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经济问题，相信不管是在什么时候都是会特别重视的吧，国家的发展，企业的发展，人民的发展，都是离不开经济的，所以现在经济的发展也是当下尤为关注的问题，本文就整理了关于经济论文来供大家参考阅读。
第1篇：中国经济学的本土话语构建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学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width=13，height=13，dpi=1101993年，1994width=13，height=13，dpi=1102003年，2004年至今。第一阶段的主体是20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思想解放思潮，经济学家、特别是一批年轻经济学者，开始摆脱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说教，关注中国现实问题，积极参与中国的改革实践，并为此做出了许多杰出的贡献。在这个阶段，西方现代经济学开始引入，但是就研究而言，现代经济学的应用还非常有限。第二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系统地引进现代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体系。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之外，各主要大学的现代经济学教育开始形成体系；另一方面，经济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使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分析工具从事研究工作。进入第三阶段之后，海归学者大量增加。与此相呼应，各大经济学院(研究机构)开始引进严格的“非升即走”的升等制度，学术发表的重要性提高到一个空前的高度，经济学研究进入繁荣时期。
然而，在发表繁荣的背后，中国经济学也存在诸多隐忧，尤其是没有建立起本土话语体系。什么是本土话语体系？它不是自说自话，也不是脱离国际学术界另起炉灶，而是扎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目标是对经济学理论作出贡献。具体而言，它应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以中国问题为导向设定研究议题，研究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2)具有理论抱负，从中国的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3)构建学术共同体，促进学术批评和学术进步。在精神层面，构建本土话语体系，就是回归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但是，这不是简单地回归，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发扬光大八十年代“问题导向”的学术研究精神，即用现代经济学的手段研究中国问题。
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设定研究议题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现实经济问题，尽管不是每项研究都具有应用价值。否则，经济学研究就失去了意义。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重大的理论突破都是来自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比如，科斯的企业理论来自于他对美国企业垂直一体化的观察，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科斯定理”则来自于他长期从事美国反垄断法的研究。然而，经历近一个世纪的成长，当今西方经济学已经进入瓶颈期，学术研究的数学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学术成果离现实越来越远。在很多情况下，经济研究成为研究者玩弄智力和谋取个人荣誉的媒介，其成果对现实是否具有指导意义甚或是否反映现实，已经不再重要。如果这种虚假的研究仅仅停留在书斋里，它的负面影响是有限的；然而，许多“虔诚者”还要把在空中搭建的模型应用到现实之中，结果是得到不合直觉的结论。正如保罗·罗默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困境》一文里批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Prescott)发明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时所指出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将衰退归因于‘燃素’外生性地减少。给定产出Y，货币总量M变化的唯一影响就是价格水平P的同比例变化。在这一模型中，——正如Prescott在明尼苏达大学教授研究生课程时讲到的，‘邮政经济学要比货币经济学更接近理解经济的本质’——货币政策的作用微乎其微。”[注]
西方经济学这种脱离现实的倾向给中国经济学带来两个负面影响。一是用书本上的理论和西方国家的实践套于中国现实，因而让研究者无法认清中国经济的本质。以货币理论为例，许多人受货币主义理论的影响，以总量指标来衡量我国的杠杆率，从而得出我国经济杠杆率太高的结论。受此结论影响，降杠杆成为政府过去几年宏观调控的主旋律。然而，这个结论没有注意到，我国绝大多数货币存量是由外汇储备创造的，因而不可能通过常用的手段(如公开市场操作)回收[注]。另外一个例子是对固定汇率制度的理解。在2005年之前，我国采取了相对于美元的固定汇率(或双轨制汇率)制度。我国的多数经济学家接受现有经济理论的结论，认为汇率只是一个名义价格，固定汇率不可能对实际汇率产生作用，因而也不可能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然而，既然固定汇率对实体经济没有作用，我国为什么要长期采取这个制度？现实情况是，在金融危机之前，我国存在大量的未加充分利用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当我国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上升的时候，这些资源被动员起来，国内物价不至于大幅度上涨，因此，固定汇率可以抑制实际汇率的上涨，从而增强我国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注]。用书本上的理论套于中国现实而失败的最显著例子，莫过于对中国制度变革的理解。众所周知，我国的经济转型采取渐进主义的进路，许多制度安排与西方经济学理论“常识”不相吻合，如价格双轨制、乡镇企业模糊的产权安排、地区分权、官员的激励和晋升，等等。按照标准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这些制度安排要么会直接损失效率，要么会导致寻租和腐败；“把制度搞对”，永远是西方经济学家给发展中国家开出的第一副药方。而“对的制度”一定是纯粹的制度；但现实是，各国拥有自己的历史和制度传统，因而不可能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纯粹制度，合适的制度才是“对的制度”。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正确理解中国经济，也无法正确理解中国的制度安排。
第二个负面影响是，理解中国不再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研究中国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提供新的数据或案例。经济学研究受思潮的影响很大，由于美国的特殊地位，战后的经济学思潮无不反映美国的经济现实。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货币主义理论，其背景是美国经济的滞涨现象；9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经济学以及随后于新世纪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美国学者对外援的反思；20世纪90年代的所谓“大缓和”，无疑促成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滥觞；而当前中美之间巨大的贸易不平衡，催生了一批研究中国出口如何影响美国就业和福利的成果。这些思潮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随着更加严格的升等制度的引进，“国际发表”成为各大经济学院和研究机构追逐的目标。为了能够在国际主流杂志上发表文章，我国经济学界有意无意地在美国经济学界设定的议题上做文章。这种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使得一些国内学者能够在国际顶尖杂志上发表文章。但它的负面作用是，国内学者不再关心研究成果对于中国本身的意义。对于美国重要的事情，不一定对中国重要；反之亦然。如果中国经济学家不能自主设定研究议题，中国经济学就难以摆脱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现阶段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肩负着理论创新和“讲好中国故事”的双重责任。理论创新要求中国学者把自己的学说和理论摆到世界学术界面前，和国际顶尖学者同台竞争，因而，中国学者的研究必须具有一般性意义。“讲好中国故事”则要求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国情有深入的研究，深刻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制度背景。因而，中国学者的研究必须观照中国的特殊性，这在国际学术界往往被冠以“区域研究”的帽子。如何平衡理论创新和“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必须面对的挑战。一些学科的策略是不与国际学术界同台竞争，而专注于国内学术界的交流；经济学则相反，倾向于以国际发表的多寡和质量作为评判经济学者研究能力的唯一标准。两种倾向恐怕都不可取。
正确的取向是把理论创新和“讲好中国故事”有机地统一到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上来，路径是设定自己的研究议题，并提炼出对于经济学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一方面，这些议题应该是对于中国而言富有意义，其研究成果能够增进我们对于中国现实和历史的理解；另一方面，开展这些研究能够对国际学术界作出贡献，推动经济学理论的进步。在国际学术界被发达国家学者所垄断的情况下，兼顾两者显然要面临巨大的挑战，但也有一些成功的先例，如钱颖一和许成钢对于中国经济分权和经济转型的研究[注]。
二、从中国的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
在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是后发国家，似乎我们当前所经历的，发达国家业已经历，因而不可能为经济学理论提供任何新的贡献。然而，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的环境与发达国家当年所遇有很大不同。而且，中国具有自己的历史和制度传统，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无数鲜活的案例。中国所走过的路虽然特殊，但也包含普遍性的东西，学者的任务就是从中国的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的规律和原理。
1.认识1840width=13，height=13，dpi=1101978年的历史
中国自1840年以来开启的现代化之路，是全球范围内因工业文明的兴起而形成的现代化浪潮的一部分，在其背后蕴含着后发国家现代化的普遍规律。除少数国家(如日本)之外，后发国家都经历了殖民化或半殖民化的过程，中国也不例外。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所有国家都进行了反抗，有些成功早一些，有些成功晚一些。中国因为没有完全被殖民，所以，反抗和现代化是交织在一起的，“救亡”与“革新”成为自1840年、特别是1898年以来仁人志士所关注的双重主题。20世纪二十年代，无论是新生的共产党还是改组之后的国民党，都是西风东渐的产物，西式政治组织和理念正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载体。北伐之后形成的国共之争，是现代化道路之争。如黄仁宇所指，国民党希冀自上而下地改造中国，而共产党希冀自下而上地改造中国[注]。只是，道路之争很快被日本的入侵所打断，国共两党在“救亡”的大旗下联合起来。自1949年执政之后，共产党回到“革新”层面。在社会方面，党开始实施自下而上的全面改造；在经济方面，党集中全部国力，希冀在短期内完成“超英赶美”的壮举。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学术界至今对此仍然没有停止争论。
要正确认识1840width=13，height=13，dpi=1101978年的历史，就必须把它放到全球范围波澜壮阔的现代化进程中加以分析。后发国家现代化的道路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被全面殖民的国家摆脱殖民统治，但接受宗主国留下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本国经济；另一类是没有被全面殖民的国家发愤图强，经济赶超和社会变革交织，形成比较复杂的现代化路径。前者包括印度和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后者包括日本、俄国、中国等少数大国。就结果而言，第二类国家比第一类国家更加成功，但是，这其中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待学术界深入研究。就经济学而言，对以下几个中国问题的研究，可以极大地丰富我们对于经济赶超和现代化的认识。
其一，过去二十多年里，计量史学方兴未艾，其中一个题目是历史事件或历史进程如何影响当代的制度和经济发展。由于清史留下的资料较多，因而出现了许多对清代的研究。然而，多数研究的重点有关“历史如何延续”，特别是清代的落后制度如何对后来的中国产生负面影响，少有关注自1840年以来的变革对于当代的正面影响。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历史延续是自然的，变革却需要勇气和牺牲。在很大程度上，研究历史的延续性来自于西方学术界对议题的设定，因为西方已经完成现代化，进入了后现代社会，所以西方学者看到的，更多是后发国家落后的一面。身为中国学者，更多的应该关注中国社会的变化，发现那些加速中国现代化的因素。这就需要中国学者具有设定议题的勇气和能力，由中国的变化揭示后发国家现代化的普遍规律。
其二，自亚洲“四小龙”成功之后，关于经济赶超的争论就未见停息，争论的焦点是市场和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孰轻孰重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重要，但恐怕过于空泛；更为实在的问题是，一个后发国家是否应该“超前性地”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在20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绝对是肯定性的，因为绝大多数后发国家都是这样做的。之后，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兴起，否定的声音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在实践中得到实施，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拉美国家。20世纪八十年代，拉美发生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不得不接受西方国家的债务重组和结构调整方案，全盘采纳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结果导致过早的去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戛然而止。中国在1953width=13，height=13，dpi=1101978年实施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目标是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如何评价这个战略所取得的成就？它对于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起到了什么作用？回答这两个问题，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中国，而且可以为后发国家的经济赶超提供理论指导。
