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英魁
摘 要：“五四”时期，民间文学被知识分子当作文化改良和文学变革的资源，周作人从“文艺”和“学术”的双重视角对民间文化和文学进行了关照，形成了他对民间文学的独特认知与论述。本文从周作人民间视角产生的原因和他对民间神话、宗教、歌谣研究内容的梳理中探析“五四”时期周作人的价值取向和身份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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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周作人 民间文学 民间视角
一、周作人民间视角的生发
（一）故乡遗风遗俗的熏陶
周作人的民间文学、文化研究与其成长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他生活在越文化的中心地绍兴，从小受到浓厚的乡风遗俗的熏陶。周作人在其文中记载：“儿时听过蛇郎、螺女、老虎外婆之类的故事，唱过‘大学大学，屁股打得烂落’之类的儿歌[1]”，看过道士炼度的“戏剧似的演出”。[2]他的祖父也时常会背些《西游》《封神》那样的“大头天话”给周作人听……故乡生活经验不仅形成他对风土物产的特别兴趣，也使他领略了民间文化的广博丰富，为他研究民间文化奠定了扎实基础，准备了充足资料。
（二）日本和西方文明素养的汲取
1906年，周作人留学日本，在学习日本文化的同时，他自觉地汲取西洋文明的素养。周作人曾翻译介绍国外民俗学研究的现状和有关民俗学的理论观点，包括日本民俗学者柳田国男的著作、英国民俗学家安德鲁朗的民俗学方法和神话学观点、英国神话学者哈理孙女士的神话学文章等。《我的杂学（七）》中写道“这里边，于我影响最多的是神话学类中之，《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与宗教》这两部书，因为我由此知道神话的正当解释，传说与童话的研究，也于是有了门路了。”[3]如果说此前周作人对于民间文化的研究兴趣是完全出于个人情趣，而经过以人类学、希腊神话为主的西方文明的润泽后，他对民间文化就发生了一种审视的理趣，并从此开始进入了有理可循的研究状态。
二、周作人民间视角的“文艺”维度
（一）周作人民间视角“文艺”维度产生根源
关于民间文学“文艺”维度研究的意义，周作人认为：“若更以文史家言治童话者，当于文章原起亦得会益。盖童话者（兼世说）原人之文学，故探文章之源者，当于童话民歌求解说也”。[4]1918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歌谣征集处”，面向全国征集歌谣，拉开了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的帷幕。征集歌谣切入点几乎都是文学的，征集的歌谣需有“寓意深远”“自然成趣”“有天然之神韵”[5]等文学特质。由周作人起草的北大《歌谣》周刊发刊词提出：“……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未来民族诗的发展。”[6]显而易见，周作人非常希望能吸取歌谣的有益成分，以之来扶植新诗的发展。周作人认为，新诗对歌谣的艺术借鉴应是多方面的。一则在于可学习歌谣的“调子”，即民歌的“风格与方法”“方言”特色。而更重要的是，他从感情“真挚”的精神层面上，对新诗与歌谣的联系给予充分肯定：“民歌与新诗的关系，或者有人怀疑，其实是很自然的，因为民歌的最强烈最有价值的特色是他的真挚与诚信，这是艺术品的共通的精魂，于文艺趣味的养成极是有益的”。[7]正是以人性的自然健全的发展为参照，周作人肯定了歌谣中有建设新文学的元素，蕴含着民族文学努力追求的现代品质。在他看来，民歌的精华，就是其显现了活生生的个体的真声音，以及没有经过传统道德伦理观污染的人的真性情。
（二）周作人歌谣研究的“内质”视角和启蒙色彩
周作人特别重视民歌的真挚与诚信。他认为：“‘民间’这意义，本是指多数不文的民众；民歌中的情绪和事实，也便是这民众所感的情绪与所知的事实……所以民歌的特质，并不偏重在有精彩的技巧与思想，只要能真实地表现民间的心情，便是纯粹的民歌”。[8]即民间文学所要表现的民间文学“真的感情”的内质。这是周作人从“人的文学”的启蒙知识分子立场对民间文学中所体现出的民间文化以及人生态度的严肃批判，是与他的“人的文学观”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充分肯定民间文学的“真挚与诚信”时，对民间文学与文化中所体现出的“非人”的因素，持一种激烈的批判态度。他认为民间的文学作品存在着许多问题，无论从形式和思想上都不能使我们感到满足。但是，虽然周作人从社会的角度看到了民间社会中的“非人”的生活境遇，也看到了民间社会被“威权”的主流意识形态所控制而表现出来的奴性与驯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民间文学与文化的全部否定。他从民间文学中，仍然看到了与现代启蒙意识及文学相共通的那种现代性因素，因而他以“启蒙”的立场，从民间的“学术”视角，呼唤“人”的文学的诞生。
三、周作人民间视角的“学术”维度
（一）周作人民间视角的“学术”维度产生缘由
在提倡民间文学“文艺的”研究的同时，周作人不忘民间文学“学术的”研究意义。早在《歌谣》一文发表前，周作人就已注意到了民间文学的民俗学价值。周作人在《采集儿歌童话启》一文中指出：“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待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9]周作人选取民俗学视角观照民间文学的根本原因是他的民俗观与文学观的着眼点都是“人”，由文艺表现人，由民俗学理解人，二者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周作人所秉有的这种民俗学知识理念使他非常重视对民间神话、传说、童话、歌谣等的研究，从中探讨下层人民的生活、思想及精神；也使他十分注重普通民众，尤其是儿童、妇女的生活方式、情感等方面的研究。
（二）周作人民间视角“学术”维度的神话研究
