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 敏
摘 要：郭店简与上博简都出现了《缁衣》一文，这对传世本《缁衣》的比对有很大的意义。两种简本只在个别字词上有微小差异。近年来，学者对简本与今本的研究较多，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发现简本与今本在章序、字句方面有不同程度的差异，简本更接近《缁衣》原貌，今本《缁衣》显然由汉儒做了大量的改动。本文以郭店简为参照对象，从郭店简与传世本的差异入手，探究儒家思想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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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郭店简 传世本 《缁衣》 儒家思想变异
郭店简于1993年在湖北荆门出土，经考古学家推测，这批简的时代应是战国中晚期。郭店简中有大量的儒家经典文献，《缁衣》就是其中较完整的一篇。上博简是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古玩市场抢救回来的一批竹简，内容丰富，其中的《缁衣》和郭店简《缁衣》在思想内容、字数、章次上并无大的出入。经历代学者考证，简本更接近于《缁衣》原貌（这里不再赘述），可见《缁衣》在当时是很流行的一部著作。传世本的《缁衣》与简本有很大差异，从文本的外在差异可以看出儒家思想的变异，这一转变遮蔽了儒家思想的原貌，正如陈佩芬所说：“传世本的《礼记·缁衣》篇汉儒已经做过较多的修改和补充，已不是战国时代《缁衣》的原貌。”[1]（P173）
一、从章次来看
传世本《缁衣》第一、十六、十八章在简本中无对应文，如下表所示。
传世本《缁衣》第一章历来被认为是汉儒后加的，因为它不符合先秦名篇的惯例。按照先秦著作的惯例，篇名《缁衣》应在第一章中有所显示。“然此篇题《缁衣》，而入文不先云‘缁衣’者，欲见君明臣贤如此，后乃可服缁衣也。”（《礼记正义·缁衣》），可见第一章应是后加上去的。子言之曰：“为上易事也，为下易知也，则刑不烦矣。”[2]从整体来看，这句话是对统治者和平民百姓的要求，实际上是要求统治者不苛刻就会被侍奉，百姓不藏匿私心就不会受到惩罚。把这种对百姓的严格要求放在全篇的第一章，给全篇奠定了权威的基调。
传世本《缁衣》第十六章：子曰：“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大人溺于民，皆在其所亵也。夫水近于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难亲也，易以溺人；口费而烦，易出难悔，易以溺人；夫民闭于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厥度则释。’兑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郑玄注：“民不通于仁道而心鄙诈，难卒告谕。人君敬慎以临之则可，若陵虐而慢之，分崩怨畔，君无所尊，亦如溺矣。”这明确指出了对待百姓用德是无效的，必须用严厉的法治，否定了孔子学说中“德”的运用。儒家德行思想关乎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第十六章作为后加章节已经与儒家原本思想有偏，再加上它所体现的内涵，显而易见，这极大地篡改了儒家思想的本意。
3.传世本《缁衣》第十八章，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则义不壹，行无类也。”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汉儒对百姓的要求是严格并且繁多的，与儒家思想强调的君主示范作用以及用德行教化百姓的思想相悖，它的专制纲常观念比先秦儒家思想要求得更为严格。
二、从用字的差异看儒家思想的变异
（一）君子与小人界限及态度的变化
郭店简《缁衣》：惟君子能好丌（其）駜（匹）。
传世本《缁衣》有云：唯君子能好其正。
历代学者对“匹”和“正”二字做了大量分析研究。郑玄、王念孙等人认为传世本的“正”是简本“匹”的误字，郑玄在给《缁衣》作注时指出“正”当作“匹”，字之误也。王念孙在释“匹”字时有云“匹旧本讹作正”，两者因形似而产生了讹变。很多学者对此观点持谨慎态度。唐儒孔颖达为《缁衣》郑注作注疏时虽有不破注的原则，但还是不再坚持正字为“匹”字之误。学者们从“匹”的源流出发，从字形演变出发，从相关章句出发，证明“正”是汉儒暗自改动的文字现象。简本的“匹”义为，与君子同匹则为君子，与小人同匹则为小人。传世本的“正”义为只有君子善德，没有小人恶德。先秦儒者将君子与小人的界限划分得清楚明了，极其崇尚君子，极其厌恶小人，认为小人本质丑恶，无恶不作，结党营私，狼狈为奸。曾子说：“与君子游苾乎如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与小人游，贷（腻）乎如入鲍鱼之次，则与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3]（P134）后世很好地继承了这种君子与小人的态度。随着时代的发展，后儒们对待小人的态度有所缓和。《礼记·大学》：“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知，见君子而后厌然摒其不善而著其善。”这句话认为小人有向善的心，简本强调君子喜好和自己一样的君子，传世本强调君子喜好正直的人，这是严谨与模糊的两种态度，即小人若是有心向善，君子可以接受。“虽有恶人，齐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孟子·离娄》）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与他厌恶小人的思想有所冲突，汉儒们仅做了一字的改动就解决了这一冲突，也改变了儒家思想中对于君子与小人要有严格界限的思想。
（二）君与民的关系的变化
