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是和经济有着密切关系的，而且为了能够引导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是做了很多的改革和创新，以此来帮助经济快速的发展，本文就整理了关于经济相关的论文范文，欢迎大家前来借鉴。
第1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和功能研究
洪银兴
摘要：现代化有明确的目标和标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开启现代化的行动和路径，这是高质量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关键性战略安排，可以为整个现代化建设进程奠定坚实的基础。从推动现代化进程考虑，现代化经济体系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优化经济结构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其中包括现代化的产业体系、现代化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现代化的绿色发展体系。二是转换增长动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现代化的收入分配体系，现代化的全面开放体系。三是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涉及现代化的市场体系、现代化的政府调控体系。
关键词：现代化；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十九大在绘制我国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蓝图同时，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个重要的新概念。它同现代化是什么关系，这是需要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对此问题的研究，既要全面研究进入新时代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特性，又要明确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从而明确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对推进现代化的重要作用。
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系
现代化是当代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目标，但各个国家的现代化的进程是参差不齐的。成功地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具有许多相同的特征。中国的现代化折射出现代化的诸多共性，反映现代化过程中的一般性规律。但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和文化，各自的现代化道路也有自己的特色。中国作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尊重现代化的一般性规律，但是，作为一个发展阶段、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背景迥异于西方的国家，中国现代化历程不可能是西方现代化的“翻版”，必然渗透着本民族的张力和“中国特色”。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是中国特色。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蓝图。根据“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是现代化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我国长期存在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基本上得到解决。推进的现代化是要解决新起点上的新矛盾，也就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表明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着力点是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十九大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概念。如何准确把握这个概念对我国进入新时代后成功开启现代化进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过去关于现代化的讨论过于关注GDP的指标，在实践中往往是以抓GDP来推进现代化。而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后，现代化就要由高质量发展来支持，相应的启动现代化就不是简单的规定GDP指标问题，而是根据十九大精神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来推进现代化问题。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和作用需要从两个方面准确定位：一是在现代化整体中准确定位；二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开启现代化新征程的衔接中定位。
首先，在现代化整体进程中定位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国的现代化涉及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但现代化需要以经济现代化作为基础和先导，然后渐次拓展。马克思当年设想：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才能给所有的人腾出时间，并创造出手段，个人在艺术、科学等方面才能达到发展。①而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成则意味着人民的物质富裕问题基本解决，所要推进的现代化进程需要由经济向政治、生态、社会多个维度延伸，解决人民的精神富裕，并且增进人民的生态财富。就经济现代化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的现代化，其中每一个方面的现代化都带有新时代的特征。
就新型工业化来说，一方面，GDP中的农业增加值比重，2010年降到10.1%，2017年降到7.9%。传统意义上的降低农业比重的工业化任务基本上已经完成。另一方面，现代化要求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比重进一步提高。许多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比重都已达到70%上下，我国2017年还只有51.6%。这意味着新型工业化不是进一步提高工业比重，而是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这一意义上说，新型工业化应该指的是工业现代化。
就信息化来说，信息化就是当今的科技现代化，就是掌握信息化最前沿的科技。当今世界前沿的信息化有两个方向：一是针对制造业的信息化，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人、高端制造、新材料、虚拟现实、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等很多新兴技术取得重大进展。二是针对服务业的信息化，数字经济是指以信息和知识的数字化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有效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为提升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重要动力的广泛经济活动。②
就城镇化来说，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镇的城镇化率，2011年达到了51.27%，2017年达到58.52%。这意味着进入新时代后，转移农业人口意义上的城镇化也已基本到位，城镇化进一步提升有两大新内容：一是市民化意义上的城镇化。也就是解决进入城镇的转移人口享受平等的市民权利。二是城镇城市化。处于广大农村的城镇现代化的要求是增强其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的城市功能。从这一意义上说，新型城镇化指的是城镇现代化，是城乡一体化深度融合发展的过程。
就农业现代化来说，相比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我国的农业现代化仍然是四化同步的短板。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是直接以农业、农民和农村为现代化对象，推进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农民现代化，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显然，现代化有特定的目标和标准，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不了现代化的目标和内容。它是开启现代化的行动和路径，是在行动中贯彻现代化的目标。
其次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现代化建设的衔接中定位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我国经济发展由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转向现代化建设需要跨越的关口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根据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是跨越“关口”开启现代化的行动。这就明确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功能是实现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和转换增长动力，从而跨越转向现代化的关口。这是高质量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关键性战略安排，可以为整个现代化建设进程奠定坚实的基础。