其三，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重点多在五四运动前后，对1949width=13，height=13，dpi=1101978年的历史鲜有涉及，而这段时间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最为激烈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党通过基层组织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对社会实施了翻天覆地的改造。以往学者更多地关注这些改造的负面作用，但是，从宏观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改造也许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作为学术研究对象，下面的问题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这些改造给社会留下了什么进步性的东西？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研究表明，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是阻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国是少数经历了彻底的社会革命的国家，那么，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革命所造就的平等社会结构？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还表明，世界范围内的妇女解放远未完成，社会和政治动员是提高妇女地位的有效手段。而妇女解放是1949width=13，height=13，dpi=1101978年间中国社会改造的主要内容之一，它的结果如何？如果有正面作用，是否做到了长期持续？
总之，研究1978年之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有助于我们理性地思考中国的现代史，而且能够从理论上厘清赶超型国家现代化的一般性规律，对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进步做出贡献。
2.改革开放再认识
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增长无疑是奇迹。按照最保守的估计，我国的人均实际收入在1978width=13，height=13，dpi=1102018年间增长了16倍，超越同期绝大多数国家。中国的经济赶超具有哪些世界意义上的普遍性？在过去的十年间，西方学术界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解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即不再是发现中国实践中和国际经济发展相通的东西，而是倾向于用中国的特殊性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国家资本主义”是这些解释的集大成者。对于亲历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学者来说，国家资本主义显然不能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事实上，西方学者以国家资本主义概括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带有很强的政治动机，与中美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的改革仍然在路上，因此，研究中国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仍然是中国学者的责任。然而，如果不希望自己的学术研究仅仅为西方主导的议题提供注脚，中国学者就必须开辟新的领域，设定自己的议题。在现实层面，对于多数外国人来说，中国是如何成功的、特别是中国政府是如何扮演一个成功的角色的，还是一个谜，许多中国人也未必清楚；在理论层面，研究成功经验比研究失败经验更可能产生新的和持久的理论——指出失败原因总是容易的，因为现有理论就可以提供足够的炮弹；而总结成功经验则需要一个完整的解释框架，构建理论就在所难免。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往往只能产生碎片化和零碎化的知识，研究成功的经验才可能产生自洽而全面的理论。中国成功的经验很多，其中最可能产生新理论的地方，是研究政府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即新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另一方面，新政治经济学方兴未艾，中国的实践可以为之提供丰富的研究素材。为此，下列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第一是农村工业化的路径和模式。我国的工业化起始于计划经济时代，但那时的工业化集中在重工业领域和城市地区，除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而外，没有扩散到农村地区。农村改革完成之后，农村地区开始工业化进程，直到今天仍然在蔓延。发展经济学研究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却很少涉及工业化的微观机制，原因是战后大规模的农村工业化只发生在中国大陆，在其他国家没有见到过。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城市的过度膨胀问题，究其原因，是因为农村地区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如果这些国家也能够实现农村工业化，城市的过度膨胀问题就会大大缓解。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我国的农村工业化的发生机制和特征，就可以填补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空白，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提供帮助。
第二是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限度。经济起飞的原动力来自于储蓄、资本积累和生产能力的培养。但是，如何动员储蓄、获得必要的生产能力，是多数发展中国家遇到的难题。发展中国家早期普遍处于贫穷状态，能够从国内动员的储蓄很少，更没有多少工业化生产的能力，此时致力于出口，不仅可以增加储蓄，而且可以获得和提升生产能力。我国在1953width=13，height=13，dpi=1101978年间主要是通过对农村的汲取获得储蓄，起初获得较好的效果，但也导致了农业的停滞和城市消费的疲软，从而迟滞了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之后，采取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采用了多项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以刺激出口和技术能力的提升，如汇率双轨制、固定汇率、出口补贴、特定行业的高关税、“市场换技术”的外资政策，等等。这些政策的效果如何？如果成功，背后的支撑条件是什么？它们的应用是否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度？回答这些问题，既可以让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奥秘，也可以回答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方为有效的问题，为后发国家的经济赶超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
第三是“中间制度”的有效性问题。自诺斯和托马斯于1973年发表《西方世界的兴起》之后[注]，制度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共识。然而，什么样的制度才是重要的，经济学家却没有形成共识。一些人倾向于相信，存在一套“最优的”经济制度，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更是明确区分“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认为前者鼓励经济增长，后者扼杀经济增长[注]。这种区分具有理论上的自洽性，但当应用到现实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回顾战后的历史就会发现，除南欧国家和少数产油国之外，能够实现赶超的经济体都在东亚地区，而这一地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都是非民主体制，因而不具备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所定义的“包容性制度”的政治前提。诺斯早就注意到制度的路径依赖问题，认为移植制度必须适应接收国原有的制度才能发生作用。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移植来许多市场经济制度，但是，不像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并没有采取“大爆炸”的方式，而是采取渐进的方式来完成经济制度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我国采行了许多计划和市场之间的“中间制度”，以获得合意的转型效果。前面提到的价格双轨制、乡镇企业、地区分权等，都是中间制度的例子，它们不完美，但在一定时间里是成功的，让我们较为顺利地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在今天，研究这些中间制度的目的不再是理解我国的转型之路，而是把它提升到一般性的制度研究层面，回答“什么样的制度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第四是经济分权和政治分权/集权之间的关系。在经济方面，我国是最为分权的国家。20世纪八十年代，地方获得极大的经济和财政自主性，1993年的分税制改革把财政分权以法律手段固定下来。不同于其他国家只分散财政支出权，我国既分散支出权，也分散收入权，从而给予地方政府以极大的激励。但是，分权也可能导致地方官员的腐败，因而，分权的总体效果可能是不确定的。我国的经济分权效果比较好，可能和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以及党对人事任免的主导权有很大的关系。在我国的政治集权体制下，地方官员不仅要关注地方经济发展，而且要对上级负责，因而上级的意图可以得到贯彻执行。基于党的强大地位，中央政府可以摆脱利益集团的束缚，在社会利益冲突面前保持中性的态度，从而可以拥有较为长远的眼光，制定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的政策。分权长期被认为是打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之门的钥匙之一，但是，分权的表现并不理想。尽管多数国家没有中国的政治体制，但中国的实践仍然具有参考价值，特别是那些中央政府拥有地方官员任免权的单一制国家。
第五是官员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这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然而，学者关注的往往是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而不关注政府官员的人力资本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事实上，经济学家在研究官员的时候，仅仅关心如何用制度约束官员，似乎只要把制度搞对，官员就会自动地为社会服务了。这显然不符合日常生活的常识：同一个企业、同一个组织，不同的领导会有不同的业绩，为什么在国家层面领导人的特质就不起作用了呢？另一方面，除约束之外，政府官员是否需要正面激励？在民主体制下，唯一的正面激励是做得好的领导人可以获得连任，但是，这种激励往往导致领导人讨好选民的短期行为。我国的官员选拔制度为研究官员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由于官员能够在地区之间进行调动，研究者可以识别官员发展经济的相对能力；由于地方政府在市场上发债(如城投债)并招商引资，研究者可以研究市场是否给官员能力定价；又由于能力是升迁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研究者还可以研究高能力者是否获得更多的升迁机会，以及这种制度安排是否增强了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性。这些研究既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可以为政治选拔文献提供新的经验事实和新的理论。
以上议题只是管中窥豹，揭示我国的发展经验可能对经济学做出的贡献，其他领域也同样可以找到有意义的议题。构建本土话语体系，首先从设定议题开始，但并不意味着经济学者可以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而是从显著的议题出发，做深入的研究，发现对经济学有意义的普遍性规律。
三、构建学术共同体
议题设定之后，需要在学术市场上检验，一些议题被淘汰，另一些议题被保留下来，并得到其他学者的响应，最终甚至可以发展成一个学派。这个过程需要学术共同体来支撑。学术共同体由学者、发表平台和会议等要素构成。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以凯恩斯为核心的学术圈子、六十至八十年代的“芝加哥学派”以及当今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更普遍的例子是专业学术学会以及由学会创办的学术杂志。在一个学术共同体中，学者拥有共同的研究主题，遵从相同的学术规范，使用相同的学术语言和相似的研究方法，每个人都积极参与共同体内的讨论，并为共同体提供公共服务(如为学术刊物审稿、参与筹划学会的学术会议等)。用托马斯·库恩的话来说就是，学术共同体里的学者共享同一的研究范式；每个人既是这个范式的创造者，也是它的受益者。
就构建学术话语体系而言，学术共同体至少有下面几方面的作用。其一，学术共同体可以成为学术话语体系的载体。一个学术话语体系的核心是研究题目和研究范式，它们正是学术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话语体系是人为建构的产物，因而需要一群人去维护和传承，学术共同体可以肩负起这个责任。其二，学术共同体为新思想、新思路提供发表和竞争的平台。今天的国际学术界，分工越来越细化，全才越来越少，关注一般问题的学者也不多。在这个背景下，新的思想和新的研究思路就只能先在特定的学术共同体里发表，得到充分肯定之后才有可能被更多的人接受。这样做的好处是，共同体内部的学者都是内行，会用挑剔的眼光审视每一项新成果，因而可以加强研究的科学性。其三，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议题可以通过学术共同体得到传播和加强。已如前述，学术研究是有潮流的；一个意义重大的议题如果不能形成潮流，最终会被人忘记。一个议题一旦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许多人就会围绕着这个议题展开研究，从而比较容易地在共同体内部形成潮流。
国际上(特别是英、美两国)的经济学研究已经形成了非常成熟的学术共同体，我国的经济学者比较难以进入，原因在于我们的经济学者所关心的议题不同，切入议题的角度也不尽相同。在这种情况下，要建构本土学术话语体系，就必须首先建立本土学术共同体，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不缺专业学会，更不缺学术杂志，但是，学会和杂志设定议题的能力较差，而且也没有形成批评和尊重被批评者的风气[注]，从而无法形成研究潮流。另一方面，主要经济学院和研究机构在对教师进行学术考评的时候，主要是看教师在国际知名刊物上的发表，迫使教师不得不想尽办法进入国际上(特别是美国)的学术共同体。如何平衡国际和国内发表，是横亘在本土话语体系建设道路上的巨大障碍。放弃国际发表、全部回归国内发表，显然是一种失败主义的做法。一个可能的出路是，首先在国内构建比较健康的学术共同体，锤炼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议题，然后冲击国际发表。这就要求各大经济学院系重新评估学术发表考核体系，增加国内发表的权重。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也应更多参与国际学术组织的学术活动，在这些组织中形成自己的力量，为国内学者的国际发表提供支持。
总结起来，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本土话语体系任重道远，需要每位经济学者付出努力；最为重要的，是每位经济学者都必须同时具有本土问题意识和经济学的理论关怀，从中国的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另一方面，各个经济学院系也需要反思教师的学术考核体系，给予本土问题更多的权重，而不是仅仅看国际发表。
