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榕
摘 要：查尔斯·布鲁克顿·布朗将英国哥特小说引入美国文学，却赋予它丰富的内容，使它实现了美国本土化。他的小说，探讨了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敌对、宗教狂热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以及都市生活所带来的异化，开拓了早期美国小说的格局，使小说成为美国经验的表达，为美国文学摆脱英国文学束缚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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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查尔斯·布鲁克顿·布朗 美国小说的兴起 美国文学本土化 哥特小说
我国学界提及美国文学的早期发展，往往将美国文学之父归于华盛顿·欧文（1783-1859）。而美国超验主义代表人物拉尔夫·沃尔夫·爱默生在回顾美国浪漫主义的历史时，也曾指出“1790年至1820年间，美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书籍、演讲、对话或思想。”（Bercovitch，541）在他看来，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世纪转角，美国文化出现了空白期。然而，这种观点其实是存在一定偏颇的。我们不应忽视在华盛顿·欧文之前，早于他一代人的查尔斯·布鲁克顿·布朗（1771-1810）为美国文学，尤其是美国小说兴起所作出的贡献。布朗是美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职业作家。他一生创作了六部长篇，将英国哥特小说的文学形式引入美国，将它结合美国现实进行了本土化。布朗被誉为“美国长篇小说之父”（Augustyn，54），他的影响惠及纳撒尼尔·霍桑、埃德加·爱伦·坡等美国文艺复兴的重要作家，也在欧洲得到了济慈、雪莱等作家的赞叹。公允地说，他是美国文学，尤其是浪漫主义小说的先驱人物，填补了爱默生所谓的“文化空白期”，使它拥有了第一抹不可忽视的亮色。
一
美国小说的兴起比之英国小说，落后了半个多世纪。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小说家紧跟英国传统亦步亦趋，直到查尔斯·布鲁克顿·布朗才开始找到了相对独立的声音。
十八世纪，英国小说经历了由兴起到蓬勃发展的过程，孕育出一批优秀的小说家，如丹尼尔·笛福，塞缪尔·理查逊，托拜斯·史莫里特，亨利·菲尔丁，劳伦斯·史特恩，安·拉德克里夫等。与之相比，十八世纪的美国小说完全还停滞在萌芽阶段。不仅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美国小说，即威廉·希尔·布朗的《同情的力量》（1789），比第一部英国小说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1719）整整晚诞生70年，甚至连具有文学史价值的作家也寥寥无几。
这种滞后，或许与美洲大陆长期处在清教主义的影响之下有一定关系。清教主义继承了柏拉图的艺术观，认为虚构的文学是一种“谎言”，远离了真实，不能为传播上帝的意志服务，因此没有多少存在的价值。而小说更是一种堕落的艺术形式，它以打动人的心灵为目的，会引起人的精神上的不安，勾起人的欲望，所以应该被摒弃。
随着时代的进步，清教逐步淡出历史舞台，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在美洲大陆流行起来。即便如此，最早出现的美国小说还是以情感小说为主，原因是只有情感小说的道德教化功能最强，符合清教徒“实用”的审美倾向。
情感小说的鼻祖是英国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他的代表作，如《帕美拉》及《克拉丽莎》，使用了书信体的叙述方法，主人公总是柔弱的女子，因一时受了外表潇洒内心冷酷的花花公子的诱惑，面临失身受辱的险境。小说的道德寓意十分明显：作为女人，应该要克制感情，不能任欲望左右，否则将受到惩罚。
美国的第一部小说《同情的力量》就是一部理查逊式的情感小说。作者威廉·希尔·布朗在前言中开宗明义，指出自己撰写这部作品，就是为了“揭示受诱惑的可怕后果”，表明“女性教育的重要”。（Brown，5）这一时期美国情感小说的代表作除了《同情的力量》，还有苏珊娜·罗蒙的《夏洛特·坦普尔》（1791）以及汉娜·福斯特的《卖弄风情的女人》（1797）。这些充满伤感情调的作品在美洲大为流行，他们的创作，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对理查逊作品的模仿，而人物刻画以及心理描写的深度却都远逊于理查逊。我们从诸如《同情的力量》等情感小说中，看不到多少鲜明的美国特色，作者尽力铺陈的是女主人公的悲惨遭遇，将故事的发生地由美洲移到欧洲大陆，也不会对作品产生太大影响。