根据总书记2018年1月30日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精神，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从推动现代化进程考虑，现代化经济体系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优化经济结构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它要求在产业、城乡、区域、生态方面推动现代化，其功能是为跨越开启现代化的关口优化经济结构。二是转换增长动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其功能是为跨越开启现代化的关口转换增长动力。三是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包括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其功能是为跨越开启现代化关口提供制度保证。
二、优化经济结构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建设现代化支撑体系的功能在为跨越开启现代化关口优化经济结构，涉及产业、城乡、区域和生态等方面。
由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转向现代化建设经济发展会呈现出哪些特征？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六阶段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相当于实现了经济起飞。在经过起飞阶段以后的三个阶段的各个特征尽管有时间先后，但都可以看作是进入经济现代化阶段后的各种表现。例如，“向成熟推进阶段”是指现代技术在各个经济领域中广泛使用，实现经济长时期的持续增长。“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是指资源越来越倾向于被引导到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大众化服务的普及。“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涉及自然（居民生活环境的美化和净化）和社会（教育、卫生保健、交通、生活服务、社会风尚、社会秩序）两个方面：一方面，与医疗、教育、文化娱乐、旅游有关的服务部门加速发展，成为主导部门；另一方面，认真处理和解决环境污染、城市交通拥挤和人口过密等问题。这些方面可以说是进入现代化推进阶段的一般特征。从我国的现代化要求来看，根据十九大关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蓝图，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产业、区域和生态三足鼎立来支撑。
1.现代化的产业体系
观察发达国家三次现代化的浪潮，发现每次现代化浪潮都是由产业革命或科技革命推动的。18世纪后期，以蒸汽机的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推动了第一次现代化浪潮。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以电力和钢铁为标志的产业革命推动了第二次现代化浪潮。第三次现代化浪潮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产生了以电子信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18世纪后半期的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时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①这就指出了当时不发达国家现代化参照系。列宁根据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和钢铁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这意味着现代化应该是采用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
中国之所以在经济和文化上长期落后，重要原因是几次直接影响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产业革命没有产生在中国，没有搭上现代化的列车。我国进入新时代后开启现代化进程，关键是抓住以信息化为标志的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机遇，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包括发展体现现代水平的新兴产业，也包括采用信息化最新成果的各类产业，也就是互联网、大数据和智能化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产业。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归根到底是实体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
所谓创新引领同实体经济的发展协同，核心是科技创新，要求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份额不断提高。2013年7月17日，在中国科学院考察工作时指出：“现代以来，西方国家之所以能称雄世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掌握了高端科技。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只有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才能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在创新的时代，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技术进步，更不是采用在发达国家已经过时的技术，不能停留在跟跑的阶段。现在我们已经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创新起跑线，这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所指出的，科技和产业的“时代划分是以许多国家所共有的创造发明为依据的。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一条特殊真理”。①你研发新能源我也研发新能源，你研发人工智能我也研发人工智能。现在发达国家进入了以信息技术和智能化产业为代表的阶段，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就应直接瞄准国际最新技术，以信息化、智能化带动工业化，实现跨越式发展。
所谓现代金融同实体经济的协同，指的是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银行和金融市场的现代化必须同产业体系现代化协同，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金融支持。其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三个方面。一是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适应，发展多层次现代资本市场，为企业以“去杠杆”为内容的融资结构调整提供空间。二是适应科技创新要求，发展科技金融，为科技创新和创业提供灵活充分的风险投资。三是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和调控机制，有效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
所谓人力资源同实体经济协同，就是要求人力资源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优化。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人才就是现代化的第一要素。其中不仅包括高端科技人才，也包括高端创业和管理人才，甚至包括特殊技能的工匠。因此人力资本投资成为创新投资的重点。就如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现代的经济增长大多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兴起。”②历史经验表明：“落后国家是通过提高科技水平、专业知识与技能和教育水准来追赶发达国家的”。③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需要培育新的增长点和新动能包含人力资本服务，人力资本服务所起的新动能作用就在于具有引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功能。实体经济和人力资源的协同涉及三个方面：一是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突出发展更多的需要人力资本服务的知识密集型产业领域，如金融、咨询、设计、软件等。二是培育企业家人力资本，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就如2014年11月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的：“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三是在集聚高端创新创业人才的同时培育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
2.现代化的城乡区域体系
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城乡区域发展很不平衡。面对这种不平衡结构，现代化要求，一方面彰显城市和发达地区的优势，另一方面城乡区域协调联动发展，从而实现城乡区域的整体现代化。
就城乡关系来说，城市是现代化的中心。所有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需要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城市化过程。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已接近60%。虽然城市化过程能够提升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水平，但城乡差距会进一步扩大。城市和农村都实现现代化，才是现代化国家。因此建设现代化的城乡体系，需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其基本路径是城乡发展深度融合。如果说城市化是农业生产要素进入城市的话，那么乡村振兴则需要城市现代要素进入农村，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现代化。这就需要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路径提升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水平。农民的现代化不仅需要进入城市的转移人口城市化，享受平等的市民权利，同时也要求不进入城市的农民享受平等的市民权利。其引导性路径是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尤其是农民和城市居民享受平等的优质教育和医疗服务。