周作人认为通过对希腊神话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希腊文学、希腊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并且可以以希腊为参照系来考察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问题。“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也就是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一了。”[10]周作人对于希腊文化的研究是以中国文明的参照为前提的，并且明确地表示出除了学术研究之外的社会文化改革的要求和理想。
周作人极力主张借用古希腊神话的“美化”精神来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他在对希腊神话的研究中形成了对于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思考。周作人认为，神话不仅能让我们看到当时社会上的思想、制度、风俗和信仰习惯，而且在文学上有其独立的存在价值，因为它真诚地表现出了人的质朴的感想，我们不能以科学的知识去攻击神话的虚假和迷信，而应在迷信、虚假中发现美。周作人批判了将神话孤立看待的观念，再三强调其神话精神对于文学艺术、民间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影响：“中国现在文艺的根芽，来自异域，这原是当然的；但种在这古国里，吸收了特殊的土味与空气，将来开出怎样的花来，实在是很可注意的事。”[11]由此可以看出，周作人对于希腊神话、希腊文明的喜爱并不单纯出于对一种文化对象的兴趣，同时也凝聚着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现代中国文化的前进道路的探寻与思考。
（三）周作人民间视角“学术”维度的宗教研究
中国民族的宗教观念问题是周作人民间视角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涉及到民间信仰与民间道德、文学之间的关系。“民间信仰”是周作人剖析民间社会与文化存在问题的独特角度。在周作人看来，“支配（中国）国民思想的，已经完全是道教的势力”[12]，因为儒教所影响的主要是中国的上层社会和知识分子阶层，它对下层社会的影响也还需要经过道教这一中间环节。因为道教的主要来源之一即是中国古代民间巫术，含有法术的因素，所以周作人认为将它称作“萨满教”更为确切。在“萨满教”影响下的中国国民性中含有狂热的宗教意识，这与人们常认为中国人富于理性而不溺于宗教迷狂的观点大相径庭。周作人对民间信仰的分析，隐藏着对麻木和非理性的国民性的深刻批判。
周作人也注意到了道教对国民“命运”观形成的影响。周作人指出道教思想让百姓相信“命”和“气运”，形成自然安分的精神状态。道教的命运观之比皇帝的愚民政策更为有效，原因在于它与种种迷信观念联系在一起。周作人认为这种民间的道教信仰实在是社会改革的最大阻力。从民间信仰看到民间社会的愚昧、麻木与盲从形成的原因，是“五四”时期极为深刻和独特的一种认识，这也是周作人民间视角的深刻之处。
四、结语
在“五四”时期，在“文艺”维度，周作人从建设新文学的需求出发，寻找新文学与民间文学相通的地方；在“学术”层面，周作人对民间神话、宗教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论述，发掘它们对新文学建设的重要作用和对启发民智的重要贡献。两个视角的结合，形成了周作人完整独特的民间视角，也为中国民间文学文化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注释：
[1][2][3]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1980年版，第25页，第33页，第684页。
[4]周作人：《童话研究》，教育部编撰月刊，1912年，第1卷，第7期。
[5]刘半农：《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2月1日。
[6]周作人：《发刊词》，歌谣周刊，1922年，第1期。
[7]周作人：《歌谣》，《自己的园地》，北新书局，1923年版。
[8]周作人：《中国民歌的价值》，歌谣周刊，1923年，第6期。
[9]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著：《周作人集外文·上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3年版，第151页。
[10]周作人：《生活之艺术》，语丝，1924年，第1期。
[11]周作人：《在希腊诸岛》，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10号。
[12]周作人：《乡村与道教思》，语丝，1926年，第1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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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周作人.知堂回想录[A]，周作人自编文集[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周作人.希腊闲话[A]，周作人文类编[C].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3]王光东.在民间与启蒙之间“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民间理论[J].文艺争鸣，2002，（1）.
[4]张文娟.五四文学中的女子问题叙事研究——以同期女性思潮和史实为参照[M].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
（林英魁 浙江宁波 宁波大学 31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