第2篇：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历史必然性
李彩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摘要：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提质增效的新时代。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质量发展理念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中国经济在经过4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适应新时代、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是贯彻落实党的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新常态；现代化经济体系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做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近期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就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阐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1]，即具体阐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经济发展新理念的要义[2]；二是研究如何推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即着重分析中国经济在发展转换中面临的问题与难点，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转变的对策与思路[3]，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路径[4]，总结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5]，尝试建立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等[6]；三是阐释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7]；四是结合部门或地区实际情况来具体阐述怎样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方面的文献较多[8][9]。但少有文献用专题去阐述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历史必然性，即为什么要有这种转变。本文将对此问题进行尝试研究，以深刻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
中国经济经过4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79亿元，实行改革开放后则实现了大幅度连续跨越：1986年上升到1万亿元，1991年上升到2万亿元，2000年突破10万亿元大关，2006年超过20万亿元，2017年首次站上80万亿元的历史新台阶，达到82.7122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1978年增长33.5倍，年均增长9.5%，平均每8年翻一番，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经济规模自2010年开始位列全球主要经济体第二位；2017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9660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增长22.8倍，年均实际增长8.5%[10]。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全占球的1.8%，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5%左右，稳居世界第二位。“近年来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稳定之锚。”[10]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不仅传统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而且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条件、任务和要求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要破解中国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确保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彻底抛弃用旧的思维逻辑和方式方法再现高增长的做法，必须切实为经济发展速度换挡，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落实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五大发展新理念，以引领和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既符合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也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二、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资源环境约束显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选择了以强调数量增长和以外延方式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路径。这种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尽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日益显露。这种以高速增长为主要目标的赶超型、粗放型发展模式是以高能耗、高污染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快速增长的。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重要动力的行业如煤炭、火力发电、冶金、有色金属、水泥、建材、造纸、石化、化工等都是高能耗、高污染行业。
中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能源消费也随之不断增长。表1显示中国经济发展所消耗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总量持续增长，尤其是煤炭消耗占比过高①，煤炭消耗占比最低年份的2017年也在60%以上。据2011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一次能源消费第一大国②。近年来，由于国家严格控制高耗能行业过快增长，采取节能降耗的措施，能源消费得到了一定程度地控制。如表1所显示，煤炭消费比例自2012年以来开始呈现连续下降趋势，天然气、水电、核电和风电等清洁能源所占比重持续上升。但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依旧持续上升。
此外，我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比较高。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是反映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之间比例关系的指标，能够衡量能源利用效率、反映经济增长对能源的依赖程度等。一般来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越高，意味着能源利用效率低、经济增长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越高。1979～2017年，我国平均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为0.57[11]﹐发达国家低于0.5。2017年我国平均能源消费弹性系数降到了0.42，但依然超过平均系数0.15[11]。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能源利用效率较低﹐对能源的依赖程度比较高。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除了努力实现能源生产自给之外，还不得不从国外大量进口煤炭、石油、天然气，这又导致我国对外能源依存度逐年提高。我国原煤自2009年开始净进口，2017年净进口2.6亿吨，比2009年增长1.4倍，年均增长11.6%；原油自1996年开始净进口，2017年净进口4.1亿吨，比1996年增长186.3倍，年均增长28.3%；天然气自2007年开始净进口，2017年净进口911亿立方米，比2007年增长63.2倍，年均增长51.6%；2017年，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由1997年的1.5%提高到19.4%，呈现逐渐提高态势[11]。中国对外能源依存度多年居高不下，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能源安全，而且也削弱了中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高能耗、低效益、高排放式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致使中国的生态环境也不堪重负。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污染加剧，垃圾、农药、化肥等污染严重，水土流失、荒漠化、森林和草地功能衰退等生态问题比较突出。2003年，国家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环境状况是七大水系(珠江水系、长江水系、黄河水系、淮河水系、辽河水系、海河水系和松花江水系)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仅不到1/3的监测断面满足三类水质要求，城市空气质量方面颗粒物污染范围较广，部分城市二氧化硫污染严重，南方地区酸雨污染较重。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治理，全国环境质量有所好转。2017年，七大水系监测断面中，Ⅴ类、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5.2%、8.4%，水质得到很大改善；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占29.3%，未达标的城市占比达70.7%；地表水水质总体情况得到改善，Ⅰ类、Ⅱ类水占比大幅提高，Ⅴ类、劣Ⅴ类水占比逐步下降；全国近岸海域417个海水水质监测点中，达到国家一类、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监测点占67.8%，三类海水占10.1%，四类、劣四类海水占22.1%。这表明环境污染状况依然很严峻。近几年来，雾霾天气多发、城市河道水体黑臭、“垃圾围城”、土壤污染、危废处置以及农村环境污染等问题依然突出。
显然，依靠大量消耗资源、牺牲环境的增长方式不仅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虽然目前因部门局限和技术限制等原因而不能全面准确地计算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所有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但已经核算出的部分数据足以显示损失是巨大的，尤其是特大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更是触目惊心，甚至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2005～2012年全国发生了十大环境污染事件：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河北白洋淀死鱼事件、太湖水污染事件、巢湖和滇池蓝藻事件、云南阳宗海砷污染事件、湖南浏阳镉污染事件、福建紫金矿业溃坝事件、大连新港原油泄漏事件、云南曲靖铬渣污染事件、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2017年5月5日，陕西省宁强县汉中锌业铜矿排污致嘉陵江四川广元段铊污染，造成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每一次事件发生后所造成的危害和经济损失都是巨大的。这种以严重透支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不仅最终会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因此，若不转变这种旧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经济就难以持续健康发展，就难以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
三、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适应、把握和引领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筹帷幄，谋篇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是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中国经济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适应、把握和引领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中国不同发展阶段更替变化的必经阶段。我国古代以农业立国，农耕文明长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在工业革命后就开始落后于世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起新中国后，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富裕的伟大目标始终进行着不懈努力与奋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走了几百年的发展历程，经济总量由1978年的世界第十位跃居到第二位，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中国奇迹”。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持续上升，中国在经济发展中也遇到了一系列新问题：“我国经济发展目前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面临着经济发展速度换挡节点，面临着经济发展结构调整节点，面临着经济发展动力转换节点。”[13](P141)面对新的格局，迫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要换挡，即从之前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保持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优化升级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驱动、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首先表现在中国出口优势和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模式面临新挑战。中国经济在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对外经贸发展迅速。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仅为206亿美元，位居世界第29位[10]。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尤其是在2001年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贸易总量迅速增长。