就区域关系来说，在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各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无论是小康社会建设还是现代化建设都不可能是齐步走的过程，必然存在有先有后的过程，现代化的势头总是从核心区逐步向周边辐射和传导、逐步扩大实现现代化的区域。因此建设现代化区域体系涉及以下方面：首先，针对尚未达到全面小康水平的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着力推进脱贫攻坚，使其同全国其他地区一道进入现代化的起点，共同开启现代化进程。其次，经济发达地区在现代化建设中继续走在前列，彰显优势，为全国的现代化探路。允许一部分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这对其他地区现代化的进程有明显的带动和示范作用。这种带动作用可以大大加快全国的现代化进程。再次，各个地区的资源禀赋、文化传统、产业结构存在很大的差异。这意味着各个地区所能达到的现代化结构不可能千篇一律。例如产业结构，有些地区农业比重大，有些地区工业比重大，这种产业结构不影响其实现现代化。就像目前的发达国家中，德国的工业比重大，澳大利亚的农牧业比重大，美国的服务业比重大，这不影响他们的现代化国家地位。这意味着现代化的区域体系反映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从而形成各自的现代化特色。最后，根据协调发展的要求，现代化进程中先发地区和后发地区需要联动发展。实现区域良性互动、城乡融合发展、陆海统筹整体优化，培育和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加强区域优势互补，塑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这就是说，虽然允许一部分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走得更快，但要持续关注后发地区，先发地区与后发地区良性互动，融合发展。
3.现代化的绿色发展体系
现代化的绿色发展体系的基本特征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西方发达国家当年在工业文明时代推进的现代化无所顾忌、无障碍地高排放并掠夺国外资源，其现代化伴有城市拥挤、农村凋敝、环境污染等现代病。这种状况就是所说的，“人类社会在生产力落后、物质生活贫困的时期，由于对生态系统没有大的破坏，人类社会延续了几千年。而从工业文明开始到现在仅三百多年，人类社会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少数发达国家的西方式现代化，但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续”。①
我们现在所进入的时代是生态文明时代。我国新时代的现代化不能走西方国家所走过的浪费和掠夺资源的现代化道路，一开始就要有生态文明的目标。就如十九大报告指出的：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围绕建设现代化的绿色发展体系推进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是老百姓能够切身感受到的现代化水平。生态财富同物质财富一样重要。现代化的绿色发展体系就如总书记指出的：“要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环境污染综合治理、自然生态保护修复、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等方面采取超常举措，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②具体涉及：第一，由资源高消耗、环境强污染和废弃物高排放转向绿色循环低碳型经济。第二，大力发展绿色技术，通过技术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第三，发展绿色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第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三、转换增长动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建设现代化动力系统的功能在为开启现代化的关口转换增长动力。现代化的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由经济利益产生的内在动力，与收入分配体系相关，二是由对外开放带来的外源动力。
1.现代化的收入分配体系
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居民收入普遍较大幅度提高并且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就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所说，“在一些不公平程度很高的情况下，它降低了经济效率......，然而在其他情况下，不公平却可以加强经济效率”。①发达国家在其现代化的进程中大都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病”。其表现就是就如库兹涅茨指出的：城市化造成生活条件的变化，即从乡村迁往城市，要承受巨大的损失；学习新的技能并失去过去所掌握技能的价值，是一种浪费；结构调整会使农民、小生产者和土地所有者地位下降；现代化会导致利益结构的调整，一些群体过去的相对地位如果持续地处于动荡中，便孕育着冲突；等等。②
接受现代化先行国家的教训。中国推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一开始就要明确以人民为中心的定位，在脱贫攻坚任务基本完成基础上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建立以效率为基础的分配体系。这是增加居民收入的可靠保证。为做大“蛋糕”，一方面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根据现代化所需要的创新驱动要求，尤其要激励技术管理之类的复杂劳动。另一方面要完善按要素分配。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背景下，既要完善其按贡献取得报酬的制度，又要健全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从而充分动员和激励各种创造财富的要素参与到现代化进程中。
二是建立促进公平的分配体系。以效率为基础的分配难免会产生收入差距，收入差距过大甚至达到两极分化也会影响效率。为分好“蛋糕”，需要在收入分配体系中建立促进公平分配的机制，不仅要求再分配更讲公平，还要求在初次分配中就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实现收入分配合理、社会公平正义、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现代化收入分配体系是上述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体现公平原则的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能够保障效率的提高。可能产生的收入差距扩大则需要通过体现公平正义要求的法律规范、税收、国民收入再分配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途径来解决，由此建立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收入分配制度。
2.现代化的开放体系
对外开放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既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资源两个市场，又要获取国际上科技创新的资源，进行开放式创新。这是现代化的外源动力。就如指出的：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现在的开放型经济进入了新时代。所要建立的现代化开放体系需要体现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要求，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从而建立高质量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在已有开放基础上，现代化开放体系的主要表现是：1.开放战略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利用自由贸易区等开放载体，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2.服从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进国外要素的着力点将转向创新要素，进行开放式创新；3.参与全球化分工既要发挥比较优势，更要培育竞争优势，着力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4.在产品内国际分工背景下，重视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争取在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并且依托核心技术建立以我国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的价值链，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5.各个产业全方位开放，尤其是服务业对外开放，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市场化的推进，以现代金融支撑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6.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加快向西开放步伐，推动内陆沿边地区成为开放前沿。归结起来，就是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四、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
建设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功能为跨越开启现代化的关口提供制度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建立了系统的支持发展的经济制度。其中包括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中国新时代的现代化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1.现代化的市场体系
