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蒙
摘 要：研究方法对于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十分重要。目前，国内的口译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方法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本文针对心理实验法这一研究方法，收集近十年该方法在国内口译研究中的成果，并对其研究现状进行分析，以期对今后的相关研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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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口译 心理实验 同声传译
一、引言
国内的口译研究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而真正意义上的口译研究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进入迅速发展的时期（张威，2011）。与笔译研究相比，口译研究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其研究数量和研究成果较少，缺乏实证性研究，且研究方法不够系统和科学，这也是制约口译研究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研究方法对于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意义重大。口译研究的发展离不开方法论体系的建设。近年来，国内学者的方法论意识逐渐增强，从学科的角度构建口译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仲伟合、王斌华，2010），对口译研究方法进行归纳和总结（王斌华、穆雷，2008；张威，2011；张威，2012；张吉良，2011），以期提高口译研究的质量，促进口译研究的科学性、系统性和规范性。仲伟合、王斌华（2010）指出，口译研究方法包括人文主义研究方法和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其中，人文主义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三种：文献研究法、理论思辨法和经验总结法；而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主要有观察法、实验法和调查法三种。
口译是不同语言文化团体进行跨语言交流时所发生的一项特殊交际活动。它不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简单转换，而是一系列复杂心理活动的总和（陈卫红，2014）。口译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输入话语和输出话语，而且包括译员这一复杂的认知主体。因此，纯经验式的感悟或者纯理性的思辨缺乏科学的数据，往往难以如实地反映口译活动的真实性和复杂性。在口译过程中，英汉语言信息获取和记忆对译员来讲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王建华（2009）指出，探究译员是如何获取、记忆和存储有效的语言信息等思维过程及认知处理问题需要将语言学和心理学研究方法相结合。对于语言现象可以用心理实验的方式进行研究。
本文对近十年来我国口译研究中涉及心理实验法的文献进行收集，分析该方法在口译研究中的现状，提出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并对该方法以后的应用提出相关建议。
二、国内近十年口译的心理实验法研究回顾
（一）心理实验法
在国际口译界，口译研究方法经历了不断发展和突破的过程，从个人经验总结到心理学实验，再从直觉思辨到效法自然的观察实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外就有一批心理学家和心理语言学家采用心理学实验研究法，对口译进行研究。但由于职业译员对认知科学家的口译研究的并不认可，因此实验型口译研究在经历了20世纪60至70年代初的一段短暂活跃期之后，便逐渐沉寂下来。（张吉良，2011）