2002～2012年，中国出口总额年均增速达到21.3%，2012年货物出口全球占比达到11.2%[14]；2009年起，我国连续9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地位；2013年起，我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并连续3年保持这一地位；2017年，我国进出口占全球份额为11.5%，货物贸易重回全球第一[15]。虽然中国对外经贸实现了跨越发展，开始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但是“无论是进出口产业结构、产品技术含量还是经营主体竞争力、创新能力，中国对外贸易仍然存在着速度与质量不协调、规模与效益不协调等一系列发展困境。”[14]而且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条件和环境已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原先长期支撑中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的比较优势正逐步弱化，今后继续维持出口高增长、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高比例的传统方式已难以为继。这必然要求脱离出口驱动，转向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尤其是人口红利带来的积极作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流入城市、由农业部门流入非农部门，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但到了2012年，中国人口结构逼近了“刘易斯拐点”，中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从1982年的56727万人增至2012年的峰值92198万人后，劳动适龄人口增量由正转负，劳动适龄人口总量进入减少阶段，人口红利逐渐消失[16](见表3)。表3数据显示：一是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从2000年7.58‰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到2013年的4.92‰。2013年11月，国家实行单独二孩生育政策，201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略有回升。但未能彻底扭转，2015年又降至4.96‰。因此，国家在2015年底全面实施二孩政策，人口自然增长率虽又再度有所回升，但低孩次生育已成主流选择，而且我国人口出生率自2001年以后始终维持在13‰以下的低生育率，人口增长速度进入缓慢低增长期。二是中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按照联合国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7%，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成为老龄化社会。按此标准，中国在2000年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自此以后，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重持续上升，到2017年已经攀升至11.4%。三是中国的少年儿童抚养比总体呈下降趋势。2011年我国少年儿童抚养比下降到22.1%的谷底，2012年略有回升至22.2%，只比2011年上升了0.1百分点。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导致“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慢，资源重新配置的空间减小，资本报酬开始递减，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逐步消失，结果必然是潜在增长能力降低。”[17]因此，要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增长动力就必须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新时代的发展要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决定了中国经济要在继续保持一定增长速度的同时，还要发展得更加平衡更加充分。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人民生活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和即将实现的从温饱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已经不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追求和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13](P4)。但当前制约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主要因素就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主要是各区域、各领域、各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从区域看，中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差距比较大；城市和乡村、沿海和内地之间的差距也非常明显；同一区域的居民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在城市和农村都存在贫困人口和生活困难群众；从一些领域看，还存在着经济与社会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人与自然等发展不平衡问题。发展不充分，主要指一些地区、一些领域和一些方面还存在发展不足的问题，发展的任务仍然很重。此外，相对经济发展来说，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质量等都还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食品安全、网络安全等问题也使得社会安全成为人民关注的焦点。这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制约中国发展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问题，也是现阶段各种社会矛盾交织的主要根源。这些新的变化决定了经济发展要解决的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即要在继续保持一定增长速度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更加注重“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四、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发展理念发生了转变，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是贯彻落实党的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
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会发生变化，发展理念也会随之而变。改革开放40年来，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到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到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经济工作中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国共产党总是能够适时地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相应的发展理念，以引领和指导每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实践，从而极大地推动和实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跨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鲜明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总结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入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既是针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而提出的治本之策，也是针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而提出的战略指引。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就是创新。因此，要“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精神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18]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还对培育发展新动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持续健康发展必然要求区域、城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协调发展，才能真正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坚持协调发展，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增强发展协调性，必须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18]
只有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才能永续发展。“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新贡献。”[18]
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必须要走开放发展之路，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坚持开放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18]十八届五中全会要求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
实现全民共享建设发展成果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发展目的，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之途。“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18]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通过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实施脱贫攻坚工程，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就业创业，缩小收入差距，建立更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改革医药卫生体制等以全面保障人民能够享有各方面的建设成果。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是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相互联系的一个集合体，彼此不能替代。因此，要从整体上、从其内在联系中把握新发展理念，以引领和推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
五、中国经济发展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是遵循经济增长规律的必然要求，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在世界经济史上，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历史看，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换是符合追赶型经济体发展规律的。二战后，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出现过高速的经济增长，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无限期地维持高速经济增长。一般来说，经济发展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经济增长速度肯定是会逐渐下降。经济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速也相对较慢。如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步入高速发展阶段，然后都经历了经济增速的大幅度下降时期。1950～1972年，日本GDP年均增长为9.7%，1973年后出现了大幅下降；1961～1996年，韩国GDP年均增速为8.02%，1997年结束了高速增长[19](P52—53)。上述经济体在经历过高速增长阶段后，转入一个速度较低的经济增长时期。在面临经济增速下滑时，这些国家和地区适时地通过大力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先后成功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成为后发国家或地区赶超先进国家的范例。
中国与日本、韩国在地理位置上位于东亚地区，文化上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经济上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具有诸多相似之处。日本、韩国都是在高速增长难以维持时，选择了高质量的经济发展道路，成功地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并最终成为发达经济体。如今，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难以继续保持的情况下，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
表4中的数据显示，2003～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是以平均超过10%的增长速度实现超高速增长的，2012年是增长速度的拐点，2012年之后，直至2017年，增速维持在中高速，国内生产总值持续稳步增长。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换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的量变与质变的关系是：量变引起质变，质变又引起新的量变，新的量变发展到一定程度又引起新的质变。因此，要积极做好量的积累，为实现质变准备条件；在量变已经达到一定程度时，要果断抓住时机，促成质变，才能实现质的飞跃和发展。