当时的美国小说的另外一个分支，则是流浪汉小说。流浪汉小说作为独立的文类，遵循的是现实主义传统。它是《鲁滨逊漂流》这样的早期英国小说的变体，在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中逐渐成熟。这类小说记录了主人公的游历过程。由于故事随着人物的流浪而变化，环境的改变会影响故事的走向，因此，当美国小说家效仿英国小说家，开始流浪汉小说创作时，小说开始真正聚焦美国生活，在此类小说中，首次出现了美国主题的萌芽。以《现代骑兵团》为例，这部小说的叙述模仿的是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也是一个富有人文主义精神的主人配一个愚蠢的仆人，出外游历。作品用讽刺的手法，比如愚蠢的仆人处处受人欢迎等，探讨了美国社会，尤其是民主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病。小说中第一次出现了对美国边地生活的描写。不过从总体来看，早期的美国流浪汉小说与早期情感小说一样，艺术价值不高，语言粗糙，结构凌乱，而且远不如情感小说畅销。
此前的美国小说家无法为查尔斯·布鲁克顿·布朗提供太多的借鉴。所以布朗的创作，也是在借鉴英国传统。然而，他却对其进行了非常大胆的改造，将它与美国现实相联系，而且，他的影响力抵达了欧洲彼岸，是第一位有影响力的美国作家。因此，当我们追溯美国小说真正意义上的崛起时，必须从查尔斯·布鲁克顿·布朗说起。
二
查尔斯·布鲁克顿·布朗出生于费城，父母属于虔诚的教友派，家境富裕。他年轻的时候曾顺应父母意愿学习法律，然而，很快就发现它有违内心，最终选择文学作为一生的追求，“是美国第一位试图以写作为生的作家。”（VanSpanckeren，15）
布朗的一生与他的文学继承人埃德加·爱伦·坡有不少相似之处：“布朗的气质和埃德加·爱伦·坡非常相似，他的一生好像也是坡的人生的预演。”（Elliott，179）两人都放弃对商业利益的追求，选择文学；两人都出版过小说，当过编辑，办过杂志，写过评论；两人的才华生前都没有赢得人们的认可；两人都在四十岁左右就离开了人世。布朗一生共出版了六部小说，分别是《韦兰德》（1798）、《奥尔蒙德》（1799）、《亚瑟·莫文》（1799-1800）、《埃德加·亨特利》（1799）、《克拉拉》（1801）、《简·塔尔波特》（1801）。后两部作品的艺术成就明显低于前几部，是较为传统的情感小说。这种改变的发生，或许是因为布朗要迎合当时公众口味；也可能是随着年龄增长，他的思想日趋保守的缘故。而他的前四部作品，是他艺术的代表作，同时也是美国本土特色浓厚的作品。
在这四部小说中，布朗借用了英国哥特小说传统。哥特小说是浪漫主义小说的重要分支。它的创始人是英国小说家贺拉斯·沃尔普，他的作品《奥特朗多城堡》（1764）是英国哥特式小说的发轫之作。继他之后，哥特小说逐渐在英国流行起来，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初达到高潮，诞生了安·拉德克里夫、威廉·贝克福德、马修·刘易斯等一批优秀作家。这一时期的英国哥特小说的程式化倾向很重，一般具备以下几个特点：小说的背景通常是阴暗的古堡，废弃的庄园，或黑暗的密道，有时有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出现。小说的主干情节中，纯洁的女主人公被残忍的充满欲望的恶棍追逐，经历重重磨难。此类小说的目的是“通过神秘元素和各式各样的恐怖，激起令人毛骨悚然的惊栗感。”（Abrams，111）
查尔斯·布鲁克顿·布朗是美国第一位哥特小说大师。他在学习借鉴英国哥特小说传统时，并不象他的同辈人，如威廉·希尔·布朗等模仿理查逊那样，单纯依葫芦画瓢，只求追赶潮流，迎合大众口味。在《埃德加·亨特利》的前言“致公众”中，布朗大声疾呼，希望美国作家关注自己的国家，关注自己的艺术主题。他认为美国与欧洲大陆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这片土地上的美国经验，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等待着作家去挖掘。他选择哥特小说这一艺术形式，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一形式最适合表现美国的特色。
什么是布朗眼中的特色？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美国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拓荒经验。为此，在《埃德加·亨特利》中，英国哥特小说中的幽暗古堡，变成了美国有待开发的边疆地带的茫茫荒原。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亨特利在追踪形迹可疑的邻居过程中，患上了夜游症。夜半醒来，发现自己掉落进了豹子洞。他在和豹子浴血奋战后，杀了豹子，夺路而逃，却遇到了一队印第安人。他们绑架了一个白人女孩。亨特利解救了女孩，带着她出逃。印第安人却寻踪而至。最后，他杀死了这些印第安人对手，却发现另有印第安人杀死了他的叔叔。事实上，亨特利的父母也是在白人与印第安人的冲突中丧生的。他和妹妹在叔叔的庇护下长大。而现在，他的叔叔死去，他不知道自己的归宿将在何处。