所有现代化的国家都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现代化的。我国的现代化也不例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制度保障。基本特征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配置资源有两大功能，一是优胜劣汰的选择机制，二是奖惩分明的激励机制，由此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在现实中并不是所有市场都具有这种功能的，只有在市场经济发展到现代阶段，并具有了如下特征，市场机制才具有这种功能：（1）市场结构完备，生产要素和产品流动无障碍。（2）市场竞争充分并有规范。（3）市场调节信号完善并准确。（4）市场活动有较高的组织程度。党的十九大对完善市场机制提出的要求是“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这是现代化市场体系的标志。
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难以形成的。”①
我国目前的市场与现代化市场的差距表明了建设现代化市场体系的内容：第一，有效的产权制度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条件。它是市场秩序的基础，是保障市场主体活力的基础。第二，法治和信用是交换关系的基础，是营商环境的两个重要方面。完备的法律体系和严格的执法，是规范市场秩序的重要基础。信用可以弥补法律的不足，并为法律的有效运行提供条件，保障了市场经济运行的有效、有序。第三，市场体系的发育程度决定着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在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市场体系完整，统一的市场代替区域分割。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第四，完善的市场机制作用。市场机制是市场、价格、竞争、供求等市场要素间相互制约的联系和运动。竞争充分，价格灵敏，体现价值规律的充分作用。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是由市场秩序保证的。它是指市场运行中必须遵循的各种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的总称。市场规则是指国家为了保证市场有序运行所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包括法律、法规、契约等。
2.现代化的政府调控体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是个整体。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市场失灵后发挥政府作用，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不仅仅是克服市场失灵，其主要有以下三方面要求：第一，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贯彻社会主义的要求，如公平正义的要求、国民经济计划要求（尽管是指导性的）。尤其是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区域的均等化。第二，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紧迫的经济发展任务，其经济发展又不能等待经济的自然发展，需要政府的推动。尤其是制约发展的经济结构问题。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结构性问题不仅在于其失衡，尤为突出的是处于低度水准，没有政府的大力推动，单靠市场调节，结构性矛盾不可能在短期内克服。需要政府有重点地扶持主导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增强国家竞争力。第三，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发育程度和完善程度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由于市场的分割、信息流动的障碍，市场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培育市场。当然，政府的这些职能会随着经济的发达程度和市场的发育程度的提高而逐步减少，直至市场发育成熟，政府得以退出这一过程。
基于政府在现代化中的上述任务，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就有两个方面：一是明确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二是科学地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实现政府宏观调控的科学性要求有三个方面建设：第一，政府需要转型。原有的政府基本上属于经济建设型政府，政府转型的基本趋向是收缩经济建设的职能，减少行政干预，从而使各级政府逐渐成为执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政府。第二，政府转向法治政府。不仅要完善市场立法，更要加强市场执法。在这种法律制度下，市场秩序就可以得到自觉的遵守。政府就不是主要依靠政策而是主要依靠法制治理国家。第三，在突出财政、货币和产业政策的调控作用的同时，明确宏观经济的合理区间，即经济增长处于合理的上限、下限所形成的合理区间。在宏观经济处在合理区间时，不实施“强刺激”，其意义是避免宏观调控对经济过度干预，体现宏观政策要平稳。在合理区间内，政府不再时时调控市场，从而给市场自主配置资源留出更多的空间。这就有效地保证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提供了可靠保证，从而保证宏观经济的高质量运行。
总的来说，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各个方面是有机整体，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关键在建设。在推进现代化时对各个方面的体系需要一体建设、整体推进。
第2篇：种植不同甘蔗品种经济效益分析
邓宇驰，贤武，黄杏，黄海荣，经艳，王伦旺
(广西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农业部广西甘蔗生物技术与遗传改良重点实验室/广西甘蔗遗传改良重点实验室，南宁530007)
摘要：以广西蔗区目前种植面积较大的3个甘蔗品种桂糖42号、新台糖22号和桂柳05136为试验材料，通过多年试验，对比分析不同甘蔗品种的种植效益。结果表明：种植桂糖42号经济效益最佳，桂糖42号和桂柳05136的经济效益均明显高于新台糖22号，其原因主要为宿根性的差异，也受到抗倒伏性不同的影响。应种植、推广宿根性强、宿根产量高、年限长，同时兼具中大茎、抗倒伏、脱叶性好等优良性状的甘蔗品种，并根据品种特性选择相应栽培措施和种植模式，实现效益最大化；相关部门应合理制定加价政策，引导蔗农种植优良品种，改善蔗区甘蔗品种结构。
关键词：甘蔗；品种；效益；分析
甘蔗是广西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之一，常年种植面积约80万hm2，涉及2000多万人口。近年来，由于劳动力紧缺，人工成本上涨等原因，蔗农收益受到影响，加上香蕉、柑橘等其他作物的冲击，广西甘蔗种植面积逐年减少，从2012年的100万hm2逐渐减少到目前的80万hm2[1-3]。因此，解决蔗农收益问题才是广西甘蔗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研究通过观察广西蔗区目前种植面积较大的3个甘蔗品种的表现，对比分析其种植效益，探讨更优的种植品种和种植模式。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
材料为广西蔗区目前种植面积较大的3个甘蔗品种：桂糖42号、新台糖22号和桂柳05136。
1.2方法
试验于2013—2016年，在可代表广西蔗区70%土壤类型的广西农垦国有金光农场进行。每年选择3块试验地进行新植试验，之后每年均留宿根继续观察，共连续开展30点次试验。其中新植试验4年共12次；第1年宿根试验3年共9次；第2年宿根试验2年共6次；第3年宿根试验于2016年进行，试验3次。试验地面积为0.33～0.40hm2，每品种设3个重复，每小区10行，行距1.2m，行长18.5m，下种量为114.0×103芽，种植方法、田间管理、砍收和宿根管理等均按当地大田常规生产管理进行。
收获时测实产，计算各年平均值，扣除生产成本后得出收益，其中原料蔗收购价按近几年平均价490元·t-1、加价品种为520元·t-1计算。
2结果与分析
从表1可知，3个品种都属于中大茎品种，新植表现均较好，新台糖22号株高最高，其次为桂柳05136，其中新台糖22号与桂糖42号差异达显著水平，但新台糖22号和桂柳05136之间无显著性差异；宿根蔗时，新台糖22号的苗数和有效茎数均明显少于桂糖42号和桂柳05136，差异达显著水平，尤其是第2年宿根以后，新台糖22号的株高、茎粗表现也比其他2个品种差。总体分析，新台糖22号宿根表现较差。
2.1不同甘蔗品种产量及产值
新台糖22号新植产量最高，其次为桂柳05136，但由于桂糖42号和桂柳05136为加价品种，计算产值均比新台糖22号高；各年宿根蔗产量，桂糖42号均为最高，其次为桂柳05136，桂糖42号和桂柳05136之间无显著性差异，桂糖42号和桂柳05136的各年宿根蔗产量均明显高于新台糖22号，差异达显著水平，相应的产值也高于新台糖22号(见表2)。
2.2不同甘蔗品种生产成本
3个甘蔗品种生产成本见表3。其中种茎成本按10.5t·hm-2用种量计算，砍收人工费抗倒伏能力强的桂糖42号按120元·t-1，抗倒伏能力一般的新台糖22号按130元·t-1，抗倒伏能力较差的桂柳05136按140元·t-1计算，其他田间管理费用按常规水平计算。目前甘蔗生产过程中，主要成本为土地租金和劳动力成本，3个品种除砍收人工费有差异外，其他生产成本差异不大。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达0.05显著水平，未标注字母的表示相互之间无显著性差异；GT42为桂糖42号，GL05136为桂柳05136，ROC22为新台糖22号。下同。
最高。新植蔗时，新台糖22号产量最高，但由于不是加价品种，种植效益不高，桂柳05136产量高于桂糖42号，也同为加价品种，但抗倒伏性较差，砍收人工费多，种植收益也低于桂糖42号；各年宿根蔗，桂糖42号产量均为最高，加上其为加价品种，砍收人工费少，种植效益更显著。种植新台糖22号留到第2年宿根蔗时，已为亏损状态，而桂糖42号和桂柳05136到第3年宿根时仍有较高的产量和收益。种植4年，桂糖42号比桂柳05135多盈利1.387万元，桂糖42号和桂柳05136分别比新台糖22号多盈利4.475万元、3.088万元；实际生产中，新台糖22号大多只留1年宿根，按此种植模式计算，则种植4年新台糖22号共盈利1.768万元，桂糖42号和桂柳05136仍比新台糖22号多盈利3.142万元和1.755万元。