1978～2012年，中国GDP总量由3679亿元上升至51.9万亿元。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阶段后，已经做好了量的积累，为实现中国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创造好了条件。2017年，中国GDP总量更是达到了82.7万亿元。在这个节点上，需要果断抓住时机，促成质变。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把握时机，提出五大发展新理念，推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正当其时，既遵循了经济发展规律，又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诸多不同于以往的新变化，比如经济发展方式发生改变、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增长动力持续转换等。这些新变化表明，中国经济在经历高速增长阶段后，经济发展开始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2012年以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开始在经济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创新投入上，中国对科技投入不断增加，成为世界研发经费投入大国。“2017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7606亿元，是1991年的123倍，年均增长20.3%。我国研发经费总量在2013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科技队伍发展壮大，研发人员总量跃居世界首位。2017年，按折合全时工作量计算的全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403.4万人年，比1991年增长5倍。按折合全时工作量标准，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在2013年超过美国，连续5年居世界首位。2017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138.2万件，连续7年居世界首位；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57.5%。”[10]此外，高能耗、高污染的状况也发生了积极变化，以废气中主要污染物的排放为例，从2012年到2016年，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118万吨大幅下降至1102.86万吨，氮氧化物排放量由2337.76万吨大幅下降至1394.31万吨，烟(粉)尘土排放量由1235.77万吨下降至1010.66万吨[20]。
当今世界，第三产业的兴旺与否是判断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优劣的一项重要指标。当前，中国第三产业比重不断提高，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占比在缩小，但“农业基础地位更加稳固，实现了由单一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向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的现代农业转变。工业结构不断向中高端水平迈进。”[10]这些趋势表明中国经济结构开始趋于优化，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不断增强。从2009年开始，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提高，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2017年，服务业比重提升至51.6%，比1978年提高27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8%，比1978年提高30.4个百分点[10]。虽然第二产业占我国国民经济比重有所下降，但第二产业产值并没有减少，由2012年的24.46万亿元上升至2017年的33.46万亿元[21]。此外，以制造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竞争力也不断提升，核电、高铁、光伏、移动通信设备等高科技产业发展迅猛。
2012年以后，在投资和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资本的边际效益下降的情况下，消费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凸显。2017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0.9%。“消费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压舱石’。”[10]2013～2017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56.2%，比资本形成总额高12.4个百分点[10]。
六、中国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现代化国家，一直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1894年11月，孙中山先生在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时首提“振兴中华”。自此之后，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此而前仆后继地英勇奋斗，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中国。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宣布，“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以邓小平理论引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确定了中国跨世纪的发展战略，并对21世纪的发展做了展望，到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要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以经济现代化为物质前提。因为经济现代化是核心和基础，决定着现代化过程的其他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经济总量上去了，世界影响力也大为增强。但是，中国经济现代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比较大。在进入21世纪之后，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差距在逐渐缩小。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在接下来的30年里，中国经济建设的主要精力就必须聚焦到基本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因此，2018年1月30日，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主持学习并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大意义、内涵特征以及怎样构建这一体系做出了重要指示，明确指出：首先，要深刻认识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性，“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要求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只有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更好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和赢得国际竞争主动，也才能为其他领域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我们要按照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如期实现。”[21]其次，“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主要由“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这七大体系组成；七大体系是统一整体，“要一体建设、一体推进”；建设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借鉴发达国家有益做法，更要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21]最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体要突出抓好以下工作：一是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二是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三是要积极推动和实施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四是要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五是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经济增长的核心是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而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面临的瓶颈正是经济质量和效益不理想，经济结构需要调整和优化。因此，建设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目标就是要从过去追求量的增长转向质量和效益的增长，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最终建设成为由七大体系组成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这就迫切需要以提高经济质量和优化经济结构为重点，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换经济增长动力。
第3篇：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
杨新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100836)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府在坚持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大方向上，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政策支持，进行了系统化的制度建设。归纳起来，有四个方面：规范政府行为，减少行政审批；深化税制改革，降低企业负担；坚持竞争中性，放宽市场准入；改革商事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应该明确，这些政策选择不是应对经济下行的短期策略，而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因此，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我们必须增加战略定力，维持政策的持续性与稳定性。
关键词：民营经济；政府职能转变；政策选择
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验表明，民营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最好的方式就是尊重市场规律，规范政府行为，降低企业负担，扩大民营企业的经营范围。从微观讲，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就是要给予民营经济更多的生存空间，而生存空间的扩展实际上就是要拓宽民营经济利润来源。我国的民营经济起初是在“大一统”的公有制经济边缘上发展起来的，典型的便是浙江发展模式，其利润来源于规模经济和“薄利多销”的策略。在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中，规模存在持续扩大的潜能，特别是嵌入到世界经济体系后，这一过程可以被进一步地延长。但是，这种依赖规模扩张的传统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特别是在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国民经济面临提质增效、全球经济依然复苏乏力、外部经贸环境恶化的大环境下，民营经济的发展正遭受来自国内外多方面的挑战。为此，民营经济转型发展急需政府为其提供相应的空间。党的十八以来，我国政府在坚持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大方向上，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政策支持，进行了系统化的制度建设：一方面，不断规范政府行为，减少政府审批内容，优化营商环境；另一方面，不断降低税费，减轻企业负担；此外，还强调和坚持竞争中性，取消进入壁垒，全面推进负面清单制度，等等。这些政府职能的转变，为民营经济发展转型发展、拓宽生存空间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和政策基础。
一、规范政府行为，减少行政审批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就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具有同样的地位，为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一步扫清了思想障碍。2016年两会期间，总书记在与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对话时，进一步回应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坚定了全社会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信心，指出“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任何想把公有制经济否定掉或者想把非公有制经济否定掉的观点，都是不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不符合我国改革发展要求的，因此也都是错误的”。党的十九大将“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成为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一项大政方针。2018年11月1日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总书记再次肯定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指出民营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历史定位，即“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也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1]。
“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1]，因此，在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型的过程中，对待民营企业要像对待国有企业一样，要坚持“放、管、服”相结合，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中央政府不断简化各项审批职能。2013—2016年共取消审批事项1138项，取消职业资格许可492项(如下图1所示)[2]。2018年全面实施负面清单。取消和简化审批使民营经济免受不必要的政府干扰，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市场不加管理，相反，是要通过构建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市场监管机制强化监管。2017年，国务院推出《“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相关部门在执行过程中坚持“宽进”与“严管”并重，有效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据统计，全国24%的地市、70%的区县完成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对垄断与不正当竞争、传销、网络市场、广告等加强了监管与打击。2013—2017年，工商系统共查处经济违法案件427.2万件。据统计2013—2017年，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削减44%，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中央政府层面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减少90%，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压减74%，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大幅减少。中央政府定价项目缩减80%，地方政府定价项目缩减50%以上。全面改革工商登记、注册资本等商事制度，企业开办时间缩短1/3以上[3]。
