时候，他只是一位教师，他的提包里只有理论课本和讲义；在上帝创造女人的时候，他却变成了一位艺术家，在他的皮包里装着画笔和调色盒。”[10]
女人之为女人，在林语堂看来，是与男人分属形状色彩各异的世界的。倘若将男人的世界规为棱角四方的矩形，笨拙而又单调；那么女人的世界则是波浪般蜿蜒的曲线，婀娜而又多彩。在女人的世界中，她与人、社会、家庭、事业，与她自己灵与肉的完美统一，才是现代女性的理想人生和真正出路。
在《一篇没有听众的演讲》中，林语堂道：“女人的美不是在脸孔上，是在姿态上。姿态是活的，脸孔是死的，姿态犹不足，姿态只是心灵的表现，美是在心灵上的。有哪样慧心，必有哪样姿态，擦粉打扮是打不来的。”
从林语堂对女性灵与肉的理解，不难看出，单单一副美丽的躯壳至多能引起男子对于性的欲望，这种过分注重性的吸引的观念在林语堂看来，有着对于女人整个天性的不成熟和不适当的见解。“好色的本能对于丰富的生命确有相当的贡献，可是这种本能也会用得过度，因而妨害女人自己。为了保存性的吸引力起见，努力和奋发是需要的，这种努力和奋发当然只消耗了女人的精神，而不会消耗男人的精神的，这也是不公平的，因而世人既然看重美丽和青春，那么中年妇女只好跟白发和年岁作绝望的斗争了。”[11]
再看林语堂《论年老——人生自然的节奏》所言：
我爱春天，但是太年轻。我爱夏天，但是太气傲。所以我最爱秋天，因为秋天的叶子的颜色金黄、成熟、丰富，但是略带忧伤与死亡的预兆。其金黄色的丰富并不表示春季纯洁的无知，也不表示夏季强盛的威力，而是表示老年的成熟与蔼然可亲的智慧。
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尚未经历世事的年轻女子多爱在春夏飞舞，因为她们美丽的身体是青春与朝气的象征；然而，林语堂更爱的却是已在家庭与社会中找寻到自己栖息之地的成熟女子，她们智慧、从容，当夕阳用绚丽的余晖抚摸她们的面容的时候，她们仍然能够呈现出爽悦的欢笑；她们是“贤妻良母”，养育着婴孩，这是她们一生中金黄的丰硕的果实。同时，她们也致力于在自己的一片事业天地中力所能及的完成自己的任务，丰富着自己的人生阅历。
事实上，林语堂乃借秋天之景自由表达自己的人生感悟，这是一种既悲惋沉实又从容达观的生命飞扬，是诗化了的人生哲学，其中有着深入骨髓的内在感动。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袁枚毕竟身处封建末世，封建思想植根已久，其思想上的突破性相较时人可谓大胆，但是与林语堂这位相距几近三个世纪的学人相比，毕竟有更多的不足。袁枚亦是矛盾的，他爱女性，却带有色情的眼光。林语堂喜爱女性则持开放的心态，内含崇拜之情。赵翼评袁枚“其人其笔两风流，红粉青山伴白头”，袁枚本人对此也不隐瞒，坦诚“五子为名又买春”，做出矛盾之举。新与旧，进步与保守在其身上有深刻的体现。
总体上看，袁枚是从人性论的角度出发，把妇女看作应该予以尊重的人，故他比较尊重、爱惜妇女的人性。袁枚之好女色、赞美妇女之自然肤色、体态，反对女性裹足，摧残其天然之性， 有其合理之处，需要辩证地看待。
“一捆矛盾”的林语堂，在不断冲击碰撞的东西文化中，在他理想的女性世界中，女性的理想品格是复杂的，不仅拥有天资灵秀的外貌、自然天成的风姿，还表现出忠贞纯朴、觉醒反抗、灵肉和谐等鲜明的类型特征，她们融情入理，集古典的雅致和现代的强劲于一身，在飘逸与世故、闲适与谨饬、自在与拘束之间，找到一种均衡，成为理想人格的化身。
注释：
[1]袁枚：《随园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2]林语堂：《论文》，论语，1935年，第15期。
[3][4][6][7][11]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4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5][8][9][清]袁枚著，王英志点校：《袁枚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0]泰戈尔：《泰戈尔诗集》，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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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王英志.袁枚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王兆胜.林语堂大传[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3]张文娟.五四文学中的女子问题叙事研究——以同期女性思潮和史实为参照[M].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
（徐亚茹 江苏南通 南通大学 226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