心理实验法源于心理学，是指研究者依据一定研究假设，在自然或者控制性研究环境中，系统地操纵自变量，观察因变量的变化，以此探讨变量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和统计研究数据，从而检验研究假设的一种研究方法。心理实验法，即实验法，是实证研究三大主要方法之一。观察法通过录音、录象、笔录等手段，收集研究对象（如译者）的实际表现。但该方法需要在自然状态，即真实口译情景下进行，控制各种因素，以免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调查法是指通过标准化形式，如调查问卷、访谈、测验等，在较大范围内收集较大规模的相关数据，用于揭示大规模群体现象中的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仲伟合、王斌华，2010）。然而，这两种方法都无法窥测到口译过程中译员的思维过程。王建华（2009）指出，实验研究是语言研究中最为有效的研究方法。心理实验法具有操作性强的特点，可以根据研究目的，设计科学严谨的实验方案，对口译过程中译者的认知能力及其认知机制进行研究。
（二）研究范围
本文根据2014年CSSCI核心期刊目录，以近十年（2005年～2014年）国内出版的外国语文下的11种核心期刊为检索范围，收集在口译研究中涉及心理实验法的文章。笔者对11种核心期刊的目录进行逐条阅读，并通过进一步阅读摘要或全文的方式，筛选出了涉及心理实验法的文章共18篇。其中，《外国语》3篇，《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1篇，《外语教学与研究》4篇，《外语学刊》1篇，《外语与外语教学》4篇，《现代外语》2篇，《中国翻译》3篇。
（三）文章分析
筛选出的涉及心理实验法的18篇文章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文献综述型文章，对心理实验法在口译研究中的应用进行归纳和总结，涉及眼动法和口头报告法这两种具体方法，共计5篇；第二类是实证型文章，通过实验的方法研究口译，共计13篇。
口头报告法为研究被试者思维过程提供主要资料来源，即通过收集受试者对自己行为的评述，揭示其在执行任务时所经历的认知过程。它包括有声思维法、内省法和反省法。李德超（2005）和苗菊（2005）在追溯有声思维法的历史的同时，对该方法进行了介绍，并论述了其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应用，指出了该方法对于翻译教学研究的启示。有声思维法多用于笔译研究，在口译研究中却较为少见。主要原因是口译工作模式的独特性，即译员通常无法在口译的同时描述或报告自己的思维过程。因而对于有声思维法在口译研究中的适用性，学界存在着一些质疑。如马志刚（2007）通过文献解读和评述，指出由于有声思维法和内省法自身的特点和口译本身的要求，有声思维法对同声传译研究不具有适用性。他认为口头报告法中仅有反省法适用于同声传译的研究，并强调其研究方案的设计须在研究焦点、受试选择、实验材料、实验条件和结果分析等方面遵循同声传译的本质要求，这样才能有助于揭示同传译员的认知心理过程。李德超针对口译研究，对有声思维法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并同王巍巍于2011年在《外语教学与研究》期刊上发表文章《关于有声思维法口译研究》。该文回顾了过去二十余年来口译研究中运用有声思维法的发展历程，从口译过程、口译策略及口译质量方面总结了有声思维法所取得的进展。此外，在前人提出的自然主义研究信度衡量标准的基础上，制订出了有声思维口译研究的量尺，并对将来的有声思维口译研究如何确保信度和效度提出了建议。刘艳梅、冉诗洋、李德凤（2013）概述了另一种实验方法——眼动法在翻译过程中的研究。眼动法能够记录下眼睛在观测文字、图片或视频时的运动轨迹，帮助推断大脑处理这些信息的过程。眼动法实现了对译员翻译过程的同时测量，通过分析译员注视时间长短、注视次数、反复注视的内容、瞳孔直径变化等指标，对译员的认知负荷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揭示译员在翻译时理解与产出的思维变化过程。
除对具体某种心理实验法的口译研究进行总结外，杨小虎（2009）对同声传译与工作记忆关系方面的实验研究进行了综述，分别分析和总结了支持两者相关和支持两者无关的实验。近年来一些实验结果还表明，同传译员和非译员的差别不在于以工作记忆为代表的一般认知加工能力个体差异，而在于专门技能和知识的掌握。他认为，工作记忆与同声传译的关系不宜过早下结论，因为译员资历界定的不统一、语言熟悉程度造成的个体差异以及被试人数有限这几个因素仍然影响着判断。
第二类实证型文章的研究对象多为记忆，重点研究的是一种特殊的短时记忆——工作记忆。记忆是影响口译加工过程及效果的重要因素。口译，尤其是同声传译，其即时性的特点，要求译员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一系列的信息加工任务（信息的接收、存储、转换、提取、输出等），因而对短时记忆有非常高的要求。长时记忆指贮存于译员大脑的与口译主题相关的各种背景知识，需要通过短时记忆才能对信息加工活动产生影响，不易直接测量。因此，工作记忆这个既具有短时记忆性质又负责信息保持与加工双重任务的记忆体系成为口译研究的热点，尤其是其与同声传译的关系。（张威，2007）