当前，困扰民营经济，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的主要是融资问题。根据《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变革与金融科技前沿发展》的研究，截至2017年末，国内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0.74万亿元，仅占银行贷款总余额的24.67%，中小微企业正规部门融资缺口接近14万亿元，融资缺口率达43%，占GDP比重17%。此外，中国受融资约束的中小微企业总数达2300多万，微型和中小企业中受融资约束的比例分别为41%和42%。2015年以后，历年工作报告都把缓解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列入其中，并出台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支持政策。如2018年先后4次定向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以缓解民营和小微企业资金紧张状况，并要求国有大型商业银行2019年对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除了上述差别化降准和差异化政策外，政府还通过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向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或担保，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扩大知识产权、股权、应收账款等质押贷款业务规模，拓宽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推出供应链票据和定向可转换票据等适合中小企业使用的融资工具；加强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征集、信用评级和应用机制，(1)多渠道为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提供了便利。
二、深化税制改革，降低企业负担
如果说减少行政审批和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经营的机会成本，这一点在景气周期中尤显重要，那么在经济不景气的当下，减税给企业带来的则是实实在在的利润，对于企业渡过短期的外部环境恶化、迎接新的景气周期就显得更为重要。2000年以来，以OECD国家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纷纷通过降低税率吸引投资、提振经济，这种税收竞争已经为相关研究所证实[4]。与此不同，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虽然也在不断进行税制改革，但这种改革并不是着眼于全球性税收竞争，而是针对国内税制繁杂、税率较高、非税收费较多展开的。这些改革不是为了应对景气周期而作出的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调整，而是资源配置方式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型的结果。具体来讲，就是以“公共财政体制”匹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现代财政制度”匹配“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5]。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适应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逐渐取消了歧视性税收政策，税制改革沿着三个方向深化：其一，继续完善旨在减轻中小企业负担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和普遍性降费，降低中小企业的总体税负；其二，优化税收结构，营改增改革从试点扩容，到2017年已经在全国全面推开，同时间接税向直接税转型不断推进；其三，进一步推进税率下调与税制简化。在结构性减税上，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2017年将小微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50%提高到75%；2019年进一步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售额3万元提高到10万元。在降低税率方面，2018年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税率降至9%。据统计，2013—2017年通过分步骤全面推开营改增累计减税超过2万亿元，加上采取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清理各种收费等措施，共减轻市场主体负担3万多亿元；2018年为企业和个人减税降费约1.3万亿元[6]。
从表1可以更直观地看出本轮税制改革的成效。从税收结构上看，营改增的效果明显，增值税在税收中的比重越来越高，营业税在2017年彻底退出历史，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总体稳定；从减税效果看，税收收入增长下降明显，企业所得税增长在波动中下降，个人所得税增长明显。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及以后税收增长总体上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但2017年税收增长重新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另外，企业所得税增长率波动较大，个人所得税增长率还在持续上升。这说明，我国总体上税负依然较高。这里显然存在一个悖论，即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过程中，税率整体下降的情况下，为什么企业和个人所得税还能较快增长？实际上，税收增长取决于税率、税基、税档和征缴力度等多因素影响。本轮税改主要集中在税率下调、税基缩小、税档减少等这些显性的制度性安排，但在总体税收收入不降低的大框架下，征缴力度一定会上升。而且，公开、透明、规范、非歧视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因此，税改的结果一定是更加规范的税制体系和征收过程。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显性的制度安排降低，但税收增长依然较快，这正是财税部门规范征缴、压缩灵活操作空间的结果。当然，这一过程可能会伴随着短期的企业实际税负不降反升的现象，但从长期看，企业税负将持续下降。就个人所得税的快速增长来讲，主要是由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还处于高位，特别是近年来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率快于中低收入阶层，而高收入阶层属于累进税制，因此，个人所得税依然保持着快速增长的势头。由此可见，当前阶段要真正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就需要在规范征缴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税率、缩减税基以保证企业真正享受到减税带来的实惠。就个人所得税来讲，则要进一步依据收入分布特征，减少档位，拉大累进税率，以减免中低收入阶层税率，对高收入阶层继续实行高额累进税率，从而解决个人所得税逆向调节收入分配、拉大收入差距的问题。
三、坚持竞争中性，放宽市场准入
所谓“负面清单管理”原是指政府出于经济安全、行业保护等明确划定一些经济领域不对外资开放，而除了已经划定的领域外的其他行业、领域和经济活动都许可。而凡是与外资的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或业绩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的管理措施均以清单方式列明。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内外资二分法不同，我国经济成分划分更加多样化，(2)而政府对不同所有制经济的政策也是不同的。从管理角度看，我国长期实行市场准入的分类管理，特别是对外商投资和国内民营资本投资长期区别对待、分类引导。其中，对于外资企业投资，长期适用的是《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下简称《目录》)，该《目录》由三部分组成，即《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限制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禁止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实际上，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三个子目录中限制性和禁止类目录的相关条款在不断减少。比如，2015年版《目录》中有93条限制性措施(鼓励类有股比、高管要求条目19条，限制类条目38条，禁止类条目36条)，到2017年版《目录》只保留了63条(限制类条目35条、禁止类条目28条)，减少了30条。
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200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其中，第一至第八条放宽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条件，允许民营经济进入垄断、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服务业、国防科技工业建设等行业和领域；民营资本还可以参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重组，参与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等国有重点区域发展政策。此外，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民营经济也同样享有，同时还放宽了民营经济进入相关行业和领域的股权比例限制等条件。虽然，这些政策体现了平等准入、公平待遇的原则，但据调查显示，全社会80个行业中，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个，而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的则只有41个。为了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引导民间资本投资，2010年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新非公经济36条”。“新非公经济36条”侧重破除阻碍民营资本投资的制度性和体制性以及来自原有利益相关主体的障碍、壁垒，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服务等领域。除了对于民营经济进入相关领域给出了更为明确、细致便于操作的细则外，更重要的是对民营经济或民营资本在政府投资范围设定、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以及社会事业改革中的角色和作用给出了明确界定，对政府和国有企业对民营经济的态度进行了规定，为民营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由上可知，无论是外资《目录》，还是“新非公经济36条”，虽然都旨在规范设置投资准入门槛，创造公平竞争、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但这种“条块管理”的模式依然没有摆脱区别对待、分类管理的隐性歧视特征，与市场经济体制内在要求的非歧视原则相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积极尝试变革现有管理体制，2013年在上海自贸区开始试点负面清单，2015年将负面清单引入市场准入管理并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2016年印发《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并在天津、上海、福建、广东四个省、市试点，2018年《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版)正式发布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比较两版负面清单可以发现，无论是大类划分还是细项划分都有差异，且数量大量减少。具体看，2016版负面清单分为禁止准入类和限制准入类两类，而2018版负面清单则分为禁止准入类和许可准入类；就细项看，2016版禁止和限制两类共328条(其中，禁止准入类有17大类96小类，限制准入类22大类232小类)，而2018版禁止和许可两类共151项，(其中，禁止准入类有4项，限制准入类21大类147项)。
应该说，将负面清单从外商投资领域应用到市场准入是一项创新性制度安排，即国务院以清单方式明确列出在我国境内禁止和许可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级政府依法采取相应管理措施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是我国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重大举措，其重大意义在于用公开、透明、非歧视的原则对政府行为进行规范，对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给予最大范围的拓展。首先，负面清单规范了政府的行为和作用空间。各级政府必须依据负面清单审批市场主体投资经营是否是清单上的行业、领域和业务，不得在清单外进行操作，这实际上是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限定在了清单之上，大大降低了政府对市场不当干预的可能。其次，负面清单体现了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公平和非歧视原则。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只限定投资和经营领域，不对市场主体的性质作出限定，这实际上体现了市场经济非歧视原则，即突破了对不同性质(所有制)市场主体分类监管的歧视性管理措施，使各类市场主体能够在相同的规则下公平竞争。再次，市场准入负面清单降低了政府和市场主体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全面实施，明确了政府审批的事项，同时，原有的相关管理条例(3)都需要与负面清单对接，从而简化市场主体的搜寻成本。最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拓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为非公有制经济赢得了与公有制经济同等的竞争环境。列入2018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细项只有151个细项，比2016年试点版减少了177项，大大拓展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
四、改革商事制度，优化营商环境
2018年世界银行给出的营商便利度排名中，中国由上一年度的78名上升到46名，而之前的大部分时间中国在此排名中都在90名左右，如果参考参与这项排名的经济体数量的话，实际上中国的营商环境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世界中等水平，2016年和2017年接近前2/5，而2018年一跃跻身于前1/4(见表2)。营商环境排名的这种大幅度跃升，无疑是对我国近年来商事制度改革成果的肯定，也必然会激励市场主体，活跃经济活动。据统计，2014—2018年新增市场主体连续5年增长幅度在两位数以上，全国的市场主体达到了1.1亿户。2018年我国新增市场主体2100万，比2017年增长11%，平均每天新增企业1.84万户，而其中80%是服务业，特别是科研企业、互联网企业等等新业态，90%以上都是民营企业。大量新企业的产生，对于推动我们稳就业、促税收、新旧动能转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7]。
探索营商环境改善的原因，就必须了解中国营商环境为什么一直处于中等水平。以世界银行2014年营商环境报告(4)为例，当时在我国新开办企业需要审批的有13个环节，33天才能完成；而全球平均只有7个环节，25天就可以完成，开办费用是人均年收入的32%；最快的是新西兰，只需要一项手续、半天时间，并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此外，在2014年分项排名中，开办企业排名第158位，获取电力供应排名第119位，缴纳税款排名第120位，投资者保护排在第98位。由此可见，审批环节多、时间长，开办费用较高，产权保护不足，资源、能源供给效率低等是主要原因。而要改善营商环境就必须通过审批制度改革，降低开办企业难度；通过财税体制改革，降低企业税赋负担；通过完善发展建设，加强对投资者财产权利保护，提高投资者长期投资信心；通过资源、能源供给体制改革，提高能源供给效率。
