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华玲
摘 要：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再现了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不能相守，以死抗争的婚姻悲剧。关于这一婚姻悲剧众说纷纭。谁是悲剧的幕后推手？仅仅是焦仲卿的母亲吗？笔者尝试从社会环境、人物性格、婚姻经营等方面阐述这一婚姻悲剧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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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悲剧成因 社会环境 人物性格 婚姻经营
阅读一篇耳熟能详的乐府诗章，品评一个生死相依的凄美故事。在品味文学作品精美、痛惜人物命运悲催之余，理性分析作品人物焦仲卿与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成因，不难发现悲剧偶然性中有其必然性。我们不妨从社会家庭、个人性格、婚姻经营等角度综合分析，细细解剖，以求更贴近现实，还原真相。
一、造成刘兰芝、焦仲卿婚姻悲剧的外在环境分析
（一）休妻“七出”是婚姻悲剧的礼教依据
剖析悲剧，离不开对时代背景的分析。《孔雀东南飞》的故事背景为东汉末年，一个儒学盛行的年代。儒家学说俨然成了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标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明确“三纲”之一：“夫为妻纲”。它反映了封建社会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由此可以看出男方家庭在婚姻关系中处于主宰地位，在“休妻”这件事上有绝对话语权和处置权。并且在婚姻关系中，有权威的“七出”作为礼教依据。《仪礼·丧服》中载“七出”：“无子，一也；淫佚，二也；不事舅姑，三也；口舌，四也；盗窃，五也；妒忌，六也；恶疾，七也。”焦母认为兰芝“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并对兰芝“久怀忿”，因而要求儿子休弃刘兰芝是符合当时道德规范的，甚至是有章可循的。
（二）家长统治是婚姻悲剧的直接推手
婚姻总带有时代的烙印，东汉时期的婚姻是家长制的，婚姻不是以男女双方的爱情为基础，而是以家族利益、家长意志为先决条件，即使在婚后也要受家长的支配。刘兰芝与焦仲卿夫妻恩爱，感情笃厚。但是在焦家焦仲卿做不了主，在刘家刘兰芝做不了主。他们婚姻的决定权掌握在焦母与刘兄的手中。在焦母的作梗下，兰芝无奈还家。在刘兄的逼迫下，刘兰芝被迫改嫁。即使是在焦仲卿死意已决，以死相威胁的时候，焦母也不肯放下家长的身份，固执己见，不改初衷，终酿苦果。
（三）门第观念是婚姻悲剧的隐性障碍
比较焦、刘两家的背景，它们同属于封建社会下层，只是焦家境况略好于刘家。刘兰芝嫁入焦家，在焦母看来刘兰芝配不上自己的儿子，对儿子的前途也无助，甚至有所妨碍。焦母提醒儿子作为一个“大家子”，作为一个“仕宦于台阁”的男儿应该当断则断，不必儿女情长，“慎勿为妇死”。兰芝自叙出身“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虽有自谦成分，但身份与地位可略见一斑。兰芝到焦家后“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一方面可见兰芝贤惠，另外一方面也可折射出焦家的家境和焦母对她的态度。刘家同样看重门第之别。刘兰芝被休，刘家蒙羞，却无可奈何。刘兄希望通过刘兰芝再嫁为家谋利，何况上门提亲者的家境与焦家相比有天壤之别，所以替她做主，逼其再婚。
