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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爱为何不能相守——浅论焦仲卿、刘兰芝婚姻悲剧成因

  • 投稿小庄
  • 更新时间2015-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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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华玲

摘 要: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再现了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不能相守,以死抗争的婚姻悲剧。关于这一婚姻悲剧众说纷纭。谁是悲剧的幕后推手?仅仅是焦仲卿的母亲吗?笔者尝试从社会环境、人物性格、婚姻经营等方面阐述这一婚姻悲剧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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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悲剧成因 社会环境 人物性格 婚姻经营

阅读一篇耳熟能详的乐府诗章,品评一个生死相依的凄美故事。在品味文学作品精美、痛惜人物命运悲催之余,理性分析作品人物焦仲卿与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成因,不难发现悲剧偶然性中有其必然性。我们不妨从社会家庭、个人性格、婚姻经营等角度综合分析,细细解剖,以求更贴近现实,还原真相。

一、造成刘兰芝、焦仲卿婚姻悲剧的外在环境分析

(一)休妻“七出”是婚姻悲剧的礼教依据

剖析悲剧,离不开对时代背景的分析。《孔雀东南飞》的故事背景为东汉末年,一个儒学盛行的年代。儒家学说俨然成了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标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明确“三纲”之一:“夫为妻纲”。它反映了封建社会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由此可以看出男方家庭在婚姻关系中处于主宰地位,在“休妻”这件事上有绝对话语权和处置权。并且在婚姻关系中,有权威的“七出”作为礼教依据。《仪礼·丧服》中载“七出”:“无子,一也;淫佚,二也;不事舅姑,三也;口舌,四也;盗窃,五也;妒忌,六也;恶疾,七也。”焦母认为兰芝“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并对兰芝“久怀忿”,因而要求儿子休弃刘兰芝是符合当时道德规范的,甚至是有章可循的。

(二)家长统治是婚姻悲剧的直接推手

婚姻总带有时代的烙印,东汉时期的婚姻是家长制的,婚姻不是以男女双方的爱情为基础,而是以家族利益、家长意志为先决条件,即使在婚后也要受家长的支配。刘兰芝与焦仲卿夫妻恩爱,感情笃厚。但是在焦家焦仲卿做不了主,在刘家刘兰芝做不了主。他们婚姻的决定权掌握在焦母与刘兄的手中。在焦母的作梗下,兰芝无奈还家。在刘兄的逼迫下,刘兰芝被迫改嫁。即使是在焦仲卿死意已决,以死相威胁的时候,焦母也不肯放下家长的身份,固执己见,不改初衷,终酿苦果。

(三)门第观念是婚姻悲剧的隐性障碍

比较焦、刘两家的背景,它们同属于封建社会下层,只是焦家境况略好于刘家。刘兰芝嫁入焦家,在焦母看来刘兰芝配不上自己的儿子,对儿子的前途也无助,甚至有所妨碍。焦母提醒儿子作为一个“大家子”,作为一个“仕宦于台阁”的男儿应该当断则断,不必儿女情长,“慎勿为妇死”。兰芝自叙出身“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虽有自谦成分,但身份与地位可略见一斑。兰芝到焦家后“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一方面可见兰芝贤惠,另外一方面也可折射出焦家的家境和焦母对她的态度。刘家同样看重门第之别。刘兰芝被休,刘家蒙羞,却无可奈何。刘兄希望通过刘兰芝再嫁为家谋利,何况上门提亲者的家境与焦家相比有天壤之别,所以替她做主,逼其再婚。

二、造成刘兰芝、焦仲卿婚姻悲剧的人物性格分析

(一)焦仲卿母亲性格

焦仲卿母亲个性要强、顽固、专横。她的要强体现在:支撑家业,抚养儿女成人,一心指望儿子能仕途有望、重振家门,光宗耀祖;她的顽固体现在她对封建礼教追随,坚持“七出”衡量媳妇的品性,因为婆媳不和,不顾儿子意愿,坚持要休掉媳妇再娶;她的专横体现在她对儿子儿媳夫妻情深的漠视,对儿子苦苦哀求的拒绝,对休妻一事的执拗与坚持。她爱她的孩子,但是这种爱是自私的、残忍的,践踏了当事者感情自由的权利。

(二)焦仲卿性格

焦仲卿的个性忠诚、软弱、偏激。他忠于妻子,孝于母亲。在婆媳矛盾冲突中,左右为难,备受煎熬,也是一个受害者。他深爱妻子却无力保全婚姻,明知母亲的要求有失分寸,又不敢直面抗争,只能“跪告”哀求。母亲“槌床大怒”,他只能“默无声”地走出房间。他的软弱,助长了母亲嚣张的气焰。他的痴情,让他无法面对夫妻分离、妻子改嫁这一现实;他终究选择了死这样一种偏激的方式了结了这桩难题。

(三)刘兰芝性格

刘兰芝的个性柔中带刚,低调处张扬,极具叛逆精神,非一般女子能及,像极了不为威武所屈、不为富贵所动的君子品性。在专横的家长面前,不低头、不委屈,主动求遣,以此相抗;在被休返家前,精心装扮,从容话别,不卑不亢;在丰厚的彩礼前,她不为所动、断然拒绝;在反抗无果的情况下,她选择了“举身赴清池”践行她对婚姻的承诺。