针对上述瓶颈问题，党的十八大以后，商事制度在放宽准入、加强监管和优化服务上加速改革。2013年2月28日，十八届二中全会决定改革工商登记制度，放宽工商登记条件，加强对市场主体、市场活动监督管理；10月25日，国务院审议通过了《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确立了商事制度改革总体设计；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12月28日，十二届人大六次会议审议修改了《公司法》，明确将公司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取消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制度，为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提供了法治保障；2014年2月19日，国务院决定修改《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等8部行政法规、废止2部行政法规，确保改革依法推进；3月1日，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启动，正式拉开了改革的序幕[8]。
从2014年开始到2017年，在放宽准入、强化监管和优化服务(“放管服”)上一系列改革紧锣密鼓地铺开。在放宽准入方面，最主要的改革就是前文论述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市场准入改革相配套的一系列企业登记注销手续得以简化，具体包括：工商注册便利化改革，改革了开办企业的注册资本、住所、名称、营业执照等；证照合一改革，从“三证合一、一照一码”到“五证合一、一照一码”再到“多证合一、一照一码”。在强化监管改革方面，与放宽准入相匹配的是原来的事前审批大部分转向事中事后监管，据统计工商登记前置审批的全部226项事项中的87%先后改为后置或取消。经过改革，目前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新型监管机制已经形成，具体包括：第一，建立企业信息公示制度，出台《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实现从年检到年报的转变；第二，在监管过程中全面推行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制度；第三，建成“全国一张网”，即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线运行；第四，由国家工商总局协调37个中央部门达成信息共享和协同监管的共识。在优化服务上，改革主要围绕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维护平等准入、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和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竞争政策引导企业发展等。
改革取得了显著效果，准入方面的环节从7个变成4个，产品准入的许可由38类降到了24类，许可时间由60天降到9天，29个省实现无纸全程电子化登记，部分省市开办企业时间降至8.5个工作日以内。此外，商标审查周期从《商标法》规定的9个月压缩到6个月，对于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观察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可知，排名大幅度提升的原因在于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获得电力、登记财产、投资者保护以及跨境贸易等多项指标得分有较大提升(见表3)。
五、结语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离不开各种各样的市场参与者，包括政府、企业、个人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这些参与者的行为边界。哪些归于市场决定，哪些归于政府管理，哪些归于社会中介组织协调，等等，这些都需要一整套基本稳定的制度来约束与维护。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一套简单、透明、公平的市场经济规则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政府权力已经被关进了制度的笼子，市场主体的活力不断被释放出来，改革的红利也已经逐渐显现，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基础上作出了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在破除困扰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思想枷锁，构建公平竞争的环境、政策上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我国的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并得到外界的认可。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营商环境国际排名中我国的名次大幅上升标志着市场经济逐渐成熟，但这种成熟在短期内可能并不能转化成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相反，还有可能拖累经济增长。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悖论，主要是因为下述三点原因。
第一，政府行为受到约束，作用空间受到挤压。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赋予了地方政府过多的自主裁量权，比如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地方政府在税收优惠、土地出让和劳动环境等方面有较大的空间，但随着制度的完善，政府这种深度参与经济活动的空间无疑会越来越小。显然，从短期经济效果看政府主动参与经济比创造优良的市场环境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要大，因此，随着政府逐渐退出，市场逐渐进入并发挥引导性作用之间有一个时滞效应，而这段空白期会使经济出现短暂的停顿。
第二，对企业的隐性优惠减少，显性制度红利显现还需要时间。如前所述，政府自由裁量权的减少意味着对于企业的隐性优惠政策会减少，隐性优惠的减少在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以及融资成本都呈上升的趋势下，会进一步挤压一些企业的利润空间。尽管有普遍性降税降费的政策红利，但如前所述在税收压力驱动下财税部门会加大征收力度，因此，总的来看，景气周期中的微利企业的生存空间会受到挤压甚至退出，从而实现资源的再配置和经济升级。而微利企业退出与高利企业进入也会存在一个周期性时滞，同样会导致经济向下波动。
第三，中国经济内在要求与外部环境冲击的背离使转型难度加大。市场经济内在要求中国经济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并用一套显性制度来替代长期以来的隐性制度。显性制度在对接国际规则吸引外资过程中更具优势，但受外部环境恶化的影响，这种优势明显被弱化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在波动中运行，时至今日仍然没能回到景气周期的正常轨道，导致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国相继实施了税收竞争策略以吸引外资，一个必然的结果是中国引进外资的难度会加大。外部环境恶化与内部经济规律要求的双重作用无疑也会削弱改革的政策效应。
由此可见，要顺利兑现改革红利，必须明确本轮深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而不是应对经济下行的短期策略，因此，必须增加战略定力，维持政策的稳定性，引导预期在合理区间。当然，在此过程中要注意把握政策节奏，注意退出过快、进入过慢形成的政策真空期。同时，要关注企业显性制度成本下降与隐性制度成本上升的矛盾，关注显性税率降低与隐性征缴力度上升的悖论，关注显性制度环境优化与隐性监管力度加强的配合，使经济在合理的区间内波动，进而完成制度成熟化的内在要求。
第4篇：不确定性、信用利差与宏观经济
张鑫(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基于公司层面的经验数据，将发行债券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波动信息与债券价格波动信息分别作为经济不确定性与信用利差的表征变量，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经济不确定性对信用利差及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不确定性提高，导致企业资产负债表恶化，融资能力受限，信用利差上升。研究发现：企业资产的波动性及非流动性，通过企业违约率的提高及资产质押率的降低，显著影响了企业的债务融资能力；与股票市场相同，基于债券市场的价格信号，对宏观经济也具备较强的预测作用。研究结果说明，除了实物期权效应和观望效应，金融摩擦也是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作用机制。
关键词：不确定性；信用利差；企业投资；宏观经济
一、引言和文献回顾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态势分化，发达经济体呈现温和增长，新兴经济体增长动能减弱。全球经济面临流动性收缩、贸易争端和新兴经济体金融动荡等多重考验，经济不确定性加大。近年来，关于经济不确定性影响金融市场、经济波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不断增多。早期研究将实物期权作为不确定性向实体经济的传递渠道。Bernanke说明了在不可撤销投资中，不确定性在实物期权渠道中的作用；在高度不确定性环境中，实物期权价值提高，企业将会推迟存在沉没成本的不可撤销投资，实体经济投资率下降[1]。Bloom发现不确定性使生产者投资和雇佣决策出现观望效应，高不确定性促使产出快速下降、反弹和超调，加大了产出的波动[2]。
金融摩擦作为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的传导机制，在近年理论和实证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Gilchrist和Zakrajšek基于股票收益率预测残差标准差度量不确定性，发现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决策，但当同时考虑不确定性和信用利差时，不确定性不再是企业投资决策的显著影响因素；同时，独立于不确定性水平，信用利差对企业投资一直存在较强的影响[3]。研究表明，不确定性是通过信用利差渠道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金融摩擦才是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的主要作用机制，这对不确定性的实物期权效应和观望效应等理论提出了挑战。
作为金融摩擦的表征变量之一，基于信息不对称的信用利差波动，成为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金融摩擦作用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首先，不确定性影响信用利差。不确定性引致企业经营风险，在非完全竞争条件下，企业违约的概率升高，融资成本上升，信用利差扩大。在资金供给端，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金融机构等市场主体风险偏好变化、资产价格波动，引致信用利差波动。其次，金融摩擦条件下，信用利差波动反映金融机构信贷供给的变化，对宏观经济具有较强的预测作用。Mian等研究发现，家庭债务长时间的大幅度增长往往与抵押贷款和无风险利率之间的信用利差相关度较低，信贷供给驱动的家庭债务增长带来宏观经济衰退[4]。
国内相关文献中，梁权熙等利用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度量宏观经济景气领先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增加值增长率3个指标的条件方差，作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度量指标，考察不同融资约束条件下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5]。王义中和宋敏通过利用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度量中国季度实际GDP变化率的条件方差，作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度量指标，研究不确定性通过企业资金需求渠道影响投资决策的作用机制[6]。上述文献利用各自不同的不确定性度量指标，探索了不确定性对我国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但基于信用利差角度研究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和实体经济的影响的文献相对缺乏。同时，多数文献基于宏观数据，少数文献基于上市公司季度披露数据，数据频度较低。本文基于公司层面的经验数据，将发行债券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波动信息与债券价格波动信息分别作为经济不确定性与信用利差的表征变量，研究经济不确定性对信用利差及宏观经济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经济不确定性影响信用利差
Bloom研究发现，不确定性提高了破产损失和信用风险溢价，信用利差提高，债务融资成本上升[2]。Christiano等利用委托代理理论解释不确定性引起的金融摩擦影响信用利差，由于债务存在违约风险，企业资产波动利于股东但有损于债券投资者，因此当企业面临不确定性时，债券价格下降，信用利差提高以补偿债券投资者面临的风险溢价[7]。Gilchrist和Zakrajšek利用资本的流动性价值冲击解释不确定性对信用利差的影响。当企业流动性价值受到逆向冲击，资产负债表恶化，资本资产抵押价值降低，企业负债融资能力削弱，企业转向内部融资，风险溢价上升[3]。Caldara和Herbst认为，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信用利差具有直接和显著的影响，成为导致美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8]。由此提出假设1：
假设1：经济不确定性提高，导致企业资产负债表恶化，融资能力受限，信用利差上升。
(二)经济不确定性、信用利差影响企业投资
Tobin定义Q为企业市场价值相对重置价值的比值，当Q值大于1时，企业扩大投资[9]。Q理论将资产价格与企业投资联系起来。根据经典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资产价格由资产未来现金流与折现因子决定。折现因子包括无风险收益率与风险溢价，风险溢价反映了金融市场信用利差。因此，部分学者将研究重心转向信用利差对企业投资的作用机制。其中，有学者从经济波动中“金融加速器”的角度分析，强调非金融企业部门的信贷抵押品在危机中价格波动的迭代影响：生产函数负的冲击削弱了企业现金流和资产负债表，提高了企业外部融资难度和信用风险溢价，信用利差提高，企业降低资本支出、减少投资，从而进一步弱化企业资产负债表，形成恶性循环。“金融加速器”理论是从借贷者的资产负债表变化角度，考察影响企业外部融资的机制。
金融危机后，信用利差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开始重视有关金融摩擦这一方向。金融摩擦强调通过融资供给方面影响信用利差。融资供给影响信用利差主要有3条渠道：银行信贷渠道、银行资本和杠杆渠道、流动性渠道。对于信贷渠道，银行提供期限转换和流动性支持的职能，货币政策、监管政策变化，技术或偏好冲击，均能影响银行的信贷供给，从而通过影响企业资金的可获得性影响企业资本积累；对于银行资本和杠杆渠道、流动性渠道，He和Krishnamurthy指出，当金融机构资本受限，或者金融市场资金流动性和风险偏好波动，均会带来资产价格波动，信用利差上升[10]。可见，这3条渠道均可以通过企业融资可获得性影响企业投资决策。
因此，如果假设1成立，经济不确定性引起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等金融摩擦，金融市场不稳定进一步通过“金融加速器”和金融摩擦作用机制影响企业融资需求和供给，间接通过影响金融市场信用利差，降低企业投资。由此提出假设2：
假设2：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等金融摩擦，经济不确定性上升，金融市场信用利差提升，从而导致企业投资降低。