二、造成刘兰芝、焦仲卿婚姻悲剧的人物性格分析
（一）焦仲卿母亲性格
焦仲卿母亲个性要强、顽固、专横。她的要强体现在：支撑家业，抚养儿女成人，一心指望儿子能仕途有望、重振家门，光宗耀祖；她的顽固体现在她对封建礼教追随，坚持“七出”衡量媳妇的品性，因为婆媳不和，不顾儿子意愿，坚持要休掉媳妇再娶；她的专横体现在她对儿子儿媳夫妻情深的漠视，对儿子苦苦哀求的拒绝，对休妻一事的执拗与坚持。她爱她的孩子，但是这种爱是自私的、残忍的，践踏了当事者感情自由的权利。
（二）焦仲卿性格
焦仲卿的个性忠诚、软弱、偏激。他忠于妻子，孝于母亲。在婆媳矛盾冲突中，左右为难，备受煎熬，也是一个受害者。他深爱妻子却无力保全婚姻，明知母亲的要求有失分寸，又不敢直面抗争，只能“跪告”哀求。母亲“槌床大怒”，他只能“默无声”地走出房间。他的软弱，助长了母亲嚣张的气焰。他的痴情，让他无法面对夫妻分离、妻子改嫁这一现实；他终究选择了死这样一种偏激的方式了结了这桩难题。
（三）刘兰芝性格
刘兰芝的个性柔中带刚，低调处张扬，极具叛逆精神，非一般女子能及，像极了不为威武所屈、不为富贵所动的君子品性。在专横的家长面前，不低头、不委屈，主动求遣，以此相抗；在被休返家前，精心装扮，从容话别，不卑不亢；在丰厚的彩礼前，她不为所动、断然拒绝；在反抗无果的情况下，她选择了“举身赴清池”践行她对婚姻的承诺。
三、造成刘兰芝、焦仲卿婚姻悲剧的婚姻经营分析
（一）刘焦的婚姻隐患
1.家庭结构
不能武断地说焦仲卿的母亲是因为恋子情结而厌恶媳妇，但刘兰芝所处的家庭结构对刘兰芝不利。焦仲聊父亲已经过世，作为家中唯一的成年男子，承载着家庭的重担和母亲的厚望。焦仲卿性格懦弱，对母亲言听计从，成年后，常年在外工作，“相见日渐稀”，夫妻感情深厚，注意力难免转移到工作与爱妻身上，这对焦母而言不可谓不是个打击。中国式的母爱无法给孩子太多的发展空间，焦仲卿的仕途平平，未见起色，焦母自然不满，又难免会把不满转嫁到媳妇身上。这些微妙的难以言传的心理因素，成了婆媳相处中无形的障碍。
2.婆媳性格
从文中焦母处事上的“大怒”“怒不止”，可知焦母是个性格极端的婆婆，刘兰芝恐怕只有像焦仲卿那样懦弱才能适应得了。但刘兰芝的个性显然不在其列。面对婆婆的打压和排挤，她是主动请归的。“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在与丈夫诀别之际说出“黄泉下相见”的誓言，并以死践诺，足见刘兰芝的倔强与刚烈。试想，在一起生活多年，焦母的专横与张扬是一种权威，刘兰芝的冷静与隐忍是一种应对。焦母“吾意久怀忿”一语足见婆媳之间的隔阂与冷战由来已久。
3.婚后无子
诗中虽没有明说焦母休弃刘兰芝与结婚多年无子有关，但我们分析一下：诗中“共事二三年”，按照文言文习惯，应该是个概数，其实是多年的意思。另外，“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刘兰芝嫁到焦家时，从“小姑始扶床”到“小姑如我长”，当有六七年之久。“无子”在“七出”中位列榜首，两人结婚多年没有孩子，对于焦母来说，不能说不是块心病。母亲执意要儿子休妻另娶罗敷，除了秉性不投，当是另有隐情。
（二）刘焦的婚姻症结
1.夫妻情深，忽略了焦母的感受
也许有人会质疑：刘兰芝几近完美，但婆婆却一再强调媳妇“无礼节”，原因何在？仔细研读“七出”，质疑刘兰芝所犯七出中哪一条。鉴于诗中的陈述，最大的目标锁定第三条：不事舅姑。《礼记·昏义》中强调了妇女须“顺”，“顺”的要点是“须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也就是说，作为妻子，与丈夫的亲密程度不可超过与舅姑（“公婆”），否则为“不顺”。《礼记·内则》中说得更直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也就是说，儿子过于喜欢妻子，引起父母不满的，可以休弃。纵览全诗，我们不难看出，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恩爱夫妻。他们情真意切，生死相依。守寡的婆婆的失落感可想而知，觉得媳妇“失恩义”，而“大不悦”。这也许就是媳妇失宠于婆婆的最根本的原因。