传世本《缁衣》第十五章，子曰：“民与君为心，君以民为体。”这句话是对君民关系的概述，简本与传世本同。但接下来的一句却有明显的差异。
郭店简：心好则体安之，君好则民欲之。
传世本：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
简本认为和谐的君民关系是与君民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传世本在此思想上有所改变，用“庄”“肃”“敬”三个字的改换来体现出君民之间的距离以及君民和谐关系的威严感。在孔子的君民思想中，其核心既有君民关系的和谐又有君民之间的距离。孔子虽不主张君子受命于天，但在敬重君主的态度上还是主张以礼为先的。保持君民之间的距离可以让社会有一定秩序，而君民关系和谐则可以让国家和谐。后儒在记载孔子君民关系时将其范围缩小，以荀子为代表，他将孔子的君民关系概括为“舟水关系”，这一观点也影响了后代儒者对君民关系的理解。又由于汉代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为统治者服务，需要强调民对君的依附，并以“礼”来“正名”。
（三）汉儒思想的强化
郭店简：好美如缁衣，恶恶如巷伯。
传世本：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
传世本将“美”换成了“贤”，一字之差却体现出了汉代儒家思想的强化。汉代以前的文献中将“美”与“恶”相对。《礼记·祭统》：“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也。”或“善”与“恶”相对，《礼记·曲礼》“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但未见作名词的“贤”与“恶”相对，与“贤”相对的多是“愚”“不肖”等词。由此看来，“好贤”是汉儒篡改的结果。《汉语大字典》对“美”的解释有21种，大部分是与“美好”相关的义项，最为与“贤”相关的是素质优良和品德志趣高尚，可见“贤”可以作为“美”的一个相关义项。先秦儒者的好品德观念是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就像喜欢代表纯德的缁衣一样。汉儒将美好的事物范围缩小，缁衣那种纯德就是贤才的标准，要求更为严格。还有一处可以体现出儒家思想在汉代得到进一步强化。
郭店简：故长民者，章志以昭百姓。
传世本：故长民者章志，负孝，尊位，以子爱百姓。
简本中有章相对应，更接近原貌，这是君子求诸己的思想典范。在其他郭店儒家文献中也有例子。《成之闻之》：“古之用民者，求之于己谓恒。”但这种求诸己的思想在后代的传颂中声音越来越小。传世本在简本的基础上增加了贞教、尊仁，有了将自己的思想作用于百姓身上的意味。孙希旦曰：“章志者，明己之志，使民皆知我之好仁而恶不仁也。贞教者，以正道导民，使民皆知所以为仁而去不仁也。志之在己，与教之及民者，皆在于尊尚仁道以爱其民，则民莫不尽力于行仁，以趋上之所好也。”[4]（P1324）
三、从语序差异来看儒家思想的变异
郭店简：夫子曰：好美如好缁衣，恶恶如恶巷伯，则民臧它而刑不屯。《诗》云：仪刑文王，万邦作孚。
传世本：子曰：好贤如好缁衣，恶恶如巷伯，则爵不渎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大雅》曰：仪刑文王，万国作孚。
简本的意思是若君主能善恶分明，民众就会隐藏自己的私心，顺从君主，因此统治者就不用动用刑法，这和孔子提倡的先德后刑相一致。但传世本将语序颠倒，把刑罚放在了首位，不动刑百姓已经顺从，若是动刑百姓会更加服从。汉儒将语序改变，却让我们看到了汉代儒家思想对罚的关注超过了德行。
四、汉代儒家思想的变异原因及简本出现的意义
汉代儒家思想在对待君子与小人的态度上以及君与民的关系上都有所变化，并且从个别句子的变化中看出儒家思想的强化。在印刷术发明以前，所有文献都是手抄传世的。《缁衣》问世后，不同地域的不同人进行了传抄，难免会有衍文、脱文的现象，加之文字的不统一，可能会出现理解上的偏差。秦代的焚书坑儒让大量的儒家文献丢失，仅存的文献一直处于政治的边缘化，儒家学者们为了将儒家思想传承下去，不得不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改变原貌的基础上对儒家文献进行修订。但这些都只是次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汉代等级森严的中央集权制度。在君权至上的汉代，一切言论和文献都要为统治者服务，即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的一些言论仍然不能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先秦儒家思想不是统治者的学说，自然也不符合国家的意识形态。孔子所倡导的“君民一体”只是他理想中的君民关系，在生活中难以实现，只有用纲纪代替德行，才是儒家思想在汉代得以发扬光大的原因。
简本《缁衣》的出现，解开了蒙在儒家思想上的面纱，让后世看到了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德行治国及对统治者要进行批评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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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2]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3]黄怀信.大戴礼记·汇校集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
[4]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孔敏 辽宁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116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