这部小说充满了暴力描写，将亨特利与豹子的搏斗、与印第安人的搏斗刻画得非常血腥。美洲大陆特有的由印第安人与白人的对峙引起的突发事件、荒凉西部可能会碰到的重重危险，为哥特小说提供了很好的拓展空间。布朗的这种观点启发了后人的创作，库柏的“鹿皮袜”系列以西部荒凉边地为大背景的小说，就是布朗的思想对美国文学产生影响的佐证。
三
查尔斯·布鲁克顿·布朗不仅将哥特小说成功引入美国文学，在创造性的改写基础上，将它的背景从英国古堡植入美国荒凉西部，使它成为了表达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恐惧的表征，同时，也用哥特小说的美国化，开创了美国文学中注重探索人物灵魂世界的先河。在他之前流行的美国情感小说，也试图描摹人物心理，但这类作品的主人公，性格缺乏多面性，呆板单一，更像是作者进行道德说教的道具，而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布朗的第一部作品《韦兰德》无论是情节的复杂性，还是人物刻画的深度，远远都超越了前人。
《韦兰德》采用的是书信体的叙述框架。女主人公克拉拉和哥哥韦兰德隐居在费城附近的乡村。韦兰德与邻居凯瑟琳结婚，克拉拉则与凯瑟琳的弟弟亨利互生情愫。乡村的生活平静有序，但随着陌生人卡文的到来，一切发生了变化。亨利似乎听到了卡文和克拉拉的对话，误会卡文和克拉拉有染，愤然离开；韦兰德则听见有神秘的声音一次又一次在对他讲话。韦兰德的父亲是个宗教狂以及神秘主义者，在一场“天火”中丧命。韦兰德继承了父亲迷信的性格，他相信这个神秘的声音是神的声音。对于所谓的“神谕”，他坚定不移地遵照执行。终于，悲剧发生了：在“神”的旨意下，韦兰德狂性大发，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正当他朝克拉拉逼近，要取她性命时，卡文出现了，疾呼“停下”。韦兰德如梦初醒，看到自己双手沾满亲人的鲜血，唯有以死谢罪。这时，真相才大白：所谓“神谕”，其实是精通腹语术的卡文发出的。他之所以故弄悬虚，完全是出于好奇，想测试人们会有什么反映，谁料竟铸成大祸。
《韦兰德》是美国文学中第一部反映神经错乱者的作品。将读者带入了一个“意义与人物都在随时变化中的令人生疑的领域”（Crane，20）。小说情节非常紧张刺激，尤其是韦兰德发狂的那一节，令人毛骨悚然。韦兰德的悲剧，似乎是卡文一手造成的。如果小说只写到这个层面，那么只是一部精彩的离奇的故事。布朗留给我们的却是一部复杂的心理小说，他的焦点是刻画一个正常人由清醒走向疯狂的心理蜕变。克拉拉和韦兰德同时听到了“神谕”，为什么克拉拉保持清醒，而韦兰德却笃信不疑？一定意义上说，卡文的出现只是外在的诱因，深层的动因是韦兰德本人性格存在着缺憾：一是他过于笃信宗教，甚至到了偏执的地步；二是他过于相信自己的感官，即自己的“所闻”，用它来代替自己的理智。小说中韦兰德认为自己先后听到了九次神谕。卡文承认前几次是自己所为，却坚决否认要韦兰德杀死全家的指令是自己下达的。实际上，在卡文腹语术的干扰下，韦兰德的神经已经开始错乱。正是由于他出现了严重的幻听，才会犯下这令人发指的罪行。
美国的文化深植于虔诚的宗教信仰。“五月花号”跨海而来，带来了第一批清教徒。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了第一个殖民定居点——普利茅斯种植园。而后，在这片土地上又汇集了教友派、天主教信徒，等同样在英国受到英国国教驱逐的各类宗教团体。因此，我们无需讶异，为什么在美国文学史上，能够找到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在关注宗教主题，关注它对美国民族灵魂的影响。而查尔斯·布鲁克顿·布朗凭借他的敏锐的艺术直觉，成为了捕捉这一主题的美国小说家。而且，小说中，韦兰德坚定地相信上帝在对他一个人说话，听不进他人的建议，这种坚定信仰的内核其实也是对自我判断的坚定相信，暗示着美国意识形态所推崇的个人主义可能潜伏的偏执。
此外，在《韦兰德》中，布朗对韦兰德的心理刻画，让我们不禁想到同样是恐怖小说大师的埃德加·爱伦·坡。他的《黑猫》《泄密的心》等名篇中的主人公与韦兰德一样偏执，一样为自己的幻觉所困扰，一步步走向疯狂的边缘。福克纳笔下《献给爱米丽的玫瑰花》中的爱米丽也是出于同样的偏执才会杀死爱人，与他的尸体同床共枕数十年。毫不夸张的说，查尔斯·布鲁克顿·布朗为美国式哥特小说定下了基调。
四
查尔斯·布鲁克顿·布朗是一位热切观察社会，希望用写作改造社会的作家。他关心的触角不仅涉及前文所论的白人与印第安人问题、宗教问题等，此外，布朗还关心正在经历变迁的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交界的美国社会。