2.家人隔阂，缺少了有效的沟通
他们之间的沟通存在有不少问题的。首先，交流的时间比较少，仲卿长期在外，兰芝鸡鸣开始工作，整晚不得好好休息，夫妻沟通时间少。其次，东汉时期婆尊媳卑，地位不平等，焦母主观性很强，沟通不易，婆媳难免出现隔阂。她们都把希望寄托在焦仲卿的身上，但是焦仲卿不善沟通，也没能当此重任。在母亲决意要休掉刘兰芝的时候，焦仲卿以终身不娶相回应，犯了大忌，无疑火上浇油，更坚定了母亲休弃刘兰芝的决心。最后一次夫妻见面的沟通也是失败的，焦仲卿在获知刘兰芝另许他人时，非但不能理解刘兰芝处境的艰难，反而说出“贺卿得高迁”等尖刻酸楚的话，并以“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相胁迫。除了死，他们并非无路可走，但是他们选择了这样一个极端的方式——殉情。
3.家庭成员，缺少包容
文章中的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婆婆，一个媳妇。虽然她们在家境、性格、修养等方面有着一定的差异性，但她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她们都爱着焦仲卿。她们之间并没有原则性的矛盾，如果她们能多一点体谅，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也许悲剧就可以幸免。想想焦仲卿的母亲，守寡抚养两个孩子成人也属不易，希望儿子能出人头地也不是坏事。只是儿子仕途未见起色，媳妇不合心意，心情自然抑郁。她又恰逢更年期，守寡的身份让她更敏感易怒、情绪不定，儿子早她先去将是她下半辈子最大的伤与痛。想想刘兰芝，要承担超负荷的家务劳作，还要为婆媳关系的不和心生焦虑，也可谓身心俱惫。婆婆的强势、丈夫的无为，夫妻恩爱却不能相守，有心守节却遭兄弟逼婚，甚至遭遇丈夫猜忌，她最终选择以死明志。想想焦仲卿，作为夹层人物，无法守护相爱的妻子，无力反抗母亲的权威，一味逃避现实，委曲求全后欲罢不能，以毁灭的方式解决问题，终究做了一个不肖子孙。如果说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那么婚姻则关乎两个家庭，甚至两个家族。为了保全一份至真至纯的爱情，婚姻中的人难免要学会与家人相处。相爱需要缘分，相守需要智慧。俗语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庭中的很多小事仅仅是观念冲突，难说谁是谁非，但如果都一意孤行，固执己见，不肯迁就，最终落得两败俱伤，丢了性命，毁了家庭，又何苦哉？
悲剧，将绝美的事物毁于世人面前，令人扼腕叹息，给人警醒，发人深思，有其艺术的价值性，也有人伦的参考性。而笔者仅以多思之心，思量人物悲剧成因。愿天下有情之人以此为戒，婚姻美满，家庭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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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余斌.封建绳索下的舞蹈者[J].甘肃科技纵横，2008，（06）. [2]苏环.由刘兰芝的悲剧反观“中国式”母爱[J].社会科学版，2012，（13）.
[3]张玉琴.《孔雀东南飞》悲剧原因微探[J].科技咨询导报，2007，（08）.
[4]黄欣.试论《孔雀东南飞》人物的悲剧根源[J].新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01）.
[5]刘艳玲.《孔雀东南飞》悲剧原因与思想意义新探[J].魅力中国，2013，（29）.
（叶华玲 浙江省绍兴市中等专业学校 31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