3讨论与结论
结果表明，种植桂糖42号和桂柳05136的收益均高于新台糖22号，原因主要是种茎和整地费用占生产成本比例不低，使新植蔗收益大打折扣，凸显宿根蔗收益的重要性。桂糖42号和桂柳05136宿根性好，第3年宿根产量分别达80.02t·hm-2和74.24t·hm-2，仍可获得较高的收益；新台糖22号虽然新植产量最高，但不是加价品种，新植蔗收益还略低于其他2个品种，最主要是由于宿根性差，第1年宿根收益较少，第2年宿根后即处于亏损状态，导致收益不高，即使只留1年宿根，每种2年翻蔸新植，收益也大大低于其他2个品种。种植桂糖42号收益比桂柳05136高，除了其各年宿根蔗产量均比桂柳05136高外，还因为其抗倒伏性好，砍收人工费比桂柳05136少20元·t-1，从而收益更高。实际生产中，易倒伏、中小茎、蔗叶多的品种，砍收人工费比桂糖42号高30～50元·t-1，从而增加了生产成本，收益减少。试验结果，桂柳05136适宜在水肥条件较好的地块种植，在旱坡地表现较差，而桂糖42号在不同地块均表现较好，丰产、稳产性好，这与邓宇驰[4]、韦金凡等[5]的研究结果相符，这也是桂柳05136平均产量低于桂糖42号的原因。
因此，种植桂糖42号和桂柳05136时，应充分发挥其宿根性好的优势，可留2-3年宿根，甚至更长，可根据当地实际种植情况决定，实现效益最大化。而新台糖22号在广西蔗区已种植20多年，种性退化，宿根性差，宿根有效茎少，黑穗病发病率高，产量低，应逐步淘汰。
种植甘蔗应根据其品种特性配套高产栽培措施，包括地块选择、水肥水平、种植密度、种植时间、宿根年限等；在选择甘蔗品种时，应重点考虑宿根性强、宿根产量高、年限长的优良甘蔗品种，同时兼具中大茎、抗倒伏、脱叶性好等优良性状，育种单位和相关农业部门在选育、推广甘蔗新品种时，也应重视这些性状。加价政策对蔗农收益有一定影响，相关部门应根据当地蔗区情况，合理选择加价品种和制定加价政策，引导蔗农种植优良品种，改善蔗区甘蔗品种结构。
第3篇：共享经济的成因、内涵与商业模式研究
郑志来
内容提要：基于移动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以及资源闲置过剩、经济进入新常态导致了共享经济产生与发展。共享经济作为互联网下的“新经济”、“新商业”形态，借助网络等第三方平台，将供给方闲置资源使用权暂时性转移，通过提高存量资产的使用效率为需求方创造价值，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文章通过对Uber和Airbnb两家公司盈利模式分析，总结了共享经济的三大盈利点和一般商业模式，并与传统经济商业模式比较分析出共享经济商业模式在提高资源利用率、价格、运营成本、个性化与定制化服务、长尾客户、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具有优势；继而，从安全信用体系、第三方共享经济平台监管、需求方权利保障机制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共享经济商业模式成因共享经济平台
一、引言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十三五”时期发展理念，目前学界对“共享”解读主要集中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居民收入差距等社会分配不公的社会层面。共享发展理念涉及到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共享经济也是共享发展理念重要方面。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首次提出了“分享经济”，2015年9月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提出通过分享、协作方式搞创新创业，大力发展我国的分享经济。共享经济作为互联网下的“新经济”、“新商业”形态，其发展时间不长，但发展速度和规模很快，2014年共享经济市场规模达到150亿美元，据普华永道预测2025年市场规模可达3350亿美元，每年复合增长率高达36%。目前学界对共享经济研究文献较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共享经济应用案例进行研究。罗岗（2015）基于“让世界变得更好”创业文化，分析了Uber公司如何从实际案例中解决了用户打车难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Uber公司；寻空（2015）从Uber和Airbnb两家公司对出租车和酒店业带来深刻变革，分析了共享经济将会影响快递业、家政服务业、培训业、租赁业、新闻业等八个行业。二是分析共享经济对经济增长作用。彭文生（2015）基于“十三五”经济增长驱动力，从人口红利转向制度红利和创新红利，谈了共享经济作为新业态，是互联网时代的租赁经济，将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王喜文（2015）论述了信息物理共享经济六个要素及意义，指出共享经济是快速发展市场主体，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带动社会就业。三是共享经济发展与面临困境。刘建军（2013）分析共享经济适应能源危机、消费者习惯改变的局势，共享经济将对生产体系、消费体系、就业方式乃至社会关系带来变革。唐清利（2015）通过“合作监管+自律监管”混合规制模式，来规避共享经济对传统经济冲击，推动共享经济发展。通过对既有文献研究不难看出，目前共享经济研究主要基于共享经济应用案例进行现象研究，没有深入到共享经济本质进行理论创新，也没有系统分析共享经济成因、内涵和商业模式。本文以共享经济为切入点，分析共享经济的成因和内涵，基于对共享经济Uber和Airbnb两家公司案例分析，进而总结出共享经济的商业模式，最后根据共享经济商业模式痛点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理论层面上首次系统分析了共享经济成因、内涵和商业模式；二是通过对比传统经济商业模式分析共享经济商业模式存在六大优势。
二、共享经济的成因和内涵
1.共享经济的成因
共享经济产生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支撑共享经济要素包含了硬件、软件、技术、经济、行为习惯等众多必要条件。具体来看共享经济产生的背景主要有六个方面：第一是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2000年第一代智能手机出现，到2015年全球移动智能手机用户数量突破19亿，移动终端设备渗透率得到显著提升，已占全球人口总数的1/4。2014年中国智能手机用户超过5亿，在中高收入、年轻群体中渗透率更高，移动智能终端普及为共享经济供需双方提供了硬件基础。第二是第三方支付兴起，2011年央行发布第一批第三方支付牌照，第三方支付得到快速发展，根据艾瑞咨询统计数据，2015年第三方支付规模超过31万亿，其中移动支付超过9万亿，占比30%，第三方支付为共享经济供需双方提供了软件基础。第三是大量新技术出现，基于位置定位服务（LBS）技术，通过电信移动运营商的网络获取移动终端用户位置信息，云计算运用虚拟化技术、分布式计算扩大了资源共享范围，并通过网络连接实现随时随地访问和存取分布在各数据中心的物理资源和虚拟资源，大数据对海量信息实现了快速的数据挖掘，并进行可视化的预测分析，LBS定位、云计算以及大数据等创新技术发展，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并提高了交易撮合率，为共享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撑。第四是资源的过剩和闲置，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促发了金融危机进而演变成全球经济危机，带来全球经济增速下滑和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速下滑、有效需求不足带来了产能过剩，大量资源闲置利用率不高。大量闲置资源出现以及如何提高闲置资源利用效率成为共享经济的必要条件。在互联网普及下用户信息共享习惯逐渐养成，与此同时，失业率上升使得人们寻求更廉价服务。“互联网+”与失业率上升成为了共享经济催化剂。第五是供需双方在共享中获益，需求方通过合理价格满足了需求，其性价比高于传统商业组织提供产品或服务，并且在消费过程中需求方拥有更多主动权和透明度，供给方从闲置物品中获得额外收益，大大提高其闲置资源利用率，并且在服务过程中得到体验等社交化满足，供需双方在共享中获益，双赢正是共享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第六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经济模式下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产业链相互串联，产业链层层加码以及企业自身缺乏有效协同，导致了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影响了市场效率，传统模式商业困局为共享经济提供了发展契机。经济发展带来了城市化进程加快，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4.8%，城市化进程带来了高密度人口，根据福布斯杂志城市人口密度排名，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苏州、厦门等城市都已进入高密度人口城市，高密度人口带来了更多交易撮合机会。
2.共享经济的内涵
共享经济借助网络等第三方平台，将供给方闲置资源使用权暂时性转移，实现生产要素的社会化，通过提高存量资产的使用效率为需求方创造价值，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共享经济涉及到供给方、需求方、共享经济平台等参与主体。从供给端来看，每个个体或企业都可以成为产品和服务供给方，只要每个个体或企业拥有闲置资源且愿意暂时转移产品使用权，所以供给方外延扩张潜力显著，其市场容量巨大，能够形成巨大的“产能供给池”。供给方来源的动机基于提高存量资源利用率，并获取一定收益，“闲置资源—暂时转移使用权—获取收益”形成动态的产业闭环，具有内在张力和可持续性。从需求端来看，每个个体或企业都可以成为产品和服务需求方，需求方不直接拥有物品的所有权，通过租、借等共享方式满足产品和服务需求，供给方产品或服务性价比优势带来需求方获取同样服务的相对收益，形成了共享经济庞大的“服务需求池”。共享经济赋予需求方参与权、选择权和主动权，基于共享经济平台进行透明交易降低需求方的费用支出。从共享经济平台来看，共享经济平台结合闲置资源的位置共享、应用大数据算法等精准匹配与联结实现了供给端与需求端互助互利。平台本身没有基于产品和服务本身的固定成本支出，其成本来源于共享经济平台维护等相关支出，属于轻资产运营。基于交易抽成模式的共享经济平台实现了固定成本支出的降低和交易成功率的提高，提高供给方闲置资源利用效率，满足需求方个性和定制化服务。
共享经济的内涵是去中介化和再中介化过程。去中介化是供需双方不再依附传统商业组织，如P2P借贷，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不再需要依附于银行等金融组织进行资金调配，而是资金供给者和需求者进行直接匹配，打车软件使得服务者与乘客不再需要出租公司等商业组织，服务者与乘客可以进行直接匹配，不难看出共享经济是去中介化，使得金融、出租车等行业脱媒。同样共享经济又是再中介化过程，供需双方依附共享经济平台，如P2P借贷，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需要借助于P2P网络借贷平台实现资金供需匹配，服务者和乘客需要借助于打车软件实现供需匹配，共享经济平台成为供需双方“新中介”。