张威是国内口译界最早对同声传译与工作记忆关系进行系统实证研究的学者（唐芳，2010），也是这方面研究的领军人物，研究成果较多。通过两组实验，张威（2008）分别考察同声传译对工作记忆容量发展潜势和对工作记忆协调性发展潜势的影响。他利用阅读广度测验衡量研究对象的工作记忆容量，利用口译语篇中“语言难度控制句”的传达效果来测量工作记忆协调性。其被试包括职业口译员和口译学员（研究生层次）。研究包含前测和后测，间隔６个月，口译训练时长５个月。结果表明长期的口译活动（特别是同传）对记忆容量与记忆协调性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口译教学具有启示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其研究方法严谨，如利用莱克特量表５分量表等多种测量工具以保证实验效度。在发表于2012年的《工作记忆与口译技能在同声传译中的作用与影响》一文中，张威对影响口译加工效果的两项重要因素，即工作记忆与口译技能进行考察。实验的被试为86名口译专业学员，人数较多。实验前对自变量，因变量及语言基本素质、口译主题熟悉度和实验参与程度三个控制变量都进行一一测量，之后对测试数据进行初步人工分析，排除不符合测试标准或数据质量不高的受试3人，提高了研究的信度和效度。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补偿模型”和“独立作用模型”，无法完全支持“增益模型”。此外，张威（2014）在最新发表的文章中探讨了不同记忆训练方法对口译学习效果的影响。被试包括初级口译学员和高级口译学员两组，实验处理为1个学期，进行实验前、后口译测试。为排除其它因素对实验准确性的干扰，在各级口译教学中，教学材料、教学模式、教学环境以及教学进度等均一致。结果表明：记忆训练对提高口译学习效果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记忆协调性训练对口译学习效果的影响要强于记忆容量的训练；在口译学习初期，记忆容量训练对口译学习效果的影响更加明显，而口译学习经验越丰富，记忆协调训练对口译学习效果的促进作用相对越突出。因此，口译教学应该实现记忆容量训练与记忆协调训练的有效结合。王非和梅德明（2014）借助认知心理学中的错误记忆的研究范式，探讨交替传译过程中常见的四种错误类型的分布和成因。该实验的优点有：第一，实验在学生平时进行模拟交传的小型会议室进行，最大限度地接近口译员工作的生态环境；第二，采用回溯访谈法这一深度定性分析方法，将定量和定性的方法结合起来，提高研究的科学性；第三，选择多维数据动态雷达图显示结果，利于分析。结果显示口译训练并非对各种类型的错误都能起到明显的改善效果，尤其是对替代错误无明显改善。替代错误的形成因素很可能来自发音抑制效应下的心理填补机制。
许明（2013）指出反应时实验在口译实证研究尤其是口译认知研究中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王建华的两篇文章《英文带稿的摘要式视译记忆实验研究》（2009）和《同声传译中的视译记忆实验研究》（2009）都运用了心理实验的反应时研究范式，对视译记忆进行研究。两者在正式试验前，选出4位不参加正式实验的被试做预试，考察实验的顺利进展，增强了实验的严谨度。前者利用实验对英语中3种不同文体新闻文章的4种摘要信息提取方式进行研究，并对4种摘要方式所含信息量大小和摘要时间进行比较，最终得出口译过程中英语源语文稿最佳的摘要式视译记忆模式：题目+首句+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后者比较不同题材的文本材料的视译摘要提取方式。针对不同类型材料的最佳的摘要式视译记忆模式的确定有助于提高口译过程中视译的效率，从而提高口译的整体效率。
此外，实验的研究对象还涉及口译过程中的语言转换、口译方向性等问题。林洁绚和董燕萍（2011）首先进行了一个预备实验，发现汉英音译词会促进翻译进行。在正式实验时，比较读后复述和读后口译两个条件下的自定步速汉语阅读，通过观察音译词效应来探测学生译员的口译过程中语言转换的时间进程。受试为参加了预备实验的69名学生。实验得出结论：汉英不平衡双语者在汉译英交替传译过程中不存在并行加工，意味着语言转换可能是在源语理解完成以后才开始。
符荣波的两篇文章《英汉双向交替传译中译语停顿的对比研究》（2012）和《口译方向性对译语非流利产出的影响》（2013）都研究英汉汉英的方向对于交替传译活动中译语非流利现象的影响。两个实验十分相似，前者着重考察停顿现象，对其特征、分布及成因进行分析，后者追加了重复和修补两个指标。这两个实验表明：在译员双语水平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下，口译方向性与流利度存在特定但不一致的关联，研究结果并不充分支持译入母语比译入外语流利的假设。但是两个实验的受试都仅仅只有15名学生，人数太少，没有满足统计学中最低30人的数量要求，影响了其结论的可信度。
唐芳和李德超（2013）以译员类型展开研究，对比职业译员与学生译员间显化特征的异同。学生译员和职业译员之间的显化特征差异体现在口译能力、口译态度和口译笔记三方面。该实验的特色在于：通过交传产品、笔记、反省和访谈相结合的手段，全面考察受试的口译思维过程，实现对显化特征的多维度分析。不足之处在于该实验仅涉及５名职业译员及５名学生译员，研究结果可能不具有普遍性。