布朗的时代，正是美国经历转型的时代。新的共和国刚刚摆脱宗主国英国的影响而赢得独立，国家同时也迎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到来。十七世纪初，美国成为殖民地，在这片大路上，最早出现的是一个个的拓荒殖民地，主要发展的是农业，强调的是坚忍勇敢的边疆精神。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力的上升，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美国渐渐出现了都市化的趋向：边疆的独立居民点逐渐被一个个新兴的村镇所取代。而村镇渐渐发展，形成了城市。布朗的时代，正是城市急剧扩张的时代。他先于时代，体会到了城市化为人类精神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另一部代表作《亚瑟·莫文》中对它进行了反思，用哥特小说的形式，传达了他对城市化以及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异化的批判。
在《亚瑟·莫文》中，主人公亚瑟·莫文出生于宾西法尼亚州一个农民之家。因母亲早丧，他离家出走，只身来到费城。一进城，就碰到了一个叫威尔伯克的恶棍。威尔伯克曾倾吞了一个叫克莱伏林的人的财产，因亚瑟长得酷似克莱伏林而将亚瑟留在身边以掩人耳目。后来亚瑟逐渐认清了威尔伯克的丑恶嘴脸，与他决裂，来到乡下一个叫哈德文的农场主家帮工，并与哈德文的女儿埃莉莎相爱。这时亚瑟发现自己从威尔伯克处无意携出的书稿中夹有两万美金，他断定这是克莱伏林的遗产，决定回费城交还克莱伏林的妹妹，却碰到了费城大瘟疫，全城中大量的人口染上了黄热病。亚瑟也患病，幸亏在奄奄一息时被医生史蒂文斯搭救。等到疾病痊愈，他回到农场，发现瘟疫也蔓延到了这里，埃莉莎的父亲已经染病去世。埃莉莎的叔叔为了抢夺遗产，对埃莉莎进行迫害，亚瑟将埃莉莎救出。亚瑟这时才发现他对埃莉莎的感情只是兄妹之情，最终他回到费城，与一位富有的寡妇结婚。
《亚瑟·莫文》这部小说的情节极为复杂，由史蒂文斯医生和亚瑟·莫文两人的叙述交叠而成。小说虽然穿插了一部分莫文在乡间的经历，主要讲述的还是他在城市的生活。莫文是乡下孩子进城，大城市繁华，然而，也藏污纳垢，很快他就发现周围不乏各式各样的骗子。而且，费城作为当时美国最大的城市，人口密集，卫生系统却不够先进，容易爆发瘟疫，而莫文的确就碰上了黄热病的爆发。
在《亚瑟·莫文》中，疾病其实也是人类精神世界的隐喻。瘟疫是天灾，但是也是人祸：因为有钱人出逃，穷人被困在原地。在疾病收容所里，看护们更像是监狱的狱卒，他们虐待病人，任凭他们在痛苦中死去。人人自危，也人人力求自保，不愿意伸出援手帮助他人。“恐惧消泯了自然的感情。妻子被丈夫抛弃，孩子被父母抛弃。……在大街上被疾病击倒；行人们纷纷逃离；他们不被允许回到自己的家，只能在公共场所咽下最后一口气。病人被丢在房间里，死于疏于护理。没有人来搬动他们的尸体。这些尸体逐渐腐烂，挥发出的气体融入空气，足以令人致命，更十倍加重了瘟疫的肆虐。”（Brown：346）费城这个大城市里的遭遇，影射的是都市化带来的异化病。
查尔斯·布鲁克顿·布朗是一位非常善于探索的作家。他将哥特小说引入美国文学，却赋予它丰富的内容，使它实现了美国本土化，无论是《埃德加·亨特利》中的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敌对、《韦兰德》中的宗教狂热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还是《亚瑟·莫文》中末世般的费城大瘟疫，无一不是对独特的美国经验的表达。尽管布朗在创作时，“缺少写作前的仔细琢磨”（Axelrod， XX）有时对细节处理不够精当，小说多头并行，对某些枝节处过分穷追不舍，破坏了作品的整体结构，这些缺憾使他无法像他的文学继承人埃德加·爱伦·坡、霍桑以及麦尔维尔等一样，跻身于美国一流小说家的行列。但如果我们把查尔斯·布鲁克顿·布朗置身于他的时代来考量，他们必须承认他的天分和成就。他为此前颇为贫瘠、缺乏原创的美国文坛带来了强劲的新生的活力，打开了美国文学创作的格局，使它不再跟在英国文学传统之后亦步亦趋。因此，他的确是美国小说的开拓者和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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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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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榕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教授 47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