三、共享经济的商业模式研究
共享经济已经在租车、P2P网络借贷、众筹、住宿等行业进行了广泛应用，其中共享经济的龙头企业Uber和Airbnb公司市值分别高达600亿美元、250亿美元，远远高于从事相同或相似服务的传统企业估值。本节基于共享经济相关公司盈利模式研究，构建出共享经济的商业模式，并通过对比传统经济商业模式分析共享经济的商业模式优势。
1.共享经济案例分析
本文选取共享经济中发展最好、最快且盈利模式清晰的两家公司Uber和Airbnb进行案例分析。Uber和Airbnb分属于不同行业龙头企业具有共享经济代表性。Uber公司盈利模式：首先，将线下闲置车辆资源聚合到平台上，Uber公司不拥有车辆资源等固定资产，针对是闲置车辆资源，即为供给者提供了灵活工作方式以及提高了车辆利用效率，并获取一定额外收入。其次，Uber公司对闲置车辆进行了差异化定位，包括了UberSUV高端、UberX与UberBlack中端、UberTaxi低端，为每个人提供不同出租车服务，其业务对象拓展到出租车之外的其他通勤服务，如轮渡、摩托车、直升机、快递等。在价格方面，Uber公司为避免最需要服务的高峰时段，司机供给反而偏少的情况，设计了高峰定价技术，根据不同时段制定不同价格水平。再次，Uber公司客户群的主体比较广泛，涉及自身没车、体验高质量通勤服务、不想自己驾车参与某项活动、低价出租车服务等，主体主要为城市上班族。最后，Uber公司通过LBS定位技术、大数据挖掘和云计算，将平台上需要用车的乘客和距离最近的司机进行匹配，避免传统出租行业拒载现象。司机接受订单之后，司机的详细个人信息和预计到达时间会一同发送给订车人，订车人可以实时查看司机当前位置司机，订车人接受服务之后可以对司机的服务进行评价。从Uber公司盈利模式不难看出：Uber公司属于O2O模式，注重线上线下资源整合；Uber公司是轻资产运营，属于第三方平台公司；Uber公司通过双向补贴吸引用户，培养用户消费习惯，增加用户粘性。
Airbnb公司盈利模式：首先，将线下闲置住房资源聚合到平台上，Airbnb公司不拥有住房资源等固定资产，针对是闲置住房资源，为供给者提高住房利用效率，获取一定额外收入；其次，Airbnb公司提供的是非标准产品，不同于标准化酒店服务，为客户提供了本地化、独特体验的情感社区，满足客户个性和定制化服务需求；再次，Airbnb公司平台机制注重个人品牌、信誉，在Airbnb上提供优质独特住宿体验的房东，通过客户评价机制会形成个人品牌；最后，Airbnb公司将供需双方用户通过网络或手机应用程序发布、搜索度假房屋租赁信息并完成在线预定。从Airbnb公司盈利模式不难看出：Airbnb公司跟Uber公司一样，同属于O2O模式，注重线上线下资源整合；Airbnb公司跟Uber公司一样都是轻资产运营，不拥有提供服务的固定资产所有权，属于第三方平台公司；Airbnb公司降低供需成本，提升配置效率，Airbnb公司向消费者收取佣金，个体服务者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同时Airbnb公司个体供给方共享服务价格低于酒店企业服务价格，Airbnb平台聚集大量客源，节省寻找客源的时间成本。以上分析具体如图（1）所示。
2.共享经济的商业模式
通过Uber和Airbnb公司案例分析，分析共享经济的一般商业模式。共享经济商业模式的核心基础是“闲置+价值+回报”，产品和服务供给方拥有闲置资源或碎片化时间，通过在特定时间内让渡资源使用权或提供服务，需求方不直接拥有资源的所有权，而是通过租、借等共享方式使用物品，为需求方创造价值，从而为供给方带来一定的金钱或精神回报。
共享经济平台通过双向补贴和体验等方式吸引供给方和需求方，共享经济平台足够多的供给方为需求方多样需求提供了选择，共享经济平台足够多的需求方为供给方提供了稳定持续客源。根据产品和服务供给方个性化程度进行分类：总体上分为标准化成品和非标产品。标准化产品按标准化程度从高到低进行分类定价，非标产品在产品差异性基础上根据需求方要求进行适当的调整，满足其定制化服务需求。产品和服务供给方组织形式包括适应规模化供给的B2C模式，以及对产品和服务需求个性化和场景化的C2C模式。共享经济平台根据产品和服务需求方群体，将具有相似特征个体或企业进行细分，并深入当地消费者的核心需求和人文特点，进行适应性功能开发和品牌定位，对需求方交易后评价进行完善的收集和处理反馈。共享经济平台不直接拥有提供服务的物品所有权，这决定了共享经济平台运营固定资产投入少、成本低，共享经济平台实行的是按需分配，将大量供给按照大数据算法推送给最方便客户。共享经济平台建立供给方和需求方连接，由于供需双方具有延展性和叠加性，共享经济平台潜力巨大，而平台资源、平台规模等扩大反过来增强供需双方用户粘性。共享经济平台注重社交网络、征信机构帮助供给方和需求方建立信任关系。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第三方共享经济平台监管，如P2P网络借贷平台“跑路”现象，政府明确监管主体、对中间资金账户实行第三方托管、加大P2P平台监测力度、建立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P2P平台信息披露制度、P2P平台再保险制度来加大对第三方共享经济平台监管。
共享经济平台盈利模式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供需双方进行抽成，根据供给方和需求方对平台依存度、获利大小等特点，分别对供给方或者需求方进行抽成，Uber公司对供给方每笔业务进行提成获取收入，Airbnb公司对需求方收取佣金。二是供需双方客户资源价值，第三方共享经济平台掌握大量客户资源，客户为共享经济平台带来了流量和入口，截至2015年9月Uber公司用户数超过3000万，截至2015年5月Airbnb公司用户数超过3500万。三是对平台资源延伸服务价值，基于大量客户资源大数据分析进行相关服务延伸，拓展其服务边界，Uber公司通过乘客出现计划大数据分析与交通管理部门进行合作。以上分析具体见图（2）所示。
3.共享经济的商业模式优势分析
共享经济不同于传统经济商业模式，传统经济商业模式是供给方与需求方基于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客户之间交易层层加码，涉及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中间商、渠道商，不难看出传统经济商业模式供给方与需求方中间链条过长，每层之间利润加码转嫁给客户，就会带来了较高价格。传统经济商业模式具体如图（3）所示。
共享经济商业模式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第一，为客户解决了产品利用率问题，传统经济商业模式主要为客户提供是新产品或服务，没有为客户解决其产品利用率问题，共享经济商业模式基于现有闲置资源，将闲置资源使用权转移给需求方获取一定收入。第二，降低共享经济平台运行成本，传统经济商业模式企业进行大量固定资产投入，拥有大量沉没成本，企业运营成本高、转型慢，共享经济平台借助于供给方闲置资源，不需要进行固定资产投入，属于典型轻资产公司，运营成本低、转型块。第三，满足了需求个性化和定制化需求，传统经济商业模式为客户提供产品或服务是标准化的，共享经济商业模式由于供给者从商业组织演变成个体或企业，大量为供给方提供了非标准化产品或服务，这也满足了需求方个性化和定制化服务需求。第四，共享经济具有价格优势，传统经济商业模式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涉及到供应商、制造商、渠道商等交易主体，众多交易主体带来巨大的交易成本，共享经济商业模式供给方与需求方直接进行匹配，双方直接进行动态定价，没有中间商利润侵蚀，具有明显价格优势。第五，解决了长尾客户问题，传统经济商业模式主要为主流客户服务，长尾客户不具有规模效应，成本与收入不对称，共享经济商业模式客户对象往往是传统经济商业模式不关注的长尾客户，通过对长尾客户切入再进入到主流客户。第六，共享经济实现了社会可持续发展，传统经济商业模式是基于资源要素不断投入，创造新产品或服务获取收入，共享经济配置对象是存量闲置资源，最大化提高其利用率，不需要对资源要素进行投入，实现了经济社会绿色可持续发展。
四、政策建议
通过前面分析，不难看出共享经济作为新型商业形态，颠覆了传统经济商业模式，但共享经济存在着商业逻辑痛点，共享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起相应制度解决好痛点，才能保障共享经济平台健康运行。政府至少应在三方面做好制度安排。第一，建立安全信用体系，共享经济的根基就是信用，没有信用做保障，共享经济安全性就无法体现，政府安全信用体系建立打破传统路径，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O2O模式，线上注重与社交网络、电商平台等网络公司合作，线下整合公安、税务、工商、法院、央行等职能部门信用记录，建立起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安全信用体系。第二，加强对需求方利益保障机制建立，传统经济商业模式制定针对商家侵权消费者的保护法，共享经济一方面通过平台互评机制约束供给方行为，另一方面政府从制度层面保障需求方利益，基于对需求方利益保护来规范供给方行为，从而使得共享经济运行健康可持续。第三，加强对共享经济平台监管，共享经济平台是供给方和需求方的“新中介”，从行业自律、明确监管主体、纳入监测体系、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主动信息披露制度等方面加强对共享经济平台监管。
第4篇：文化创意与经济增长：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关系构建
李凤亮、潘道远
摘要：文化与经济是两个密切关联的概念。从经济史的角度看，文化的一部分内涵曾以制度、人力资本、技术等形式出现在主流经济学中，但经济学却尚未重视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从当下的社会现实来看，数字经济背景下文化创意已然成为一种新的经济生产要素，也即对经济增长而言文化创意是内生的。文化创意之所以成为内生因素，是因为文化创意日益成为商品的价值构成、“文本”内容成为了资本、“注意力”成为了稀缺品、生产者成为了创意者和传播者以及数字技术成为了新的增长引擎。在此理论下重新审视文化产业，它是文化创意内生于经济增长后的一个产业具象。故文化产业的边界将会日趋模糊，越来越多的产业将会融合文化创意形成新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亦成为传统产业升级的趋势。由此可发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文化创新与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同等重要，“数字技术”和“文化创意”两条腿走路是未来产业升级的途径。
关键词：文化创意；经济增长；内生理论；文化产业
一、引言