基于会议口译的语块丰富性特点，王建华（2012）对口译学生进行跟踪实验研究，考察语块教学策略对提高学生口译准确性的作用。该研究的亮点是运用同样的实验设计、实验步骤和要求，选择不同的被试，进行重复实验，并得出了相同的结果，这大大提高了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实验发现语块教学策略对口译准确性的提高有显著影响作用。他还指出语块教学策略应成为众多口译训练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他（2014）还围绕口译学习动机对口译能力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学习动机对于口译能力和口译学习效果的不同作用为口译教学与研究提供有效的指导。该研究克服了以往研究单纯依靠终结性评估的不足，尝试运用诊断性评估、形成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估相结合的多元化评估方法。其次，其评估手段多样化，利用问卷调查法和实验研究法等进行数据采集和处理。此外，研究对象的选择有别于前人的研究，选择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进行考察。
（四）对研究现状的思考
第一，口译研究类型的选择多集中于同声传译，其次是交替传译。对于公共服务类口译，包括警务口译、法庭口译、就诊口译等的研究极少涉及。
第二，口译研究的心理实验法主要应用于译员认知心理过程的探究，研究对象多为记忆，特别是工作记忆。这方面的文章共有7篇，占了总量的40%。
第三，口译研究人员的学术背景单一，多为有外语教育背景的教学人员或科研人员，但基本没有其他学科知识的专业背景，并且少有其他学科领域人员参与口译研究。第四，实验设计和操作的科学性渐强。在实验次数上不满足于一次性下结论，而是在正式实验之前进行试验或选择不同的被试重复实验，以提高实验的信度和效度。除了通过实验的方法收集数据外，还结合问卷调查、反省等手段更全面地考察变量。
（五）口译研究存在的不足
第一，研究数量较少。尽管近5年来，运用心理实验法进行口译研究的文章数量有所增加，就总量而言仍然不足。为了提高口译研究的质量，推动口译研究的发展，必须增强研究人员的跨学科意识和科学方法论意识，借鉴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语言学、神经生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坚持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相结合。
第二，受试对象的选择和数量有限。目前的实验研究主要选择学生作为被试，对于专业译员的考察较少。一些实验的受试人数太少，仅有几人，远远少于统计学中最少30人的要求，其研究结果的科学性令人怀疑。今后的口译实验研究需扩大受试规模，鼓励更多的专业译员参与研究，增强对于专业译员认知机制等问题的研究力度。
第三，实验的生态效度不高。实验多选择外籍人士制作语料，没有考虑到在真实的口译现场，译员往往受到噪音、口音等非言语信息因素的干扰（唐芳，2010）。尽管有的研究为了提高口译情景的真实性，让学生在平时进行模拟交传的小型会议室进行实验，设备准备上也较齐全，但仍和真实的口译现场存在差距。其次，口译研究中的变量很多，加上如果实验考察的时间太长，研究者对各种变量的控制也是一大难题。因此，口译研究者在设计实验时要全面考虑控制变量，尽量减少其他因素对于研究结果信度和效度的影响。
三、结语
目前，国内的口译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实证性的研究数量较少。尽管研究人员的科学方法论意识逐渐增强，但研究方法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本文针对心理实验法这一研究方法，考察了其近十年来在口译研究中的应用，共筛选出文章18篇。通过对文章的阅读和整理，分析了当前口译心理实验研究的现状，并针对不足提出相关建议。为保证口译实验的信度和效度，必须完善实验设计，增加受试人数，提高实验操作的科学性，最大程度地确保实验的生态效度。同时，建立科学的方法论体系，加强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口译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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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蒙 浙江杭州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31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