(三)不确定性与信用利差对宏观经济的预测作用
Tobin提出Q理论后，有学者开始质疑通过股票市场构建Q值的有效性。如，Philippon提出通过债券市场价格来度量Q值，其有效性优于传统的股票市值方法。并且进一步发现通过债券市场计算的Q值为公司债与国债信用利差的函数，系数取决于风险中性违约率，从而通过这种方法建立了信用利差和投资的关系[11]。Gilchrist和Zakrajšek也发现基于债券合同的内在不对称性，公司债券价格相较股票价格更能反映宏观经济的下行风险。由于信用风险存在左尾风险，在实际经济周期研究框架中，极端风险概率的提升能引起投资的大幅下滑，风险溢价和资本成本显著提升[12]。由此提出假设3：
假设3：相较股票市场，基于债券市场的价格信号，对宏观经济也具备较强的预测作用。
同时，如果假设1和2成立，金融摩擦通过影响信贷供给放大了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冲击。资本使用成本的上升导致企业削减资本支出，从而成为不确定性影响经济产出重要的数量渠道[12]。由此，假设1和2成为假设3的传递机制之一。
三、数据和变量
(一)样本债券的选择
本文债券样本选择须满足以下条件：(1)属于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的中期票据和沪深交易所交易的公司债券；(2)发债主体为上市公司；(3)浮动利率债券无法计算信用利差，选取固定利息债券，计息方式为单利，每年付息1次；(4)赎回条款影响信用利差且方向不确定，剔除可赎回债券；(5)抵押和担保债券不能准确反映发行主体的信用信息，剔除有资产抵押或担保的债券；(6)为避免债券剩余期限较短受流动性等因素影响，选取截至2017年底剩余期限大于1年的债券。经筛选，本文选取债券发行期为截至2014年底，在2015年初至2017年底区间交易的中期票据和公司债样本，共53只债券，732个交易日、38796个债券到期收益率数据。其中，53只债券共对应41家上市公司发行主体，债券到期收益率为中债估值收益率，数据来源于万德数据库。
(二)信用利差的度量
债券信用利差一般用债券到期收益率减去相同期限的无风险收益率表示。国内研究多用国债收益率代表无风险收益率，但考虑到我国公司债按20%缴纳利息税，国债免税，为剔除税收对信用利差的影响，本文无风险收益率采用国开债收益率数据。Kwan以到期日为基准，通过计算与公司债最接近的前后两只国债的插值，使插值国债与公司债到期日相同[13]。冯宗宪等也采用插值法构造相同期限的国债[14]。但公司债到期日匹配并不等于现金流匹配，更精确的匹配应以债券久期为标准而非到期日[15]。因此，本文利用与样本公司债券久期匹配的国开债插值匹配方法来计算样本债券的信用利差面板数据：CSitd[k]。其中，k为对应样本债券，i为样本债券对应发行主体上市公司，td以月为频度，d为每个月度内的交易日。同时，借鉴Gilchrist等的做法将信用利差面板数据按月内交易日d和债券k取算术平均，得到信用利差月度时间序列(GZcreditspread)。
width=158，height=35，dpi=110
(1)
图1为不同方法度量的信用利差比较，可以看出，2016年10月份之前，GZ信用利差走势和期限利差走势相仿①；2016年10月份之后，GZ信用利差与票据国债信用利差、同期限不同评级公司债利差走势相近，相关系数分别高达0.75、0.52，期限利差与信用利差走势相悖，相关系数为-0.68。究其原因，2016年下半年之前，我国债券市场普遍存在刚性兑付的问题，债券信用利差并不能完全反映企业的信用风险，受流动性影响较大，故而与期限利差相关性较高；2016年下半年开始，金融去杠杆成为监管部门的重点任务之一。在此期间，债券信用利差不断扩大，更加真实反映企业信用风险。可见，GZ信用利差较为准确地刻画了信用利差主导影响因子的变化。
(三)不确定性的度量
对于不确定性，国内文献多采用宏观经济增长率的移动标准差或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来度量，如韩国高和胡文明[16]。但是，经济增长数据属于低频数据，敏感性不高，而金融市场中，股票市场具备高流动性和高敏感性的特性。Bloom证实时间序列上的股票波动率指数与各种形式的截面离差测度的不确定性高度相关，股票市场能较好测度不确定性[2]。Gilchrist等利用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加总动量因子的四因子模型，预测股票超额收益，然后利用回归得到的残差标准差来测度不确定性[3]。这种利用基于股票市场的经典资产定价模型来度量不确定性的方法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不确定性波动的外生性，优于其他与经济周期波动具有内在关联性的方法。本文将借鉴此度量方法。
赵胜民等研究发现，与美国股市的经验相反，三因子模型相较增加了赢利能力和投资水平因子的五因子模型，更适合我国。我国股市市值效应和价值效应明显，而赢利能力和投资水平两因子解释组合超额回报并不明显[17]。因此，本文利用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回归得到的残差标准差来度量不确定性。选取沪深300为市场组合并采用2*3分组法分组：将沪深300指数对应上市公司按市值大小平均分成2组，小市值组S和大市值组B；按账面市值比大小以30%、40%、30%的比例分为3组，高账面市值比H、中账面市值比M和低账面市值比L；并且每年按最新数据更新分组。计算市值因子SMB=[(SH+SM+SL)-(BH-BM+BL)]/3和价值因子HML=[(SH+BH)-(SL+BL)]/2，并做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回归：
ri-rf=αi+βi，1(rm-rf)+βi，2SMB+βi，3HML+μitd
(2)
式(2)中，ri为样本债券对应的41家上市公司日涨跌幅，rf为无风险收益率，rm为沪深300日涨跌幅。由于上市公司按季度披露财务数据，因此对回归残差width=23，height=23，dpi=110求季度的标准差：
width=193，height=41，dpi=110
四、不确定性和信用利差的关系
Merton认为公司债为看跌期权空头和无风险债券的组合，其信用风险取决于公司资产价值波动率和杠杆率[18]。然而实证研究发现，债券违约损失仅能解释信用利差的一部分。随后学者将公司债超额收益影响因子扩展到税收、流动性风险、跳跃风险、市场系统性风险。本文借鉴经典债券定价模型的做法，控制变量加入了发行主体上市公司层面的变量firm和债券层面变量bond。上市公司层面变量包括：上市公司股票市场表现季度涨跌幅(return)、上市公司总资产(ass)、收入增长率(income)、总资产收益率(roa)和杠杆变量资产负债率(lev)；债券层面变量包括：债券剩余期限(resisual)、债券久期(duration)、债券发行规模(bondsize)、债券票面利率(bondrate)和债券期限(bondterm)。另外，由于我国债券市场刚性兑付的现象，信用利差受期限利差影响较大，因此加入收益率曲线的斜率期限利差变量term，同时控制了个体变量ρi。回归方程如下：
CSit[k]=α+β1uncit[k]+β2termit[k]+β3firmit[k]+β4bondit[k]+ρi+εit[k]
(4)
式(4)中，k为样本债券，i为样本债券对应上市公司，t为季度数据。信用利差、不确定性、总资产、债券发行规模、票面利率、债券期限、剩余期限、久期、期限利差变量取对数形式。为防止虚假回归，本文对相关变量采用不同单位根检验的Fisher.ADF检验和相同单位根检验的LLC检验，发现各变量均平稳。在此条件下，对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由表1的回归结果可知，信用利差对不确定性的弹性系数在0.09～0.13区间内，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经济不确定性程度越高，信用利差越大，有效支持了假设1。同时，作为控制变量的随时间变化的宏观因素，收益率曲线的斜率期限利差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期限利差越大，信用利差越小。这可能是因为我国信用利差同时受市场流动性水平的影响较大，当市场流动性水平较高时，期限利差扩大是因为市场短端利率变低，债券市场资金供给较多，金融机构市场风险偏好较高，从而信用利差变低。当控制了上市公司层面和剩余期限、债券久期变量后，我们发现上市公司收入增长率和总资产收益率弹性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但系数绝对值较小。同时，信用利差对上市公司杠杆率的弹性系数并不显著。这可能与我国债券市场一直存在的刚性兑付有关，信用利差对上市公司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敏感性钝化。相反，在完全控制债券层面变量后，债券期限、剩余期限、票面利率的显著性水平表现较好，说明债券市场的流动性指标对债券信用利差具备较好的解释力。在三个回归模型下，信用利差对不确定性的弹性系数一直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回归结果具有稳定性。
五、不确定性、信用利差和宏观经济的关系
(一)不确定性、信用利差与企业投资的关系
经济运行过程中，经济不确定性对信用利差产生影响，那么企业投资对不确定性与信用利差敏感吗？借鉴王义中等、倪婷婷和王跃堂等文献中有关企业投资的实证研究[19][20]，建立如下模型：
式(5)中，inv为样本债券对应的上市公司投资变量面板数据，用上市公司季度财务报表中投资活动现金流出表征，并用总资产标准化；unc为经济不确定性面板数据；cs为信用利差面板数据；unccs为不确定性和信用利差的交叉项。控制变量(control)方面，选取上市公司总资产(ass)、托宾Q值、固定资产周转率(fixed)、资产负债率(lev)、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比营业收入(cashflow)、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income)、企业管理费用比营业收入(mangement)等变量，以及控制了个体变量ρi和时间变量ωt。同时，为控制内生性影响及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回归过程中加入了因变量投资(inv)的滞后项作为比较分析。
数据源自万德数据库。其中，总资产、托宾q值、资产负债率、管理费用变量取对数值。为防止虚假回归，本文对相应变量采用不同单位根检验的Fisher.ADF检验和相同单位根检验的LLC检验，发现各变量均平稳的条件下，对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由模型1的结果可知，不确定性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即当经济不确定性增大，企业减少投资支出。同时，托宾Q值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资本市场溢价对企业投资具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企业杠杆资产负债率、管理费用支出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企业流动性约束，以及财务和管理费用等成本支出，对企业投资的负面效应较为显著。
模型2中加入信用利差、不确定性和信用利差的交叉项后，不确定性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水平降低。相反，信用利差、不确定性和信用利差的交叉项回归系数较为显著。可见，信用利差为经济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决策施加影响的传递机制。另外，在模型3的动态面板回归中，本文采用了广义矩估计法进行估计，实证结果仍然证实不确定性、信用利差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总体来看，经济不确定性越高，金融市场信用利差提升，带来企业投资降低。研究假设2得到验证。
(二)不确定性、信用利差对宏观经济的预测作用
为评估宏观层面上，信用利差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本节引入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单变量预测回归方程：
式(6)中，h≥0为预测期数，c为依据数据频度而定的度量常数⑤。term变量为期限利差，代表利率期限结构的斜率因子，用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减3个月期国债到期收益率表示；rf变量为实际利率，用1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表示；CS为信用利差，分别选取GZ信用利差、CP-Bill信用利差代入预测方程进行比较分析。样本区间为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数据频度为月，数据来源于万德数据库。宏观变量Y取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预测期数为3个月。
由表3中模型(1)的结果可知，信用利差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但系数为正。究其原因，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我国2015年股票市场的牛市环境所致。Bloom论述了不确定性的“增长期权”效应，即如果不确定性提高了产出的潜在收益规模，则不确定性可能会鼓励企业投资[2]。例如，美国科技股泡沫时期不确定性的“增长期权”效应。企业成立网站最差的后果是网站建设成本损失，但是如果最终成功，则获利颇丰。由于建设网站需要时间，则可以看作为投资一个关于互联网成功的“看涨期权”。
我国2015年股票市场处于牛市环境，其中，创业板指数在上半年和下半年均有较高的涨幅。基于“增长期权”效应的假设，不确定性是有可能促进企业投资的。相反，我国2016年下半年启动金融去杠杆，股市波动性减弱，金融市场收紧、信用利差扩大，为本文研究提供了较好的“自然实验”场景。表3中的模型(2)为金融去杠杆区间(2016年12月至2017年12月)内的预测方程回归结果。结果证实，信用利差的回归系数变为1%水平上显著为负，与假说3相符。模型5作为比较分析，由票据国债利差作为GZ信用利差的替代变量，回归结果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结果是稳健的。同时，根据模型3和4的回归结果，在同时引入信用利差后，不确定性回归系数不再显著。相反，信用利差的回归系数则较为显著。本回归结果在宏观层面上验证了假设2。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公司层面的经验数据，研究经济不确定性对信用利差及宏观经济的影响，实证研究后发现，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同时，由于金融市场参与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等非完美市场因素，由信用利差表征的金融摩擦，成为经济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等宏观经济变量影响的重要作用机制。这说明，同于股票市场，基于债券市场的价格信号，对宏观经济也具备较强的预测作用。基于发行债券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波动信息的不确定性变量，通过信用利差因素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作用显著为负，说明企业资本资产的波动性及非流动性，通过企业违约成本率的提高及资产质押率的降低，显著影响了企业的债券融资能力。最后，本文研究结果说明，除了实物期权效应和观望效应，金融摩擦也是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作用机制。
本文的政策建议有：第一，本文发现基于股票价格波动信息的不确定性变量与基于债券市场的信用利差变量对宏观经济具备较好的信号作用，充分说明资本市场关联度高、对市场预期影响较大，资本市场对稳经济、稳金融、稳预期发挥着关键作用，建议主管部门加强资本市场基本制度建设，完善资本市场法律体系，确保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第二，我国股票市场运行长期体现“牛短熊长”的趋势性特征，波动性大，降低了企业投资决策效率。建议主管部门提高政策制定的连贯性与透明度，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干预及政策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为企业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同时，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金融摩擦。第三，我国债券市场长期存在刚性兑付，债券定价未能充分体现企业的违约风险，债券市场不能确定合理的风险溢价水平，不能有效发挥资产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建议政府部门从债券市场长期稳定、健康的角度出发，减少对企业债券违约的风险兜底及隐形担保，以更市场化的方式维护债券市场投融资主体行为准则，允许市场建立出清机制，形成优胜劣汰、风险收益匹配的有效机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