人类社会发展伴随着经济生产与文化形成的两个过程，二者有独立的演进规律又互为决定因素。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也都是文化活动，因此也使得文化和经济的演进呈现出同步性：农耕文化与自然经济相适应，工业文化是以蒸汽机革命为代表的大工业经济产物*。尽管这种紧密的同构关系从人类诞生之初便出现，但从经济活动的角度研究文化现象却是近代才产生的。对文化生产与消费问题的思考最早发声于哲学与社会学领域，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文化工业”的概念，用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下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及标准化，以及用工业化模式生产文化产品导致的社会思想停滞。但工业社会并未按照哲学预言的轨迹前行，文化品、艺术品的批量生产和复制逐渐在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种经济常态，由其演化形成的“文化产业”或“创意产业”在全球众多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直至20世纪中期，文化从未作为一种显著要素或观察对象被纳入经济学分析体系中。推其原因，广义文化不具备稀缺性——这是经济学最根本的假设——导致文化生成和传播的成本、产量和价格问题难以衡量，缺乏规范分析基础。而且文化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使其难以用固定的、可复制和精确化的范式表述，经济学的规范方法似乎对文化问题束手无策。鲍莫尔(Baumol)与鲍温(Bowen)在1966年出版的《表演艺术：经济困境》被视为文化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书中提出文化经济的“成本病”问题，并用以解释在表演艺术领域成本非均衡性增长的现象*，此后文化经济学逐渐发展成为经济学科的一个分支。
纵使如此，西方主流经济学仍未重视文化在经济系统中的作用：文化经济学仅被视为研究艺术品市场、文化产品消费与供给、文化产业的经济组织等问题的学科。但事实证明，文化的一部分内涵却又以制度、人力资本、技术等形式出现在主流经济学中。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容忽视，尤其是人类社会从工业经济时代步入信息经济时代，文化的作用不仅体现在产品竞争力上，还体现在其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定性影响力上。本文将阐述文化内生于经济增长的形成逻辑，以及文化内生于经济增长后对文化产业的理解。
二、文化与内生增长理论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对文化的定义是最具影响力的定义之一。他认为文化的含义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指“智力、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二是指“一群人、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某种特定生活方式”；三是指“智力，尤其是艺术活动所创造的作品和实践”。其中第二个定义要求我们研究人类的某些具体活动，诸如海滨度假、圣诞庆典、青年亚文化等；而第三个定义则将诗歌、小说、芭蕾舞、歌剧和美术等都作为“文本”的形式纳入考察*。由此可见文化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一般人类思想到具体指意实践均属文化研究的范畴。但即便从狭义的实践活动和文本角度考察，文化的意义和形式也是多样的，这意味着致力于研究和理解文化的潜在经济学领域可能过于宽泛，为此一些经济学者不得不重新定义文化*。较有权威性的，如索罗斯比(Throsby)认为文化生产是在“生产过程中包含某种形式的创意，生产中的符号意义(SymbolicMeanings)非常重要，且产出体现了知识产权”*。这一定义在文化经济学领域被广泛应用，虽然它跟威廉斯(Williams)的定义一样，并未说明文化的具体内容，但对于经济学研究有突破性的意义：一方面它规定了文化参与经济活动的具体形式，即包含创意的、符号意义的生产活动均属于文化的范畴，进一步，经济增长的原因不仅可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分析，还提供了一种文化创新的分析视野；另一方面，规定产出体现知识产权将一般文化产品与其形式剥离，发现了文化生产的经济本质，因而将文化经济学从艺术表演、财政资助、产品定价等狭窄领域中解放出来，逐步构建出创意及其相关的劳动力与版权的研究体系。基于索罗斯比的定义，下文将“文化创意”作为代表“文化”的概念进行分析。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新增长理论”至今仍占据着主流经济增长学说，新增长理论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技术进步外生性的假设，强调技术进步是内生的，资本积累和创新都是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因而又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其中“熊彼特增长理论”是较有影响力的一类，它“强调创新、研发和知识积累在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中的突出作用，因此也被称作研发为基础的增长理论、知识为基础的增长理论、创新为基础的增长理论和思想为基础的增长理论”*。不难发现，无论是知识、创新还是思想都与文化创意有着深远的关系，内生增长理论与文化创意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就威廉斯对文化的定义来说，内生增长理论强调知识创新的重要性，而文化所指的“文本”形式是知识的具体化。因此狭义的文化创意本身就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而广义的文化创意所包含的制度、观念等则是推动知识增长、技术进步的基础。就索罗斯比的定义来说，以生产符号意义的创意活动即是文化生产，则信息经济时代的一大批非技术性创新均需从文化创意角度重新解释，将文化创意纳入经济增长理论很有必要性。
三、文化创意内生化的形成逻辑
将文化创意纳入经济增长不应该局限于产业视角，文化经济或创意经济所指示的文化创意有两层含义：一是文化艺术产品、创意产品的供给及资源配置问题；二是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大文化创意”是如何促进经济发展的。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文化创意内生于经济的逻辑应着眼于后者。实践中文化创意既可以作为一种新型要素参与生产，也可以作为一种工具体系融合产业，甚至还可以作为价值观念、文化认同等形式引导消费。因此文化创意内生于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命题，总体来看其成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创意成为商品价值构成
文化创意活动扩大化和一般化是互联网时代经济生产的典型特征。首先，商品的价值实现逐渐由实用化趋于内涵化。一般商品的消费价值可划分为五个维度：功能价值、认知价值、情感价值、社会价值以及情境价值*。功能价值是商品客观的具有一定使用功能的性质，由技术创造而成，是商品的物质基础；后四种价值是消费者主观体会和感受的无形附加物，由附加商品中的内在观念而生，是文化渗透的结果。随着经济的发展，构成商品消费价值的两部分比重会发生变化。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短缺的时代，人们重视的是商品的功能价值，因此商品的消费价值主要取决于功能价值；当生产力逐渐提高，社会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后，商品的消费价值就越来越取决于认知价值、情感价值、社会价值和情境价值，因此文化创意在商品生产中的作用日趋重要。其次，竞争范围的扩大要求生产差异化。信息经济时代越来越多的商品需要借助网络平台生产、设计和销售，网络消减了地域对产销流程的限制，也削弱了行业之间的隔阂。这意味着商品生产者不得不面对更激烈的竞争，异质化竞争是时代背景下各行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产品的差异化不仅可通过技术渠道实现，还可通过提升产品的文化创意内涵实现——通过品牌、产品内容、设计、款式、装潢、广告等形式将一定的文化形态、审美情趣或价值观念附加于消费品之上，使之成为凝结着文化素养、文化个性和审美意识的文化品，使融合文化创意成为了生产商品的一般方式。
(二)“文本”内容成为资本
“文本”内容成为资本是文化创意作为新型要素进入生产环节的重要前提。文化资本的概念最早由布尔迪厄(Bourdieu)提出，他指出文化资本有三种形态：一是身体化形态，指通过家庭教育以及教育投资而积累和嵌入于个体身体中的习性、技能、修养等文化形式。二是客观化形态，即客观化为具体物质载体的文化资本，如文学、绘画、雕刻作品等。三是体制化形态，指由体制认可的关于某种文化能力的资格或证书，如学术资格或毕业文凭等*。虽然布尔迪厄是从社会学架构分析文化资本，但其理论中身体形态和体制化形态的文化资本已经通过人力资本的形式被纳入经济增长理论中，客观化形态的文化资本对应着威廉斯文化定义中的“文本”内容，知识产权制度使其成为可操控的经济主体。“文本”内容成为资本对于文化创意内生化具有决定意义：一是具有共享性和符号性的文化内容，通过知识产权的界定，可关联相关利益主体，在现代生产活动中演变成经济主体能够运行的资本。“文本”内容作为资本解决了文化创意作为一种排他性财产来投入和产出时的外部性问题，构建了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市场机制，并逐步形成了文化创意产业。由此，文化创意的一个重要维度即“文本”内容可物质化为资本，并通过经济统计的方式分析和计算。二是“架构了文化生产从文化资源垄断向‘文化—知识’创造者、经营者等权利人转移的路径，使得物质资本的权利人与文化知识精英结合起来从事‘文化—知识’生产”*，人人都可成为生产者，扩大文化生产范围，提升了文化创造者参与经济生产的积极性。
(三)“注意力”成为稀缺品
“注意力”具有稀缺性是文化创意成为特殊商品被消费的重要前提，因为“注意力”的稀缺，赋予信息之中的文化内涵具有了可交易性，并由潜在价值转换为直接价值。“注意力贫乏”的概念由西蒙(HerbertA.Simon)提出，他认为“信息的充裕意味着其他某些事物的匮乏：被信息消耗掉的任何事物都处于稀缺之中。信息消耗掉哪些事物是相当明显的：它耗尽了信息接受者的注意力，因此信息的充裕造成了注意力的缺乏”*。之后众多学者在“注意力经济”问题上做了更深入的研究，却未形成完整的学说体系。虽然理论没有诠释，但从实际看，互联网时代“注意力”成为稀缺品是一个不可辩驳的经济现象：从生产者的角度，“注意力贫乏”的概念引导着互联网企业大量“烧钱”来获取用户的“注意力”，并通过广告、增值业务等间接渠道将注意力转化为商业利润；从消费者角度，互联网时代信息的供给通常是过剩而不是不足，筛选信息的过程是人安排注意力的过程，即对任何一个平台、商品或信息，人的“注意力”都是处于稀缺状态。正因如此，将文化创意赋予“注意力商品”之中是信息经济时代企业的典型经营策略，也是文化创意内生化的重要途径：一方面，以获取“注意力”为目的，活文化本身通过信息传播成为商品。如近年出现的“网红经济”、“概念炒作”等现象，表明通过“注意力商品”的形式，某种概念、观念或思想形式的文化创意能不附着实物商品实现交换流通；另一方面，饱含文化创意内容的实物商品对消费者更具吸引力，“注意力商品”又像是包裹文化创意的抽象外衣，内在获取“注意力”的是一种创意活动或一种“文本”内容，终归回到文化的本义。