三、造成刘兰芝、焦仲卿婚姻悲剧的婚姻经营分析

(一)刘焦的婚姻隐患

1.家庭结构

不能武断地说焦仲卿的母亲是因为恋子情结而厌恶媳妇,但刘兰芝所处的家庭结构对刘兰芝不利。焦仲聊父亲已经过世,作为家中唯一的成年男子,承载着家庭的重担和母亲的厚望。焦仲卿性格懦弱,对母亲言听计从,成年后,常年在外工作,“相见日渐稀”,夫妻感情深厚,注意力难免转移到工作与爱妻身上,这对焦母而言不可谓不是个打击。中国式的母爱无法给孩子太多的发展空间,焦仲卿的仕途平平,未见起色,焦母自然不满,又难免会把不满转嫁到媳妇身上。这些微妙的难以言传的心理因素,成了婆媳相处中无形的障碍。

2.婆媳性格

从文中焦母处事上的“大怒”“怒不止”,可知焦母是个性格极端的婆婆,刘兰芝恐怕只有像焦仲卿那样懦弱才能适应得了。但刘兰芝的个性显然不在其列。面对婆婆的打压和排挤,她是主动请归的。“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在与丈夫诀别之际说出“黄泉下相见”的誓言,并以死践诺,足见刘兰芝的倔强与刚烈。试想,在一起生活多年,焦母的专横与张扬是一种权威,刘兰芝的冷静与隐忍是一种应对。焦母“吾意久怀忿”一语足见婆媳之间的隔阂与冷战由来已久。

3.婚后无子

诗中虽没有明说焦母休弃刘兰芝与结婚多年无子有关,但我们分析一下:诗中“共事二三年”,按照文言文习惯,应该是个概数,其实是多年的意思。另外,“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刘兰芝嫁到焦家时,从“小姑始扶床”到“小姑如我长”,当有六七年之久。“无子”在“七出”中位列榜首,两人结婚多年没有孩子,对于焦母来说,不能说不是块心病。母亲执意要儿子休妻另娶罗敷,除了秉性不投,当是另有隐情。

(二)刘焦的婚姻症结

1.夫妻情深,忽略了焦母的感受

也许有人会质疑:刘兰芝几近完美,但婆婆却一再强调媳妇“无礼节”,原因何在?仔细研读“七出”,质疑刘兰芝所犯七出中哪一条。鉴于诗中的陈述,最大的目标锁定第三条:不事舅姑。《礼记·昏义》中强调了妇女须“顺”,“顺”的要点是“须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也就是说,作为妻子,与丈夫的亲密程度不可超过与舅姑(“公婆”),否则为“不顺”。《礼记·内则》中说得更直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也就是说,儿子过于喜欢妻子,引起父母不满的,可以休弃。纵览全诗,我们不难看出,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恩爱夫妻。他们情真意切,生死相依。守寡的婆婆的失落感可想而知,觉得媳妇“失恩义”,而“大不悦”。这也许就是媳妇失宠于婆婆的最根本的原因。

2.家人隔阂,缺少了有效的沟通

他们之间的沟通存在有不少问题的。首先,交流的时间比较少,仲卿长期在外,兰芝鸡鸣开始工作,整晚不得好好休息,夫妻沟通时间少。其次,东汉时期婆尊媳卑,地位不平等,焦母主观性很强,沟通不易,婆媳难免出现隔阂。她们都把希望寄托在焦仲卿的身上,但是焦仲卿不善沟通,也没能当此重任。在母亲决意要休掉刘兰芝的时候,焦仲卿以终身不娶相回应,犯了大忌,无疑火上浇油,更坚定了母亲休弃刘兰芝的决心。最后一次夫妻见面的沟通也是失败的,焦仲卿在获知刘兰芝另许他人时,非但不能理解刘兰芝处境的艰难,反而说出“贺卿得高迁”等尖刻酸楚的话,并以“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相胁迫。除了死,他们并非无路可走,但是他们选择了这样一个极端的方式——殉情。

3.家庭成员,缺少包容

文章中的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婆婆,一个媳妇。虽然她们在家境、性格、修养等方面有着一定的差异性,但她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她们都爱着焦仲卿。她们之间并没有原则性的矛盾,如果她们能多一点体谅,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也许悲剧就可以幸免。想想焦仲卿的母亲,守寡抚养两个孩子成人也属不易,希望儿子能出人头地也不是坏事。只是儿子仕途未见起色,媳妇不合心意,心情自然抑郁。她又恰逢更年期,守寡的身份让她更敏感易怒、情绪不定,儿子早她先去将是她下半辈子最大的伤与痛。想想刘兰芝,要承担超负荷的家务劳作,还要为婆媳关系的不和心生焦虑,也可谓身心俱惫。婆婆的强势、丈夫的无为,夫妻恩爱却不能相守,有心守节却遭兄弟逼婚,甚至遭遇丈夫猜忌,她最终选择以死明志。想想焦仲卿,作为夹层人物,无法守护相爱的妻子,无力反抗母亲的权威,一味逃避现实,委曲求全后欲罢不能,以毁灭的方式解决问题,终究做了一个不肖子孙。如果说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那么婚姻则关乎两个家庭,甚至两个家族。为了保全一份至真至纯的爱情,婚姻中的人难免要学会与家人相处。相爱需要缘分,相守需要智慧。俗语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庭中的很多小事仅仅是观念冲突,难说谁是谁非,但如果都一意孤行,固执己见,不肯迁就,最终落得两败俱伤,丢了性命,毁了家庭,又何苦哉?

悲剧,将绝美的事物毁于世人面前,令人扼腕叹息,给人警醒,发人深思,有其艺术的价值性,也有人伦的参考性。而笔者仅以多思之心,思量人物悲剧成因。愿天下有情之人以此为戒,婚姻美满,家庭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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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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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艳玲.《孔雀东南飞》悲剧原因与思想意义新探[J].魅力中国,2013,(29).

(叶华玲 浙江省绍兴市中等专业学校 31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