(四)生产者成为创意者和传播者
人作为创意者和传播者具有双重意义，人既是文化创意的来源又是将文化创意融合进生产的功能主体，人还是传播文化创意、形成文化社群的媒介元素。内生增长理论中强调人力资本的作用，其两个重要途径分别是通过学习或知识的溢出效应等方式积累知识，和通过“干中学”的方式积累技能，总的来说无外乎是要素量的增加实现生产力的提高。不同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文化创意的作用虽然也需通过人体现出来，但更注重人的价值实现和人与人之间的价值认同。理解文化创意内生性，需要进一步认识人的作用：人不仅是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出现，而且作为创意者、传播者和认同者出现。一般商品价值构成中的文化创意占比增加，因此生产活动的重点会由扩大生产规模逐渐转向挖掘人的创意天赋，以及实现创意天赋的传播。该过程中，“互联网+”模式允许人的作用转变：一是互联网提供了开放平台，连接专业制造者和普通用户，将用户转变为创意者，创意者群体规模扩大，产生新创意的可能性增大。二是网络构建出新的产业生态系统，允许细化分工和创意产品的重新组合，创意者除了“文本”的创作，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还可通过交叉传播的途径赋予到别的商品之中，形成了混合式的创新。三是创意“文本”向注意力价值的转换要求更充分的文化认同，创意者结合新思维、新产品组成文化社群，如“花钱买顾客”的现象在互联网企业中普遍存在，是利用以文化认同为内涵的产品认同构成消费社群，实现创意成果的转化与传播。
(五)数字技术成为新增长引擎
数字技术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而文化创意可提高数字技术的边际收益，进而成为技术的“扩大器”和“提速器”。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原因是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导致资本积累不能维持长期经济增长。换言之，内生增长理论中，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文化创意可通过融合科技而内生于经济增长，主要作用机理是提高技术的边际收益，至少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融入文化创意强化技术应用的深度。在成果转化过程中同一体系的科学技术可结合多种文化内容创新，如文化内容的数字化，依托数字技术进行文化创作、生产、传播和服务，形成的产业链都基于数字技术，大大提高了数字技术的边际收益。二是通过融入文化创意拓展科技的应用广度。工业时代科学技术多服务于生产领域，而信息经济时代大量科技成果服务于生活领域，文化需求的个性化、多样化、定制化使科技可拓展的领域变宽，从而提高技术的总体边际收益。在工业时代，科技创新一直作为纯技术因素对待，随着数字技术的繁荣，文化创意的作用得以凸显。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总体量大约为22.77万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30.61%*，数字技术成为经济增长的一种主要技术因素。而文化创意与数字技术早已成为不可切割的融合形态：数字技术是文化创意得以产业化和规模化的必要条件，如音乐、电子书、视频、游戏等大量文化创意产品都包含着各种数字技术的成分；同时文化产业也是数字技术的“试验场”，数字技术成果需要通过文化赋予实现产品化。因此数字技术成为新引擎，扩大了文化创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四、从文化经济到文化产业——内生化的具象
从广义的角度，文化内生性本质是一种社会意识，当创新深入人心并逐渐形成一种共同文化，基于这种创新文化的经济增长力即是文化内生驱动力。从狭义的角度，文化经济往往与文化产业混用，有学者甚至认为文化产业是一种内生增长模式*。而本文认为研究文化创意的内生性是一个宏观视角而不是产业视角，文化创意与社会整体创新能力密切关系，文化创意内生于经济是基于所有经济部门而言的，文化产业则是文化创意内生化的一个具象。正因为文化创意内生于经济，文化产业才会规模逐渐扩大、边界日趋模糊，并融合其他产业成为产业升级的新趋势。
(一)文化产业的边界日趋模糊
自文化产业概念被提出至今，其内涵在不断变化。以中国的官方定义为例，2003年文化部发布的《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把文化产业定义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2004年国家统计局首次制定《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并提出文化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2012年国家统计局又进一步修订，规定文化及相关产业的范围包括：1.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2.为实现文化产品生产所必需的辅助生产活动。3.作为文化产品实物载体或制作(使用、传播、展示)工具的文化用品的生产活动(包括制造和销售)。4.为实现文化产品生产所需专用设备的生产活动(包括制造和销售)*。不难看出，每一次修订后文化产业所包含的范围都会扩大，体现出文化产业的边界扩张。如果最初的文化产业是指复制和制造文化艺术品的生产部门，那么如今文化产业的实际内容已经远超这个范围。虽然从统计上能一定程度划分，但现实中很难具体区分哪些企业属于文化产业，一些如文化科技、文化制造、文化金融等企业的崛起，致使文化产业的边界日趋模糊。
(二)文化产业具有跨结构的融合力
文化产业是文化创意内生化的具象，因为文化产业不仅是直接从事文化艺术品生产的部门，而且可以通过人才、技术、知识、产品的溢出效应传播和扩散文化创意，发挥文化创意在其他各部门中的融合能力。借助文化产业，文化创意自觉主动地向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渗透，赋予其他部门活的文化内核、文化属性、文化精神、文化活力、文化形态和文化价值，为经济植入文化的基因。文化创意异于其他的生产要素对产业的贡献：原本产业与产业之间的连通存在一定的结构壁垒，如不同产业技术相互通用需要研发攻关，不同行业人才流动需要学习和经验积累，不同企业生产线的转换需要重组或改造，技术、人才、资本等形式的产业融合均属于硬性组合，而文化产业能跨越经济结构上的壁垒，实现柔性化的融合。文化产业像一块磁铁，文化创意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磁力，其不排斥产业门类、不抵制产业差异、不区分产业层级，将越来越多的产业融合进来重组升级。如近年来文化与科技、制造、金融、商业、旅游、体育、农业等产业的融合，均能形成一系列的新型业态，表明文化产业具有跨结构的融合力。
(三)文化产业是一种产业升级趋势
从经济发展的过程看，产业发展遵循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的阶梯式演进，第三产业在整体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大。社会进入信息经济时代，第三产业已经由简单的低端服务业向以高新技术为引导的高智力、细分工、深内涵和重体验的高端服务业迈进；人的消费需求也从最基本的物质需求拓展到更广阔的精神文化需求。新时代的服务业核心竞争力一方面取决于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含量，另一方面取决于产品和服务的人文关怀程度，而这两个方面均是文化产业的核心元素。可见当下文化产业的意义不仅在于产业内容的经济统计，更在于建立一种生产模式和结构体系，支撑经济发展，引领和带动产业结构升级。这一点也可在文化产业统计数据中反映出来，2004年我国文化产业占第三产业的比重为4.8%，到2015年增长至7.9%；2016年以“互联网+”为主要形式的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30.3%*。文化产业比重增加以及“互联网+”形式文化企业的异军突起体现了产业升级的一种新趋势，即第三产业日益与文化创意相关，文化创意作为要素、产品或服务的经济价值日益凸显。按照文化创意内生化的逻辑，产业发展“不仅注重文化的经济化，更注重产业的文化化”*，更多的行业会结合文化创意组织生产，虽然统计上其未必属文化产业范畴，但是实质是文化创意生产的潜在泛化。
五、启示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面对改革制度激励减弱、人口红利消失、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环境污染严重等一系列问题，增长模式应由速度粗放型向质量集约型转换，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企业由环境污染型向绿色环保型转换，转换过程中文化创意有巨大的发挥作用空间。本文从经济学中的文化研究史入手，提出了将文化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理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分析了文化创意内生于经济增长的逻辑成因，继而得出文化产业是文化创意内生化的具象、是产业升级趋势的推断。不难发现，既然文化创意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因，那么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就应考虑纳入文化创意因素。这意味着：
1.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文化创新与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同等重要。只有文化不断创新，经济生产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文化创意资源；只有创意不断累积，社会产品才能趋于多元化并满足日益增加、更加个性化的消费需求。
2.数字经济的背景下，创新文化与个人价值实现和认同具有密切关系，文化创新可以是从点到面再到全局的过程。因为“注意力”的稀缺，生产者生产创意并传播文化，消费社群由最初的商品认同逐渐形成文化认同。要使大众创新成为一种社会文化，须发掘创意者并形成文化创意圈，以局部的文化认同带动全社会的共同创新，当然这种局部文化应是积极的、符合主流价值观的。
3.数字技术必须结合文化创意以提升技术潜力，从而实现技术革新的持续加速。数字技术是带动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文化创意的融合能提高技术的边际收益，因此“数字技术”和“文化创意”两条腿走路是未来产业升级的途径。
本文的重点在于发现文化创意内生于经济的成因和逻辑，是解决“为什么”的问题，文化创意如何内生于经济还需进一步系统化和模型化的分析，这将是可深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